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不关心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和意识形态却关心着每一个人，这就是1957年以后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像父亲那样的学者，再怎么清高不问政治，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去做学问。1957年显然已完全不同于40年代初父亲写中国戏剧史的时候。父亲是感激新社会的，他在40年代写成却多年无法出版的著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就出版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学者身份，也是新社会给予的很高评价。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全依靠自己而任意维持一种身份，学者的自我意象只有在社会网络中才能维持。学者在特定社会网络（如学术网络）中被他人承认为学者，才是学者。如果这个承认被撤销，学者的自我意象也就瓦解了。这是社会学的道理。父亲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誉能够稳定保持，与他的勤奋固然有关，也与他在专业领域里的社会关系分不开。来到1957年，环境发生了变化。
父亲有很多既是同乡又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那应该就是他的社会网络和学术圈子。比如，同为湖南人，父亲在1927年上海南国电影剧社初创时就与田汉先生、欧阳予倩先生一起做事，结为同乡好友。同乡（当时也有同乡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萌发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上海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民间社会最蓬勃的地方，湖南同乡，在20年代已是艺术界一支不小的力量。我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过铁狮子胡同欧阳先生家；也跟着父母去医院看望过病中的欧阳先生；还跟着父母去过田汉先生家参加为其母亲93岁寿辰办的家庭聚会。而去得最多的，莫过于阿英（钱杏邨）先生家。父亲与阿英先生的友谊，也始于30年代上海，甚至阿英先生还做了父母结婚的证婚人。1950年父亲来戏剧学院，50年代中期，阿英先生恰好搬进棉花胡同16号，紧邻我们住的戏剧学院宿舍院。父亲常常晚饭后走过去聊天，那时带上我是因为妈妈常常值图书馆晚班不能在家。我称阿英先生为“英伯伯”，几乎每次在英伯伯家都是我睡着后被叫醒再跟父亲回家。那时候我太小，根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他们很有话说，每次要谈很久，是不一般的好朋友。
到1957年，父亲的这些朋友，大多已有高位行政职务。田汉先生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1957年之前，他不仅担任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而且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这种全国性组织的高位职务。阿英先生，也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他也在1957年之前就担任了行政职务，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以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予倩先生，则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实验话剧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并于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术界有人探究曹禺先生50年代以后不再有传世之作问世的现象，认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在政治逐渐侵占民间社会并日益发展为全能主义的过程中，行政职务虽然尚未具有权力资本功能，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国时期备受打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却绝对是一种地位和荣誉。更何况当时处于国际封锁之下，严密的单位制已经把每个人编入体制，迁徙的空间完全没有了。
那么，一个不愿屈就权力、无意染指政治的独立学者，在这种环境之下，要么放弃学术，做个无所事事的人；要么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毁版重写”。父亲曾自述当年成书经过之艰辛：一瓻往来，无间雨雪，历境虽艰，不以为苦。本书脱稿之后，曾有人愿斥巨资，列名合著，拒之，嗣于某书局有成约，将付排矣，而太平洋战起，遂遭搁置。……计自属稿至今，共凡十年。中经敌伪搜查，几被抄没。而予亦因不甘屈服之故，而为敌伪捕系。方其严刑逼拷，目睹死者累累，自分不及见本书之刊出矣。
此时为了出版，让他放弃或修改观点，依他的性格是断然不肯的。因而，他选择第三条路也就可以理解了：既不放弃也不修改，只删去学术观点，保留学术资料。资料自己也会说话，读了资料的人，自会从中得出结论，相信后人自有评说。这既是独立学者对自己独立学术观点的坚持，也是对后人独立思考的确信。
三
1966年，对于几乎所有的北京学者来说都是恐怖的一年。据后来报纸报道，仅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被打死的就有1772人，被抄家33695户（《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不堪忍受屈辱和陷害，不少人只能选择王国维先生的反抗方式。
