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国际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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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史(3)

(4)国民党的对外报刊

除了前述国际宣传处创办的一系列报刊之外,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报刊还有《自由西报》和《三民导报》等刊物。《自由西报》是原美国人施瓦茨于1923年在汉口创办的英文报纸,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购买后,成为国民党对外宣传的报刊。《三民导报》是1932年中国国民党法国总支部在法国创办的时事性半月刊,该刊在对法国宣传抗日、推动华侨声援祖国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买下由中外商人在汉口创刊的英文报纸《自由论坛》,后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控制。1946年5月《自由论坛》报由重庆迁到上海出版。

(5)新闻电影与新闻摄影的对外传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电影与摄影图片也是各国重要的对外宣传手段之一。为适应对外宣传的要求,国民党也展开了对外新闻摄影、对外新闻电影工作,以真实图片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拍摄了一系列抗战新闻影片。1942年,国民党当局还专门选派一批影片去国外展演,曾引起积极反响。

3.民间对外传播力量的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民间面目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对外传播媒体,和进步人士在港澳台及海外创办的一系列对外传播媒体,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一支特殊的对外传播力量,成为中国新闻界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除此之外,一部分外国驻华记者也对我国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在国统区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对外传播力量

民间的通讯社主要是国际新闻社。国际新闻社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生存,它是以民间面目出现的,但是,其领导人及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国际新闻社在国统区和敌后根据地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并经常派记者到前线及敌后采访。它的中、英文通讯稿广泛发表在许多海外报刊上,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息、争取世界正义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国际新闻社之外,这一时期起到对外新闻传播作用的通讯社还有全民通讯社、民族革命通讯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国通讯社等。

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有一些民办的广播电台,也从事一些对外新闻传播活动,如开洛无线广播电台、亚美广播电台。开洛无线广播电台于1924年5月15日开播,由美高开洛电话材料公司主办,最初的发射功率为100瓦,后来增至200瓦,曾先后与《申报》、《大美晚报》等报社合作播发新闻节目。亚美广播电台由亚美无线电公司苏祖国、苏福圭主办,于1929年12月23日在上海开播。这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家无线电台,也是我国历史最长、影响较大的私营广播电台,其发射功率最初只有50瓦,后来增加到100瓦。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面对当局的各种管制和压迫,不断抗争,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创办了一系列对外传播的刊物。如《时代日报》、《联合日报》等,对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进步人士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传播活动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进步报刊及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开始,香港原有的一批报纸,如《华侨日报》、《华侨晚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华字日报》等很快投入到抗日宣传中。国内一些大城市相继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对外交流与传播活动。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次年又筹办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即《新闻通讯》),真实地报道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情形,以广泛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支持及实际的援助。1947年2月,国民党彻底关上和谈的大门,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报刊被查封,香港再次成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文化舆论界的新阵地。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对外传播刊物有《正报》、《华商报》、《中国文摘》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海外的华侨已增到1000多万人,其中80%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华侨办的报纸多达59种,其中中文41种。在抗日救国运动最活跃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从1937年到1941年共出版29种华文报纸。其中胡愈之、郁达夫等人主持的抗日报刊最具影响力。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又回到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接着又协助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日报》,影响很大。

(3)外国驻华记者进行的对外传播活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借助外国记者的力量进行对外宣传,通过他们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对外传播根据地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一大批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根据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这些外国记者中,最著名的有三位美国记者,他们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采访是外国记者对外传播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延安就成了一些外国进步记者关注的焦点,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秘密探访陕北红区之后,又有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贝特兰、沃特·波斯哈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进入陕北,向世界报道根据地的真实情况。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一行从重庆出发,经西安渡黄河进入黄土高原地区。这批记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六位外国记者,虽然人数不多,观点不同,但代表着西方多家主流新闻媒体。毛泽东亲自会晤记者团,接受了他们的采访。之后,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其他中共领导也接受了采访。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时刻,中外记者团突破封锁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舆论斗争上取得的重大突破。即便在今天的对外传播活动中,做好外国记者的工作,借助他们在国外主流媒介的重要渠道,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新中国国际传播的曲折发展(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是中国国际传播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十七年是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时期;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徘徊期。在后一个阶段,中国的国际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前面十几年打下的外宣基础被严重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大国之间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分裂,中苏关系破裂;大国关系中出现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场“热战”的背景下,面对美国的“遏制”政策和自身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对外宣传主要是正面介绍中国,并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对外宣传机构沿袭了战争年代的宣传体制和理念,难免在对外宣传上出现一些失误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配合中央关于“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大力宣传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和立场;打破封锁,揭示“抗美援朝”、印度支那战争的正义性,争取了国际舆论。二是倡导并推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一切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围绕党的“八大”制定的外交路线进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对外宣传工作,继续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传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揭示中印、中苏冲突的真相,维护中国谋求和平的形象。

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指导思想与原则主要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明确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主斗争;增进与世界的友谊和合作;为保卫世界和平服务;加强“三性”:政治性、思想性、战斗性;在形式上注意“两性”:生动性、多样性。

中国的几位领导人曾针对外宣工作提出了一些指示和意见,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体现。毛泽东曾于1953年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1965年9月又提出:“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另外,他还强调要用事实说话。当时主管外交的周恩来也指出,外宣要把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远,并要加强我们同他们的团结。他还针对外宣工作讲过一些话,如:涉外要主动,不要盲动,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要实事求是,恰当,不用刺激性语言,等等。

一、中国国际传播的全面发展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纳入正规发展轨道,即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和发展,从而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和民间力量各自发展对外传播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全面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成立了对外新闻传播的领导机构——国际新闻局,专门负责对外新闻传播的规划和管理,并拟定了对外报道的宣传方针。第二,我国创办了多种专门进行对外新闻传播的刊物,对外传播印刷媒体的阵容空前强大。第三,我国的国际广播事业全面启动。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对外广播从设备、播出语种、播出时间和影响力诸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第四,通讯社的对外传播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需要和实现新华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新华社明确提出新闻报道要“内外并重”。为此,新华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外传播,一方面增设驻外分社,同时在国内分社中设立专职对外报道记者,拓宽报道面。继对外英文广播后,新华社又增设了对外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外语专线广播,定时、定向地对外发稿。

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随着对外传播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一大批外宣媒体的创办,我国的对外传播体系逐渐形成,并且在传播新中国声音、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争取朋友、扩大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从国际新闻局到外文局

为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看法,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诞生的当天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下设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局和国际新闻局等。其中,国际新闻局(China Information Bureau)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对外宣传为中心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统一管理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国际新闻局的指导原则是:(1)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恢复战争破坏,开展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活动。(2)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民主和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证实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3)开展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宣传,并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反映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使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美各国人民,同时也使被帝国主义禁锢着的各个亚洲殖民地民族通过我们相互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

1952年,新闻总署撤销,所属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该局的新闻处划归新华社,成为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此后,对外新闻编辑部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国内新闻的对外报道,国际新闻的对外发布改由国际新闻部负责。同时划归新华社的还有国际新闻局的特稿组,这就是后来新华社对外部的中国特稿(China Feature Service)。外文出版社行政上受出版总署领导,业务上由中宣部领导。全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方针的掌握及重大宣传业务的指导由中宣部负责。中宣部专门为此成立了国际宣传处。不久,中央外事小组也建立宣传组,组长为辛冠洁,由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廖承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