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一种由历史定位、时间限定的特殊的文化形态。它在培育出的民族认同感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它为今天政治的团结一致提供了唯一的视界和理论基础，它控制着大众的随声附和与精英们的极大热情。”汤姆林森认为“只要民族认同感现在占据着人们的文化想象，并且到达了定义其见识的程度，那么它们的持续存在就栖居于全球的、世界主义的认同感的显现之中了”。“全球化看起来并不是要在特殊的、特定历史的民族文化的模式之上去迎接一个单一的全球文化。”民族让人们产生经久的依恋之情和强烈的自豪感，天然地根源于民族在人们心中召唤起的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马克思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956年，张大千在法国会晤毕加索。毕加索从房间里抱出5本画册，每册有三四十幅毕加索用毛笔水墨作的中国画，且都是仿齐白石老人的笔触和画风。毕加索很认真地对张大千说：“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来巴黎学艺术。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有一点儿色，一根线去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有关方面曾邀请过毕加索访问中国，毕加索风趣地说：“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
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成果，它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活变动不居，文化的时代内容同样也是变动不居的。特别是在社会历史的转折关头，文化的时代性内容甚至会带来文化的剧变，使同一文化分为截然不同的时段；而民族性作为一种文化长期形成的特有的模式和传统，则相对稳定，并以此构成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发展变化的时代内容经过筛选慢慢沉积为稳定的民族内容，使文化得以流传；而民族内容则以其稳定给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与日俱新。文化的时代性内容中，那些反映历史进步方向、表现民族生命活力的内容，形成民族精神；展现这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的文化，有希望成为当下民族文化的里程碑。然而，就时代发展而言，这只能作为阶段性成果，因为，时代精神对于更高的时代来说，可以成为时代的局限性。民族精神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可以成为民族的局限性；如果自我满足、自视不凡，并以此为标准去固定自己的文化或否定其他的文化，则可能变成抗拒进步欺凌弱小的行为，其局限性就成了愚昧和狂妄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会枯竭。
当然，文化的民族性内容并非只有本族所专有，其中经常蕴含着人类共通性的内容；同样时代性的文化内容亦非仅能风行于一时，其中更寓有永恒的文化内涵。正是以此，文化才得以积累，使后一时代胜过前一时代；也正是以此，文化才可以传播，从这一民族波及另一民族。
文化的共通性、人类性的根据，在于共同的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主体和一定的客体这两极的存在为前提的。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不是那种纯粹自然形成的人，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客体的外部自然环境，是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的对象，或者是被加工过的自然物。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但是思想虽说是那样基本的、实质的和有效的东西，它却具有多方面的活动。我们必须认为，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也就是说，个体作为审美活动的主体，以自身为对象是思想的使命，在审美的主客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主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质在于人的思想。文化创造的实践就是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过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共同性，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共同性。人类无论是黑人、白人、黄种人等，都具有共同生命特征，这些共同的自然特征构成了人类共同实践活动的自然基础；人类面临相近的外部环境，差别只是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资源等方面的不同，这种相近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人类共同实践活动的环境基础。正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生命存在的共同性及外部环境的相同，使得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共通性、人类性特征。
文化的特殊性与共通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文化发展中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是按照合民族性与合人类性的双重轨迹向前发展的。中西文化在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追求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这不是绝对的，差异之中蕴含着同一性。比如在信仰方面，西方人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唯一的人格神圣者；而中国的儒学强调“究天人之际”，视天命为一种有目的的力量，带有超越人格的神的意义。儒学在对于同一个终极的神圣实在的信仰与基督教并无根本不同，有的只是表现程度和实现方式上的差别。同样，二者在道德完善性的追求和道德法则具有宗教式的约束力方面基本上毫无二致，只不过儒学中的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宗法社会里已蜕变成法则性的约束力，基督教实现了道德理念人格化的道德律而已。大文豪歌德说过：“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得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这就是说，文化的民族性与共通性是相比较而存在，相依存而发展的。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优秀与否，关键就在于它能否以自己的杰出的文化创造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评价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强弱，主要看它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符合传统又富于创新的新文化。
文化自古作为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手段，通过讲述民族国家的寓言，使文化成为民族国家的文明徽章。文化要反映民族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实践，传承本民族文明发展的衣钵；同时又要不断承继全人类优秀文化因子，赓续人类文明进步的薪火。鲜明的文化个性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来实现的。正如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所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且经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只不过，文化的对外学习，基本上都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从民族自身需要出发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与整合的。
