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众多差异性的文化构成的零散的拼盘，在城市中代表着一个异类的空间。在苏贾简练的语言描述中，这些少数族群呈现出生动的图景，既有现代化的街区，也有古典传统的市场。各种风格迥异的大小区域透过各自的方式来确认在大城市中的位置，也因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鲜明对比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在此空间中的人群所具有的身份，是由于全球化促成的，他们在新的居住城市中，依赖文化之间的碰撞而寻求自身的认同，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出文化之间的强弱对比。
当然，在主流文化的强势环境中，为了展示文化融合的图景，我们的媒介往往会呈现一些弱势族群的形象，亚裔、非裔等其他肤色的面孔在媒介文本中屡见不鲜。对于洛杉矶这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人们经常会用“熔炉”去形容其强大的包容力。但实际上，全球化并未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绝对的霸权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对比呈现得异常清晰。大众媒介中所反映出来的激烈族群文化冲突，往往就以这些标榜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作为背景。因为在这些城市中，会有更多的移民汇集，也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文化碰撞。例如电影《撞车》中的故事发生地就选择在洛杉矶，而英国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则发生在另一个现代大都市伦敦。
（三）媒介作用下黑人音乐的文化影响
虽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而且少数族裔的文化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这种文化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黑人音乐在白人社会的流行，便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改变了人们对“黑色大陆”的恐怖想象，并成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传统音乐中，除了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还保存了大量欧洲白人移民的民乐风格，其他诸如灵歌（soul）、福音音乐（gospel music）、布鲁斯（blues）、爵士（jazz）、滚（rock&；roll），甚至到当今的Hip-hop和Rap，都是在黑人文化浸染之下的音乐形式，并且已经在白人世界中风行。这种现象，不应仅仅视作流行音乐的一种发展趋势，而是生动展示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影响及渗透的过程。
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他者，非洲大陆被长期打上“黑色”的印记。而美国的非裔黑人，则代表着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这一“黑色”的弱势群体。全球化、城市化的过程，使得非裔黑人逐渐占据了城中的一些区域。例如纽约曼哈顿的哈莱姆（Harlem）区，作为20世纪20年代爵士音乐兴盛时期的著名据点，借助同处于黄金期的广播媒介的传播，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黑人音乐这一黑人文化的外在表征，原是非裔黑人对白人社会表达愤怒和不满的一种方式，但在大众传媒的加速传播之下，这类音乐逐渐消减了其对抗白人制度的情绪，而被更多的白人社会认同并模仿。唱片业的兴盛，对于黑人音乐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其著作《黑色的大西洋》中，就论及了俱乐部文化和唱片业对散居的非裔黑人城市空间拓展所产生的影响。电视、电影中对于爵士乐等样式的多样表现，也使得具有显著特征的黑人文化群体被美国主流文化所认识和接纳。对黑人音乐中的“自由精神”的肯定，取代原先“野蛮粗鲁”的刻板偏见，这些原本属于黑色族群的文化，被白人社会接受，并日渐从边缘状态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
在城市的街头、酒吧等场所，黑人音乐不再是受压制的异类，而是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象征，进而在时尚、音像等文化和商业领域流行开来。爵士、布鲁斯这些音乐样式也突破了地域的边界，被更多人接受，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一定位置。当然，黑人音乐在白人世界的流行，并不能被理解为黑人文化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因为它只是一种族群的自我表达与认同方式。当今的爵士、布鲁斯等音乐中，早期的黑人精神已经被消磨，加入了主流文化的因素。黑人音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组成成分，同时也被当作美国文化的一种精美修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并不是彻底的，在其华丽的表象下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因为作为族群而言，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整体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城市越来越成为文化的散居空间，在多种文化交叠的环境中，不同的人和社会群体对同一文化现象所进行的解读不尽相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散居的文化及社会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居住其中的人必须不断调适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
三、全球性媒介与地理边界
实际上，当今关于媒介所进行的重要而激烈的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媒介对当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其中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地理上。越来越多的媒体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性的机构。促使城市地理外观与文化全球化的原因，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推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大众媒介的形成。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媒介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2006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通讯部长库南宣布了媒体法修订案，该法案取消了该国媒介产业国外资本控股的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举措透视出来的便是媒介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代表着一个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全球链条上的一环。
城市是个体的聚集地，如果不依靠各种媒介进行沟通，那么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就无法形成，处于不同地方的人群就无法连结起来。正是由于媒介所制造的流动空间，使得城市突破了以往的存在形式。城市所拥有的媒介环境，即从媒介的地理内容到媒介所创造的空间，对于我们感知城市极为重要。电子媒介与网络出现之后，城市的物质地理被颠覆，形成了另一空间维度中的城市样式，例如“全球城市”。卡斯特尔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局限于将其定义为纽约、伦敦之类的“统治类型城市中心”，他认为，“全球城市并不是指任何特殊的城市，而是能把许多城市不同区段（seg-ments）导进一个以电子科技串联的全球功能性支配（domination）的网络里。”因此，按照卡斯特尔的观点，全球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形式，它的形成与媒介以及媒介科技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某些城市，例如洛杉矶、纽约、伦敦之类的城市在这个全球网络中占据了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它们也只不过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些城市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一部分原因是占据了更为丰富的传播资源。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媒介对于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诸如网络之类的全球性媒介，更是打造了一个伊托邦（e-topia）之城。
