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到“有托之乡”：传统文化研究应以先进文化为主要
参照系和依归1996年5月份，一家大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讨论传统问题，除了一篇是从全球化视角讨论传统文化之外，其余各篇都是就传统文化谈传统文化，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当时我还翻阅了一家研究传统文化的专业刊物，一年之中所发稿件也是如此。
最近我收集到了十几篇关于研究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包括一篇2004年全国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的综述。这些文章的视野和根据都是出自于中国古代经典、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等等以往的文化资源。如果先进文化可以由此而引出，那么我们可以发问：这些文献中的思想为什么在它们那个时代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而目前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实现这种先进文化的趋势，我们也正在认真地大规模地去努力实现它呢？我想这里只有一种答案：在以往的时代里没有实现它的社会条件，只有当代这种条件才开始出现。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献中有关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都可以被认为是乌托邦。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人的心思都集中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上去了。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在极其专制封闭的条件下创造了他们辉煌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当时它毕竟没有变成现实的社会根据，因而不能实现。在西方可能由于比较开放自由，相对于中国人，他们把主要心思集中到了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去了。他们较快地推进了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到目前社会发展自身提出了对于东方古代圣贤思想的需求(譬如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禅宗中所阐释的互即互入，一体不二思想)。先进文化自然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关，因此在研究先进文化的时候不能排除对于已有的文化资源的研究，但是它的根据只能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找。如果把先进文化只是作为历史上的文化资源的推演，那么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岂不是也就成为乌托邦了吗？先进文化是西方社会发展在今天提出的要求，如果把它拉进中国故纸堆里加以打扮，岂不是在演出拉郎配吗？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著名的论断在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研究中被长期严重地忽略了。而一旦失去了当代视野，传统文化研究就可能走向想当然。譬如在许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论著里，中国当前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现象都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需要通过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去纠正。其实中国当前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现象是一个社会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必然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抑制它，但并不是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就可以完全克服的，如果一定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去克服它，去实现一些人的乌托邦，那么我们就不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了。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1999年到2000年进行的“世界价值观测量”的调查研究(这次测量范围涵盖了世界上60个不同的社会，代表着全世界75%的人口)，就发现人们的世界观与社会发展层次和社会环境有关。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价值观仍然是物质主义的，而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则强调自我表达。物欲泛滥、重理轻文等等不良现象是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代化发展的当代表现——先进文化所展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我们正在以先进文化为引导进行改革发展。
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质对于人的控制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一个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正在到来。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在试图追赶西方，但是将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连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只是在最近20多年才得到了这个机会，而且做出了像样的成就。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我们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根本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崭新的事物，需要我们不断地一个一个地处理。在这样的时代里，从总体上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投放在当今的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对于以往的文化资源的运用应当以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现实，特别是以先进文化为参照系和依归。如同其他研究一样，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自身的参照系和依归。传统文化当然必须继承弘扬，但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在先进文化的框架里去芜存精地进行。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晶，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里还引述了杜维明这样的话，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里比在东方社会里更容易被吸收。一方面，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可以吸收(或许需要通过改造后的吸收)到西方最前卫发展理念里，丰富先进文化的内涵，并使它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吸收到一般文化建设中去，丰富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化事业。先进文化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统率地位，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第一层面，一般文化建设处在第二层面。离开了先进文化这个参照系和依归，传统文化研究的话就无法说，完全可能制造新的乌托邦。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有托之乡——21世纪历史之选择》一书里，批评了以往的乌托邦，根据历史新的发展，经过严肃的、现实的思考，合理性的评判，提出可行性的未来之面貌。他把他的设想称做为“有托之乡”，以区别于以往的乌托邦。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需要实现从乌托邦到有托之乡的转变。但是，很多年来许多学者却有一种习惯，一旦出现了一个新鲜提法，就会到故纸堆里找资料，把崭新的问题解释为故纸堆里的问题，用故纸去糊他的乌托邦灯笼。缺乏当代视野是长期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中央不是一直在强调与时俱进吗？在如此重大转折而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里，与时俱进不仅应当成为实际工作的座右铭，而且也应当成为传统文化研究必须注意的前提。
在目前引起广泛争论的纪宝成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虽然也提到“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文章却没有对于先进文化作出任何分析，也没有对于刚刚过去的“亚洲价值观”大起大落历史的反思，甚至缺乏对于东西方文化发展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认定，这句话仍嫌空洞，文章中的基本主张恐怕还不能说是一个“有托之乡”。
我们需要理性
