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分析
涵化研究中的一个著名议题，就是包括和涉及格伯纳、格鲁斯、摩根以及森各瑞利的一个小组连续开展的许多研究（他们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实施了大量最初的涵化研究）。这个小组包括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以及后来和最初的团队成员保持联系的那些人，这些团队设在诸如马萨诸塞州大学和德拉威州大学这样的地方。然而，涵化研究也一直被这个核心小组之外的人所从事，包括批评、友好地修正，等等诸如此类。我们感兴趣的是，结果的不同是否跨越这些研究小组，是否所用方法的不同成为批评性讨论的焦点。
核心（即Gerbner）小组发布的研究有一个r=.088（K=31）的平均效果值。这个研究小组采用的大样本（43，000个以上）意味着，由样本误差解释的变化不多（大约30％，x2=99.2，df=32，p<；.001），这说明调节变量正在这个研究群体中起作用。核心小组之外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仍然显示了一个较高的平均效果（r=.100），伴随着同质的变化（效果值中75％的变化可由样本误差解释，x2=29.77，df=20，p=.07）。
颇有意思并且出乎意料的是，与格伯纳及其同僚相关的研究者们报告的结果显示了一个在效果空间上相当宽泛的多样性，而且由其他人报告的结果中的变化可以被解释为仅仅是样本误差所致。无论如何，这个特殊研究的特性不调节涵化关联。
另一项是有关自变量的测量。某些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整个收视量与特别节目的收视量这两种测量何者更适用。虽然我们认为运用整体收视测量作为独立变量有着重要的理论前提，但在元分析的项目中我们却发现二者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那些运用常规方法（收视量）的研究总计一个平均效果值为.096。那些运用所有其他方法的总汇为一个较小的效果值.076。两组群体都展现了效果值变化上的异质。这说明有关测量特定节目收看情形的方法更佳的论点难以立足。尤为重要的是，就其本身而言，在涵化运作的整体上，这不是一个调节因素。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在某些研究中受访者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的调查必须与对电视的感知有关，或者测量电视收视的手段比社会真实感受更重要。这些训导事实上污染了数据并且导致了不一样的效果吗？这样的研究倾向于得出偏高的效果值（r=.117，K=8）。没有制造这些误差的研究的平均效果值为.095（K=33）。一个我们没有相关信息的研究小组则得出一个居中的结果（r=.103，K=11）。没有告知受访者研究性质的调查实施具有最高的“真实”变化，约在50％上下。作为对比，那些给受访者某种敏感暗示和那些在论文中没有交代任何相关信息的研究，其报告的效果值的变化似乎整个地都是由于样本误差所致。因此，由于不了解各项研究中每组群体变化的同质性，我们可以推测潜在的污染不是一个真实的调节因素。
有些研究用一天收视时数来估算收视情形；还有些用一周的看电视时数、电视节目表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测量。用一天收视时数作为收视测量的研究所得平均效果值为.09（K=34，伴随着效果值的异质变化，x2=108.9，df=33，p<；.001）。
运用其他测量方式的研究所得平均效果值为.092（虽然这些结果在效果值上几乎未显示有何超越样本误差的变异产生，x2=18.5，df=17，p=.35）。数据显示，以每天收视为准的研究与其他方法的研究无甚区别，这一结果再一次平息了在此问题上的争议。然而，那些不以日收视量为准的研究的恒定性还有待探究。这些研究中有许多都是用较小的样本值，这些样本在预期的变异中扮演某种角色，因为从小样本研究中所得结果更加受到样本误差的支配。
事实上，或许只有当样本量被比较时，最广泛的区别才可看到。大量的随机的有代表性的样本显然优于小的便利样本。当我们进行如下分析时，个中原因即可明了。
在对小（N<；600）样本进行元分析时，其平均效果值为.136，而大（>；600）样本则为.085。
大小样本群体均展现了效果值变化上的某些异质，因此这不能被看做一个真正的调节变量，虽然从描述情形来看这一模式是颇有意味的：在小样本研究中一个可见效果变异上的较大百分比可以仅仅归于样本误差（61％相对于大样本研究的37％）。
在所有这些比较中——研究者所属团体范围的比较、受访群体人口统计学上的比较以及研究设计特点的比较等——我们看到，可见效果产生变化的案例完全可以被一个特定研究团体的样本误差来解释。然而，在所有用来比较的研究子集中，没有出现同质性变化的案例，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一项可以作为涵化变异的调节因素来认识。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最贴近调查原本设计的研究——也就是说，那些与格伯纳相关联实施的研究，那些使用大样本的研究，以及那些可信的没有诱导受访者的研究——都倾向于得出关于涵化的偏小的评估。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所得结果和所用方法（最多与Gerbner所用方法相关联），在一个元分析的意义上，比那些批评家和其他人更加保守谨慎。后者不时地使用小的缺乏代表性的样本。然而，这些模式再次仅仅成为描述性和建议性的资料，因为从我们的分析中没有真正的调节因素显现出来。
