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即时参与的方式体现了广播媒体的魅力之一——伴随听众，并且建立交流关系。同时，这也为广播媒体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说广播媒体主持人的反应能力都要高于电视媒体主持人，但是，广播媒体即时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主持人必须具备“话题的快速判断能力”和“语言的快速组织能力”。
再来看看内容层面。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每一次技术上的突破，实际上都影响到节目内容的革新，甚至是传播形态的变革与发展。
“伴随性”在内容上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来实现：话题（或节目的主体内容）、主持人的语言面貌以及主持人的个性和形象。广播媒体“伴随性”的特点决定了节目的主体内容是极具“亲民性”的，是听众在当时或一段时间内所需要的；节目的主体内容又决定了主持人的语言面貌是极具“亲和力”的，是具有服务意识的；这种亲和的服务意识又决定了主持人的个性与形象——在“同”中求“不同”，在“不同”中求“同”。
这三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分别详细地加以阐释。
为了进一步说明具有“伴随性”的节目内容和即时交流的直播媒体相加会给听众带来怎样的收听效果，让我们回顾这样一个事件：2005年2月4日，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节目播出时，主持人向菲发现一条特殊的短信：“向菲你好。我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的人，我现在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从选择，望提醒一下。”向菲凭借专业经验，判断这条短信绝不是“无聊”的听众发送的普通短信，这条短信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向菲一方面按照短信平台的显示，向发送短信的号码回复了自己的手机号，并告诉这位听众节目后可以单独联系；另一方面，向菲不动声色地通过节目“进行开导”，引用一些“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的案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收音机前这位特殊的听众。节目结束后，向菲第一时间拨通了这位听众的电话，果然，这位听众身上隐藏了巨大的秘密。通过13天几十个电话的沟通，杀人后逃亡11年的辜三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向菲陪同向警方投案自首。之后，另一个潜逃4年的犯罪嫌疑人袁也向她求助，经过向菲近十天的劝说，他于4月1日自首。9月18日，第三个在逃犯罪嫌疑人余通过向菲向警方自首。
在上面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怀有负罪心理的潜逃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长期关注向菲的节目，如果没有建立对节目主持人的信任，如果没有在发送短信后得到迅速有效的回应，如果没有在节目中持续获得缓解负罪心理的有效信息；而主持人向菲如果没有通过情感和语言建立比较宽松的节目氛围，如果在粗心大意之下把短信按照一般听众留言处理，如果没有负责任地主动与潜逃犯联系，如果没有及时调整话题、传达影响这位“特殊听众”心理的话语，很可能这位“特殊听众”不会自首，最起码不会很快决定自首，也就更不可能影响另外具有同样经历的“特殊听众”。
我并不是说拥有“伴随性”的“即时的”“交流互动的”广播媒体一定会给听众带来多么大的影响，甚至改变社会风气。但是，最起码在听众需要的时候，有一种媒体是可以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且与他们交流的，这对于听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种互动中，与其说是听众与媒体在互动，不如说是听众与主持人在互动。而且主持人也是广播媒体“伴随性”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所以，在认识了广播媒体“伴随性”这个总的特点之后，接下来主持人就要调整自己的语言状态，在节目中“落实”伴随性的定位要求。
（3）广播媒体的“服务性”
主持人要认识广播媒体的“服务性”特点，为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生活、情感、心理等服务，并加大节目中的信息量，提供充足及时的信息服务。
如果说“以家庭为主的媒介休闲方式”给电视媒体带来的好处是“半强制性的接受”。那么，这个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强大的优势给广播媒体的挑战则是：如何有针对性地建立“满足特定群体需求”的媒介表达方式。比如：在道路上驾驶汽车的司机朋友，在厂矿单位值班的朋友，在固定环境里（比如校园）没有条件接受复杂媒介形式传播的朋友等。而某些特定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真正需要广播这种媒介形式来获知外界信息和满足精神需求的。
如果说广播媒体“伴随性”的特点类似于总体定位和指导方针，那么“服务性”这个特点就是落实“伴随性”的“具体措施”了。
