三是万隆会议。在亚非国家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大背景下，1955年4月由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联合发起，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这次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它代表着国际舞台上一种新兴力量的崛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各国代表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阴谋破坏及与会各方的矛盾分歧等复杂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抛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又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其中，中国媒体对会议的国际报道功不可没。在这次会议上，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对外报刊在内的中国记者团，根据中国的原则，积极配合，大力报道，充分反映了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会议期间，中国的各对外传播媒体向国外陆续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组临时增加了对东南亚和西南亚的广播，并邀请宋庆龄副委员长撰写了《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前途》的文章，邀请贸易部原副部长孔原撰写《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关系》，邀请著名国际记者爱波因斯坦撰写《亚洲国家在民族独立道路上前进》等文章。对外英文刊物《中国人民》派出记者张彦跟踪大会报道，与李慎之合作写了《亚非会议日记》系列报道，较系统地介绍大会进程及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活动，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二、中国国际传播的徘徊期（1966～1978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经历了罕见的浩劫，这期间对外传播事业也未能幸免。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正确的对外传播思想和方针被批判和否定，代以极“左”思潮；对外传播事业严重萎缩，对外传播的机构和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对外传播的内容与做法基本照搬国内，不看对象，强加于人，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凡此种种，在中国对外传播史上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工作组在陈伯达的指挥下，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控制了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该工作组还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和两个最重要的外宣机构被“文革”工作组“掌握”与“指导”，此后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新闻和对外报道都以“文革”的立场和思维运转与呈现。
“文革”中，对外传播的对象被限定为“革命的”、“进步的”、“左派的”，其他外国人均不在传播范围内。以地域而言，亚非拉受众是中国主要传播对象，欧美发达国家则不是重点。对外新闻传播的任务由之前的“对外介绍中国的情况和主张，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世界革命”。这时期的对外传播题材范围狭窄，内容空洞，手法单一，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正如有人总结的，“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中国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动世界革命，在国内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批判国外的资产阶级。这是当时国际宣传的主调，并认为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因此在国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国际上就宣传打倒帝修反，要把帝修反‘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广播经常充斥着“左”的政治说教，各种语言的对外广播节目同对内广播一样，经常连续全文播出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长篇社论、文章以及领导人的讲话，照本宣科地播送毛泽东著作，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少得可怜，对优秀文化的介绍也让位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听众和广播电台建立起来的关系日益疏远，电台收到的听众来信越来越少。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对外传播中的错误路线进行了矫正，但收效不大。
“文革”期间，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出现了严重萎缩。1958年，中国的报纸数量为1776种，但是到了1970年，全国只剩下42家报纸，对外新闻报道事业的萎缩更加明显。外文局负责统筹规划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妇女》、《中国体育》等6种在国外较有影响的对外期刊相继停刊。专门面向海外华人华侨的通讯社——中国新闻社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新华社专职对外摄影的记者被取消。此外，这时期很多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人才遭到迫害，中国的对外新闻队伍元气大伤。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对外新闻传播中错误路线的矫正，对外新闻传播人员对“四人帮”的抵制，“文革”时期我国的对外传播在个别方面也有一些意外的发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在这十年间增加了12种外语广播，对外广播用语达到39种，位居世界对外广播前列。外文局所属的几种外文期刊如《北京周刊》、《人民中国》、《中国报道》仍在继续发行，有的还增出了新语种的版本。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并开始对外寄送彩色电视节目。1972年，我国在北京建立了卫星地面站，首次向美国传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活动，接着向日本传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报道。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电视片经邓小平批准，首次由中国人通过国际卫星传出。这些成绩都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不易。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传播的快速发展（1978年至今）
中国国际传播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是以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为背景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信息技术的更新进步，是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和进步的坐标。1978年年末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历史转折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也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进步，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作为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既前后继承又各有特点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中国初步与世界接轨的时期。中国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停顿状态的各项外宣事业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为下一阶段的蓬勃发展打造基础，准备力量。
第二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在这一阶段，冷战结束，终结了两大阵营长期敌对封锁的状态，国际政治经济交流进一步活跃开放，国际传播迎来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私有化、市场化和开放化使跨国传媒公司逐步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信息革命拉开序幕，不同传播手段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逐步发生变化。在中国国内，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国际传播媒体借助国内经济技术进步实现了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世纪之交至今。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模式。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方兴未艾，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模式层出不穷。在中国，北京申奥成功并举办一届圆满辉煌的奥运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赢得主办权并成功举办世博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也意味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阶段，中国国际传播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课题。
从时间进程上讲，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大致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不断站上新台阶的基本轮廓。从主要内容上看，30多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进步主要体现在传播思想、传播体系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传播，应当从不同阶段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考察传播思想的不断完善、传播体系的逐步成熟以及传播效果的显著提升。
一、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思想依次经历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融冰、架桥与突围”和“向世界说明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转变。
1.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让世界了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经过拨乱反正，传播思想得到正本清源，逐步摆脱了“左”的影响，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目标任务和传播对象、传播策略上不断走向正轨。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既推动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新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大问题”的新判断，确立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时代背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推进，邓小平深刻感到，“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邓小平反思历史，清醒地认识到，“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没有中国与外界的充分沟通，埋头自己发展，是难以完成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重任的。因此，必须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与信息化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要改革开放，就必然要求加强国内外的信息交流。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新闻、广播、期刊对外宣传报道工作汇报会，谈到了对于加强和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设想，讨论了对外宣传报道的对象、任务和一些基本原则。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会上做了讲话。关于对外宣传的任务和宗旨，他说：“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的任务，不要硬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受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规定这些目标是不大可能达到的。怎么能设想，单靠我们的对外宣传就能影响人家一个国家的左、中、右各派的政治势力呢？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国际反霸斗争。”关于对外宣传的对象，他说，“我看我们对外宣传的对象还不如说就是面向外国人。不管你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是友好人士还是敌对分子，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民。”他说，“总的来说，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向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做宣传。”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标准，他指出，“我们对外宣传要有这么一个标准：真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丰富多彩（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科技、文艺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这次会议对于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消除“左”的流毒和端正对外报道思想，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后，中共中央在有关会议和文件中，陆续提出对外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外宣传的根本任务是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为党的对外路线服务；对外宣传应当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宣传中国，介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外宣传的对象，应当包括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人，还有港澳同胞和华侨、华裔，台湾同胞；为了取得好的宣传效果，我们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国外各种思想动向和舆论动向，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不同对象，及时提出相应的宣传方针和内外政策；对外宣传工作应当密切联系国内外实际，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适应宣传对象的特点，有的放矢，讲求实效，讲究策略、时机和方式方法；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和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国际传播逐步摆脱了“左”的影响，开始走向正轨。从“推动世界革命”，转为介绍中国及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从传播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转为宣传维护世界和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从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转为宣传改革开放。在传播对象上，从“左派”转为“面向一切外国人”；在内容和方式上，从“一左、二窄、三套话”，转为“大胆、活泼、全面、及时”。
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这些指导中国国际传播的思想，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让世界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