讨论
这项研究有一个直接简明的目的：运用元分析的工具和标准来获取涵化分析的结果。证据指向一个接近.09的平均整体效果值，同时伴随着在不同条件下的一些小波动。在大多数研究小组的案例中，平均效果非常接近双精度型偏差，幼儿的系数最小（r=.071），但这是基于相对少量的研究（K=9）；最大的系数出自那些使用小（N<；600）样本值的研究（r=.136，K=22）。在本章中，我们讨论这一效果评估值的含义，同时评述由我们的结果所提出的多种问题。
或许有人认为，一个如此小的平均效果值意味着涵化关联即便是“真实的”，也会因其过于琐屑而无甚意义。值得说明的是，可以解释的变化部分是如此之小（r2=.01或者更少），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任何预言性或解释性的力量来影响电视收视量。尽管如此，元分析的原则仍然使情况昭然若揭。只建立在r2上的依据，使我们错误地低估了在现实世界中变量如何发生关系的实践和理论意义（Hunter和Schmidt，1990，p.199）。在该原则的一次典型运用中，赫雷特-斯克杰鲁和艾伦（1996）用“双重效果值展示”来说明，一个相对小的效果评估（r=.101）如何能够确实地预示着电视收视对性别角色感知的深远影响。他们的要点是，在分布状态的更为极端的方面，即便很小的关联，也可以成为最具预见性的。
在另一层面上，从电视收视中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的大的效果将是惊人的并且可疑的。在这个社会上，很少有人不在多年中积累一定的收视量，可比较的信息通过其他媒介被传播，而轻度与重度收视者生活在相同的整体文化中，塑造我们信念的力量是来自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就如同格伯纳等人多年来反复强调的那样，电视对人的影响绝不是最有威力的，但却是最日常、最深广、最广泛地被参与和共享的。
格伯纳及其同僚也一直强调，比效果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效果影响的方位及其稳定分布的性质（参见Gerbneretal.，1994）。他们曾经指出，在紧张激烈的战争中，“小的影响”制造差异。收视率上一个单个的百分点的增加就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收益；许多选举的胜负都源于少数几个百分点，并且一个全球性的少许度数的气温变化也可能导致意义深远的气候巨变。少数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往往标志着压倒性的胜利，标志着市场的易主，或者一种流行选举或其他决定，使天平倾斜。
任何普遍深入的主流信息系统都依靠并通过许多特别的已经过滤与重塑的争论和议题，来表述、建构并再现总体文化模式和语境的复杂层面。于是，全球的意识、信念以及思潮都经由电视培养形成，即便由收看电视带来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很细微，也会具有多变并且特殊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真实世界暴力的感知中，归因于电视的1％的转换有助于获悉关于特别议题论辩的背景。例如，正在进行的关于电视暴力的政治论辩显示，公众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暴力是一个难题，它可能要求社会采取一些类似审查之类的行动（例如，Vchip的引进），而政治机构将扮演审查的角色。换言之，正在进行的暴力恐惧的涵化建立了这样一个社会底线，即暴力应该由现有当局来制止的假设被广为接受，甚至不管这样一个悖论：电视本身即涉嫌暴力犯罪。
这进一步涉及格伯纳及其同僚的主张：一个恐惧感强的人群或许更愿意接受那些许诺为其提供“安全”的约束性措施和强硬手段，而忽视了这样一种威胁：类似措施可能会殃及公民的自由权。对于死刑、命令式判决制度的宣扬，大量人群服刑年限超过了受教育的时间，而这些都只不过是政治建构恐惧感、惩罚意识以及权力的结果。电视当然不“引发”这样的政策，但是它为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土壤，使之获得支持。
同样，涵化以缓慢但却稳定的方式，意味着电视长期、有规律的戏剧性描述助长、再生了我们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观念；对女性、儿童以及家庭的角色感知；进步、科技、平等以及机遇；还有关于不同群体的想象。所有这些从图解意义的行为和政策角度出发，依次反映和阐释文化生态。他们微妙地保持某些价值观和思想的活跃，同时排斥或忽视其他一些东西。渐渐地，细小变化的长期集聚和“共同观念”的维持就会在许多社会政策迥异的区域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