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众传播的划分相应，此类译著在横向上也有所拓展。译者们首先注意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学的渊源。这种倾向在1989年得以凸显，在《大众传播学通论》中稍见端倪，译者对其的评价是，“本书作者是对大众传播学十分熟悉的社会学家，在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另辟蹊径，探索出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见“译者序”）。
与此同时，两本正式冠名为传播社会学的译著粉墨登场。一本是日本学者竹内郁郎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另一本是英国学者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前一书译者的一番话全盘托出其心迹：社会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使大众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区别了开来，因而从多种译著中选择了“索性将大众传播学纳入社会学体系”的该教材引进国内，希望借此有助于“建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体系”。1990年的《大众传播学诸论》和《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基本上也是循着这样的路数。中国传播学译著从传播学科的概论开始，就这样很快跳到了媒介或传播社会学。当然其立足点没有变，仍是从学科到学科，不过目标更加具体化而已。
当然，横向扩展的趋势并不止于此。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4部人际传播著作的相继出版，使得译著又朝新的领域伸展。无论是作为理论专著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还是作为普通教材的《人际传播新论》，其中译本序言都明确指出人际传播是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崭新的研究方向；是“在传播学中与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相并列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虽然在此时还把人际传播称为“崭新的研究方向”未必十分妥帖，但就其所针对的对象——中国读者，也还说得过去。刚刚才对“传播”一词有所熟悉，马上又出来个“人际传播”，当然不能说不新。虽然细心点的读者可能发现，1987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的文本中，中译者已经为此作了预告。
1984-1992阶段的译著实际上还有另一条行走的线路，这就是对西方媒介的批判。从巴尔迪凯的《传播媒介的垄断》，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再到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尽管这类著作的宗旨，在表面上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业的传统认识和批判暗自契合，但绝不可认作是其翻版。《舆论学》的译者看到了李普曼被美国学者奉为“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舆论学》被奉为开创“传播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至于《权力的媒介》，则意在让读者知晓，西方传播学除了传统的经验学派，还有一个“重‘破’轻‘立’”的批判学派。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条线路的译著同样是一种扩展。不过与上述的侧重于研究内容不同，它们所带来的是传播研究中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和理论视野。另外两本译著带来了另一种视野：一是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原著名为《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二是美国学者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从研究对象上说，这两本书均属于大众媒介，似可归入大众传播。然而，众所周知，它们并非“概论”、“通论”一类，而是专门就技术对人的影响而展开：前者着意于人的感知，后者侧重于人的观念。如果说，因为麦克卢汉在传播研究中的地位，其代表作得以译出尚属意料之中，那么，后者的引进多少有点意外。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为这时期的译著增添了新的色彩。
经过差不多五年的沉寂，1998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开始陆续登场（该年出了两本，到2000年出齐），由此拉开了内地传播学译著第二波的序幕。传播学类的中文译丛，此前从未有过，就声势而言，这阶段就已超过第一阶段。但这套书的令人寻味之处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对传播学科历史的认同上。“自本世纪初第一个演讲系在美国诞生，现代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学科便开始了不凡的学术之旅。”这个“不凡之旅”被做了以下的描画：从20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做了理论准备。20世纪初，特别是四五十年代之后新闻传播业的繁荣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大众传播学成为重要领域。其后，人际关系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研究领域的相继学科化，使传播学有了更多的、公认的学术空间（见该译丛“简介”）。现代修辞学的复兴是否必定是现代传播学科的“种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不凡的学科历史之旅，的确“不凡”地对自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开始的中国传播学者所形成的传播学科构架（这种构架在其时乃至现在的自编教材中都是一目了然）带来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破了施拉姆的“金身”。
由此来看，该译丛所收录的小约翰（Little john，S.w.）的《传播理论》（The 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就极具象征意义。这不仅是说译丛中的其他诸书，比如修辞学、跨文化传播、影响研究、组织传播、电影电视文化等，基本可以看成为小约翰《传播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和深化，《传播理论》则是其缩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教材，该书与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学通论》之类完全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它所涵盖的内容也大不相同，更多呈现出跨学科和交叉的特色，因此，至少在传播译著的行进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学科知识地图的另一种建构。
2000年，内地传播学翻译出版迎来了高峰期，共有三个译丛由南北三个出版社同时推出。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就华夏版的教材把赛弗林的《传播理论》新版本重新纳入自己系列看，多少说明编译者的思绪与上阶段的“大众传播”有相当的重合，此种学科认同在编委会的“总序”中一目了然。尽管他们把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但真正实现飞跃性转化，即真正认识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学科还只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见该书总序）。但这绝不是对上阶段简单的回归。从译丛所涉及的面来看——既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介绍，又有媒介伦理学、新媒介、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内容，既有传播学一般知识，又有批判学派的名著，实际上已不局限于大众传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译丛里的《组织传播》教材，与上面提到的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一起，是目前仅有的关于“组织传播”的中译本。与上一阶段“人际传播”译著的出版一样，这两本书为中国的传播学科拓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由此，通常以为的传播学科所包含的大众、人际、组织层面，就译著看已大致齐全。关于这套教材译丛还值得一提的是莫斯可（Mosco，V.）的那本《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两本研究方法的书。关于批判学派，中国的传播学者知之甚少，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权力的媒介》，一鳞半爪的东西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学科所译的书籍（比如上世纪80年代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恰好补上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派一块。至于研究方法书籍的翻译，显然也是从此时开始。这的确反映出编译者“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的努力（见该译丛总序）。
2000年出版的另两套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就译丛名字即可明白，其特色主要集中于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仅此，与其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播与文化译丛”有某些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