以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分析对象是它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它的全部，就是价值体系也只是以当代先进文化为参照系作出的基本分析，而不是涵盖一切的分析。一百多年来，有关传统文化的争论，主要问题是基本价值体系。大致说来，传统文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哲学、史学到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我们的祖先都对世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种说法或许与纪宝成先生所说的“国学”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的混沌博大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精华部分著称于世，在世界走向后现代社会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西方的关注，成为启发后现代灵感的伟大文化资源之一。
大致说来，从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我们曾经处在世界发展的顶峰，有着辉煌的历史，那时候，西方各国普遍向中国学习。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正因为那时长期的辉煌，我们才有近代以来的落伍；正因为近代的落伍，才使我们今天向西方的开放学习成为必要。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无须因为历史上的辉煌而傲视于世，也无须因为近代以来的衰落和向西方学习而自惭形秽。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出现的全球化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性质，而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传统文化已经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在这种新的时代里，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在文化上自守和开放或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许多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认识和处理悖论的困难(这个悖论的困难充分表现在有些中国人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为崇洋媚外，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表现为封闭自守；或者在一段时间里更多地表现为崇洋媚外，而在另一段时间里则更多地表现为封闭自守)。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不可以以一种需要掩盖另一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先树立一个坐标，这就是先进文化，由此出发具体分析什么是应当保护和发展的，什么是应当向世界开放学习的。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中国连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并引起了世界很大的震动，广泛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中国在金光闪闪的背后还有许多难题，我们的发展还是很初步的，据中国科学院2005年2月18日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还有一百年。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的问题，最终的是心理领域的影响力问题。在经济之外的领域里，要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骄傲。但是，纪宝成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里却说，目前中西文化对话“乃是属于均势地位条件下的对话”，此话显然言之过早。
我们看到，目前包括文化在内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各国都在争取扩大自己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文化上的地位就没有国家的地位。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地位主要是在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通过正确而积极的文化交流获得的。对于中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陶醉于我们的传统文学艺术，但是我们也需要自醒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封闭自守和专制主义，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有所分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历史，在历史课堂上，听到祖国辉煌的历史，听到一个半多世纪受到的种种屈辱，曾经多少次地义愤填膺，在处理重大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应当感情用事，我们更需要理性。传统文化研究需要克服两方面的错误倾向：盲目情感左右理性思考和枝节问题掩盖主干问题。
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8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的水平。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时期将是一个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此它一方面充满着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各种风险，各种矛盾凸现，国家进入了多事之秋。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进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但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极快，香港和新加坡目前的人均GDP都超过了20000美元的水平，台湾地区和韩国超过了10000美元的水平，而拉美一些国家却出现了经济衰退，譬如巴西、阿根廷人均GDP至今不足3000美元。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是抓住机遇加速社会转型和克服社会矛盾，而拉美各国却没有抓住机遇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外债高筑，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产业，社会腐败严重。
日本十几年经济不振的教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上个世纪初，与石原慎太郎一味对世界说“不”的狂妄态度相呼应，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恭要一竭力鼓吹日本要以“输出日本文化”称霸世界。而现在东京的一位法律顾问在评论日本不断出台法规保护员工揭露公司舞弊行为时说：“日本正在走向法治社会”。这句话实在让我们吃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既然至今竟然还不是法治国家！这正是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来经济滑坡的重大原因。中国正在经济起飞，对于日本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察(所幸的是中国当前极其重视法治建设)，日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法治建设问题，而是整个文化问题。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舛恭要一那样“输出日本文化”称霸世界的话了，更有甚者，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最近也著文《孤家寡人·难成大器》，认为日本不仅不再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国了，而且正在滑落为亚洲的次大国(次于中国)。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这些预言现在都被证实了。这几年日本在否认过去对于邻国的罪行方面一意孤行，并且把中国列为与恐怖主义一样的敌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长期经济低迷之后日本的一种心理变态的反映。
二战之后有三个国家发展极快，美国、前苏联和日本，日本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经济大国。但是，正是前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个解体，一个经济发展停滞至今没有恢复往日的锐气。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它们之间也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封闭自守的制度和文化。工业社会的关系特点可以用“机械”两个字概括，在这样的社会里，封闭自守、拼命苦干也可以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信息社会将发展机制逐步转移依靠到人的创造力上来了，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以人的自由为前提的， 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了信息社会，苏联解体和日本停滞看来可能与这种时代的巨大变革有关，这就是说，亚细亚共同体的封闭自守的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里尤其可怕。日本的教训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