福柯制造了“异托邦”一词，来指称那些借助于想象力的真实地理。
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他的著作中，则用“伊托邦”来描述在一个电子传播通讯无所不在的速成环境下，一种全新的都市形式。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伊托邦也是一种异托邦，它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的空间，同时映射着物质的城市空间。对于伊托邦而言，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街道、建筑、公路这些现实中可以触及的地理要素，而是网络所构成的全新媒介地理。
麦克卢汉对电视媒介传播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其内容的预言，早已经被现实所证实。在新型媒介时代，尤其是网络所营造的虚拟时空，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媒介影响了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因为它们制造了一种虚拟的地理，正在改变人们对地方的认识。而城市，一直是具有鲜明地方感的物质象征，但全球媒介对于地方性的解构，则制造出另一种城市空间形象。
乡村与城市的边界进一步被消解。现代城市早已告别古代城邦用围墙来标示领地范围的历史，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双向进程中，道路与汽车等交通媒介改变了城市边缘的物质地理（见第二章），但这远远不够。
因为通信技术、传播科技所带来的变化更为巨大显著，物质的边界已经被弱化。在媒介地理中，真正的边界体现为接触与使用媒介的频率与程度，而不再是由现实的地理条件来决定。
一部分城市的兴起是因为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但如果物质资源耗尽，这些城市将会逐渐衰败，古巴比伦城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有些城市则是因为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而获得发展的机遇，比如威尼斯、新加坡，芝加哥、阿姆斯特丹等。但在新媒介时代，仅仅依靠物质的资源与地理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发相应的媒介资源，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更是关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各种在场的交易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而电子与网络媒介使得这种交流方式得以根本的改变。全球化媒介塑造下的城市会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流则在更多的可选方式中寻找平衡。
伊托邦中，城市的面目是流动的，依靠在电子空间和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来打造自己的形象。城市的碎片由新型的网络和电子媒介来连接，我们了解城市的方式，也逐渐由实质的地理接触，转为依靠各种沟通与传播的系统。当然，伊托邦并不完全是虚拟的存在，它仍然需要借助物质的地理资源来充实和建造流动的空间。所以，实质的地理布局、社会组织和人群关系，对于这个存在于媒介网络中的城市地理而言十分重要。正是这些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才将城市形塑为一个更为生动的新地理样本。
而这样的空间，也被卡斯特尔称为流动与地方纠缠而成的“混血城市”，它是由科技与通讯网络所串联起来的一个复合体，是受控的机体。一部分人可以实现在虚拟世界中工作与交往，但另一部分人还需要在现实的人际网络中完成日常生活与交流。人们在作为新型媒介集中地的城市中，依靠电子连接构成的空间积累实质性的城市经验。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依托于城市而存在的媒介工业往往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将地方化和全球化结合起来。城市成为全球性媒介工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并由此发展出了“全球性媒介城市”（the world mediacity）。城市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由媒介来完成。而全球性媒介与全球性城市之间，又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地方与全球化交融的产物。斯蒂芬·科拉特克（Stefan Kratke）等人对坐落在284个城市的33个全球性媒介产业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着一些全球媒介的中心，尤其是纽约、洛杉矶、慕尼黑、柏林、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它们被认为是全球性媒介最为集中的区域。大型媒介集团的成长会与这些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这便是城市、文化与媒介之间的地理逻辑（geography logic）。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全球性运作的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对于城市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前者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还制造出全球性的文化市场，这个市场就将大量城市集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文化网络。
第二节媒介显现地方感
地方，作为一种更为具体的体验空间，它与全球化的背景显得有些矛盾。因为全球化是在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以及地区差异被抹平的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性在道路、车轮、媒介的运转中被消解，标准化的无差异景观快速出现。这就是地方在遭遇全球化时所面临的窘境。依赖于具体地点而形成的地方感，是一种无形的主观感觉，基于地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经历而形成。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人与人群的经验与记忆也会受到侵袭。
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地方性的直观体现。紧跟全球化的潮流，媒介对于“异国情调”的美化，使得许多城市刻意仿制出其他地方的景象。如果说商场中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品需要以特定地区标志来吸引消费，那么在城市里建造异国或异地的景观，表面看来是体现地方意识，但实际上，这种地方意识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最终使人们产生混乱，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用谢尔慈（R.Sheilds）的话来说，这些仿制的地方给人们制造了一种“他乡别处”的感觉，它们使遥远的地区和时代魔幻般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但实际上，眼前的景象与那些遥远的地方没有一点瓜葛。
在全球化以及媒介的作用之下，地方性正在受到损害。例如跨国传媒纷纷驻扎在各个大城市，他们所宣扬的文化往往与地方文化有冲突，但仍然会以强势的面目出现。美国迪斯尼公司就在香港、东京等城市建立主题公园，借助其娱乐功能复制迪斯尼的影像景观，却并未反应当地的文化，而是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复制出来的景象也未必真实。
媒介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们的亲身体验，削弱了地区特殊性。全球化所带来的同一性的思想和景观，虽然能够超越地域的局限，但实际上地区的归宿感和亲近性，对于个人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地方感的消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人们总是会进行强化地方感的种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