那一年夏天，频频传来学者自杀的消息，妈妈不由得担心父亲，让我晚上睡觉警醒一点，父亲出家门跟在后面。从大人的片言只语里我知道，父亲挨了斗，站在平时学生们排戏的舞台上，汗流浃背地“交代问题”。还听说父亲扫厕所时说了句“扫地出门”，又遭猛烈批斗。我们家，所有的书箱书柜书架都被戏剧学院戏文系学生贴了封条，里里外外像个仓库。不过，如父亲这样的学者，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北京已算幸运。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没遭毒打、没被戴高帽子游街，已经万幸。戏文系学生虽然贴了我们家满屋子封条，倒没拿走一本书、一个物件。和当时所有被打倒的学者一样，沉默，是“靠边站”的父亲唯一的选择。他原是个爱讲话的人，讲起课来口若悬河，高兴了还能来一段声腔表演。父亲“靠边站”以后，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看着他每天默默地走去学院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做清洁工，我觉得他不会选择死。在政治诬陷与迫害面前，死，是容易的，一了百了；生，则意味着要迎接不可预测的更大的灾难。父亲经历过战乱与拘押，被关押时他尚能研究戏剧史，这次和平时期的革命，还能怎么样呢？
1968年，利用中学生“造反”、“破四旧”的浪潮差不多过去，军人权力介入争斗，军代表开始控制北京各文化教育机构。就在大家以为运动将趋缓和的时候，新的劫难来临。而这次灾难，对父亲是致命的。
十月中旬一个中午，上了初中的我放学回家。刚进宿舍院就一眼看到，我家屋门大敞，不少陌生人正从我们家出出进进搬东西。绕过满院子东西走进家门，只见两年前戏文系学生贴的封条已全被撕下，所有的书箱书柜书架都被打开，妈妈的衣箱也不幸免。父母默默地站在角落，注视着那些人如入无人之境般把屋里的东西往外搬。妈妈轻声嘱我到院子里看着，我出去了。父亲的书箱全被掏空，横七竖八散落在院子的地上。那些人不说话也不交谈，只顾低头飞快而熟练地把我家的物品一件件分类、包裹、装箱。父亲的线装书还一一夹了纸条（用的是他们自己带的信笺纸），写上书名，有的还写了父亲的名字。然后，搬书、捆书、装箱、装车，仿佛那是从他们自家的仓库拿东西。最后，他们给父母看一张字条，上面是当时“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手写的点名“查抄”父亲古籍文物的指令和亲笔签名，这些搬东西的人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公室”。
我一直追着那卡车出了棉花胡同，过了马路，又进府学胡同。当我赶到离府学胡同西口不远、卡车开进去的院子大门口时，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看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挂在二道门墙上，二道门内的人们正忙着卸下我们家的东西。天真的我跑回家告诉父母亲眼所见，还希望这是个不太坏的消息：我们家的东西没被毁掉也没拉远，说不定检查过后能归还。这时，父亲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普通人，都是内行。”父亲已经从他们熟练捆扎、包装、夹纸条等动作看出来，他们不是“破四旧”的，而是来劫掠文物古籍的。父亲这时候已经明白，运进文物管理处的东西是不会回来了。
棉花胡同在那一天被抄家的，还有甲5号袁永愈家和16号阿英家。袁家被抄走两大箱明清古董和字画；阿英家被洗劫一空，满满装走一卡车。应当说，这次行动，实是一次打着“抄家”名义进行的有明确指向的文物古籍劫掠之举，一次无视人权的掠夺私有财产的行动。至今，我无从知道，谁该为这次劫掠承担责任。
父亲的书，跟了他大半生。战乱年代，为了保存，这些书曾存放在外公家。父亲来中央戏剧学院时，因为没地方放，绝大部分书放在苏州的家里。那时，苏州家里楼上中厅全是父亲的书箱。记得1960年8月我们跟随妈妈来北京时，苏州家具除了一个写字台、一张吃饭的四仙桌和两张方凳，其他家具都没带，父亲的20多只书箱一个不落都托运了来。到北京后，父亲原先独住的一间房根本放不下这些书箱，戏剧学院为此还调整宿舍院住房，重新为我们家安排了房子。记得当时这些书箱在院子里露天放了半个多月，妈妈一直担心风吹日晒损坏了千辛万苦带过来的书。如今，父亲燕子衔泥般积累了大半生的书，就这样瞬乎间全部被掠走。这对于那一代学者来说，岂是用“权力争夺”几个字就一笔能勾销的？那掠走的分明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所有，劫持的分明是学者所有学术理想、学术勇气的精髓。如果王国维先生遭遇这样的劫掠，他又将以怎样的惨烈之举来抗争呢？
关于这次抄家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为寻找30年代蓝苹的材料，由陈伯达亲自点名抄家。另一种说法：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中没发现有价值的古董，因而命陈伯达指挥了这次点名抄家。历史真相已难考证，事实是，这不仅是一次具体意义上的文化和财物的抢劫，而且是一次对学者思想权力的疯狂剥夺，以及对学者生命的残酷扼杀。书被劫走之后，父亲一下子变得精神沮丧。本来“文革”开始后已沉默寡言的父亲，这时更加消瘦，更不肯说话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言语功能开始关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父亲都一言不发。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父亲究竟犯的是什么“错误”，究竟有什么“把柄”可以被政治化。父亲只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他只是想安静地研究中国戏剧史，只是想保持一份学术的独立自主，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学术要求。父亲对政治问题一向不随便发表看法，他也根本没有兴趣关心意识形态。我成年以后，读了陈寅恪先生1953年写给中国科学院的信，才略微明白，做一个学者，不仅要捍卫学术本身的真理，而且要争取学术生存的自由。陈寅恪先生在信中解释他24年前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话：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代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陈寅恪先生的一句“且须以生死力争”，道出了学者坚持研究独立和思想自由之艰辛——在一个学术自由不被允许的环境里，不会有学术诚实的自由，甚至不会有学者的生存自由。在政治权威取代民间社会占领了所有人的生活空间后，处于单位体制控制下的知识分子，要么做“皮”上之“毛”，要么放弃学术，否则就被体制抛弃。学者的学术地位，不再由学术网络（学术圈）认可，改而由权力体制决定。一旦离开权力体制，学者的地位顷刻丧失，连他们的生计也会成问题。这种处境下，一个人如果脱离体制，就根本无法生存。体制说一个人是学者，他才是学者；体制说一个人不是学者，他就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