历史上，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与崛起，就是不断对外学习借鉴，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公元6-7世纪，阿拉伯半岛还处在十分落后状态，土著人仍沿袭先辈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处在两大文明发祥地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文明之间，数百年间，成为周围强大势力争夺、角逐的对象，人民生活十分悲惨。7世纪初，穆罕默德勇敢挑战传统，以创立新的宗教伊斯兰教为纽带，奉安拉为唯一的神明，以此来扫清阿拉伯人思想统一的障碍和政治阻力，为建立空前庞大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到公元8世纪中期，已建成西起大西洋，东到印度河流域，横跨亚、非、欧洲的强大帝国。穆罕默德提出：“求学乃我男女穆斯林民之天职”，“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你们也要去寻求”，他以博大的胸怀，对其他民族宗教和文化采取宽容态度。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继承先知遗训，不分国籍、民族和宗教信仰，唯才是用，倡导学术自由，搞“文化翻译运动”，将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等国家的古典著作系统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为欧洲转译阿拉伯文著作，开展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条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国家境内多种文化的综合体，是在综合了各种古老的东方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精华面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崭新文化。它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建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文化的顶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唤醒了人类追求科学文化的天性，是古代文化走向近代文化的中介和桥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近代西方世界是在阿拉伯人而不是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科学文化的启迪。
日本文化更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形成自己混合的“大和文化”的。从隋唐以往，日本就派员向中国学习。日本留学归国的膳大丘奏请天皇以孔子为宣王，开启了日本奈良时代儒学发展的先声。但其儒学核心已非中国儒学全貌。中国儒学讲究仁、义、礼、智、信，而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美德，所谓“以德行仁者王”，杀身以成仁是也。而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提倡无条件的忠诚。中国的忠是有条件的，忠和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日本的忠是家臣无条件地为君主献出一切，是绝对的忠诚，这就失去了中国儒学的人本思想，增加了凶残野蛮的一面，为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埋下了祸根。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加强国防建设。基督教同时进入日本。但日本的“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不是上帝耶稣，而是圣母玛丽亚，原因在于日本早把从中国传来的送子观音作为心神的主宰，体现了日本人意识深层的母性意识。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各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相继统治文坛。大政时代的“私小说”出现，开始了“既是西方的、又是日本的”，“和洋结合”的新形式探索。特别是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实现了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完美结合。二战后，美国文化在日本形成了强大冲击波。但日本却在移植的同时，进行了“和魂美才”的改造。日本式的民主不再是美国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思想情感，这与日本人在管理经营中的团体意识相关。不仅吸收了西方个人中心主义，又增加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吸收外来文化狂潮的过程，也是日本形成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正如德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日本这个民族不仅爱好新奇，而且还是一个格外严守古风的民族。
在当下人类全球性的交往中，只要离开自己的生活和文化圈子，就会发现世界“异乡”还有许多互不相同的人群和文化。了解他种文化，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在荷兰受教育，在澳大利亚执教的洪美恩教授写过一本《论不说中文》的著作，讲述了她一次在台湾讲演时遇到的文化认同方面的窘况，因为一个中国人相貌的女性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书中写道：因为我不会说中文，我在台湾显得另类；因为我是中国人面相，我又在西方显得另类。这种复杂的文化归宿感也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他们经常以优越的“他者”伟大文明自居，身不由己站到西方文化的对立面。或者因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扬眉吐气，或者因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无地自容。这里的文化认同不光是对“祖国”的怀旧，而成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无意识挑战。在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社会与知识空间，海外族裔的文化认同，会在多元语境中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话语张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世界上的人类文化，都以民族文化的形式而存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呈现不同的形态。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之中又贯穿着共同的、普遍的东西，也就是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它们反映着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有着差异、对立，但这种差异、对立并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文化的世界性不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具有相对性，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转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类文化的交融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