以北京为例：在古老的历史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北京“原住”市民经历了北京高速的发展，他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变化；北京是文化之都，高校云集，青年人才聚集，他们紧跟时代步伐，但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成熟；北京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量大，外来务工人员的思维意识不可能跟国际大都市快速接轨；经济高速发展和精神层次提升之间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真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城市特点的大布局，让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困惑骤然增多：有精神需求层面的问题，也有实际生活层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媒体的即时“服务性”实际上成为了广播媒体的又一大优势特色。
广播媒体的“服务性”大致有三个出发点，但最终是以具体的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表现的。
第一个出发点——为审美需求服务。每隔几年，听众的审美需求就会有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计算的，而是以一种潮流的方式出现的。作为媒体，应该善于捕捉这种潮流到来之前的气息。当然审美需求的潮流没有明确的标签，也没有具体的说明，即将到来的潮流会是什么？媒体应该如何应对？这需要媒体去揣摩、判断。如果判断准确，那么媒体将成为引领风潮的标杆。
比如，由于听众人群细分，从而建立专业频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经营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审美需求问题。听众之所以能够细分，是因为个性的审美需求逐渐取代了共性的审美需求，以个性化为主导的审美潮流主导了专业频道的建立——所以，各地电台、电视台纷纷建立了文艺频道、体育频道、新闻频道、音乐频道、外语频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建立了故事广播。这些特色鲜明的专业频道就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个性化的审美需求，为了适应新的、个性化的审美潮流而建立的。
再说得细致一点，就电台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听众带来笑声的只有“文艺节目”，“娱乐节目”几乎没有。文艺节目有评书、歌曲、曲艺等形式，这些内容逐渐不能满足听众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出现了“笑话”、“竞猜”、“对抗”、“明星参与”等形式。比如《欢乐正前方》就是很好的例子。传统相声的包袱需要太多的铺垫，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大家需要的欢乐越来越多，于是讲笑话的节目出现了，相同单位时间内，《欢乐正前方》的包袱要比传统相声多得多。基于《欢乐正前方》为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比较适合的服务，它历经十年依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当然我对《欢乐正前方》进行过两次比较大的革新，这也正是为了满足听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标准而进行的创新。
再说说《1039交通服务热线》，它原本是一档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公共服务栏目，可我们把它加入“娱乐化服务”概念之后，一档在“弱时段”的节目居然活了。从形态上讲，是创新带来了跨越；从内涵上讲，是我们满足了听众对于“幽默”的审美需求。
所以，广播节目能够摸准听众的“脉”，看清审美发展的大方向，为审美需求服务，才能被听众所喜爱。
第二个出发点——为社会人群情感服务，这个出发点就具体一些了。我们刚才也提到：社会转型带来情感困惑，社会发展越快，人们越需要宣泄情感，越需要与人交流情感。比如音乐节目的增多，甚至建了专业频道，实际上说明了听众对情感宣泄和情感交流的渴望，因为歌曲是表达情感的很直接的方式。生活压力大了，人们就需要减压，所以娱乐节目多起来，只为让人哈哈一笑，慰藉一下心情。更直接的，心理的、情感的谈话节目、热线节目长期播出而不衰，是因为人们太需要找人倾诉了，太需要让人指点精神上的困惑和情感上的迷茫了。所以说，为社会人群情感服务的功能在广播节目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第三个出发点——为某个具体主题服务，这就更具体了。广播节目为了服务听众的实际需求而设置的节目，其目的就是为了答疑解惑、为您服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纷纷出现交通广播，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交通压力而建立的，其主要功能是向司机提供交通信息。现在资讯类节目比较受听众欢迎，是因为听众想要获得出行、生活、消费等方面的信息，这类节目的审美功能减低，信息量增大，从另一方面满足了听众的需求。以《1039交通服务热线》为例，专家坐镇现场，及时回答听众用短信发来的问题，直接向听众传递有效信息，这就属于主题服务类节目。除了传递有效信息，我们还探索增强节目的“美感”——开创了服务节目娱乐化的先河，结果一举突破了非黄金时段节目收听率的瓶颈问题。
小到答疑解惑，大到引领风潮，这是广播媒体“服务性”的具体体现。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广播媒体主持人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他的语言面貌应该是引导式的、沟通式的、朋友式的，而对这种大语言风格的把握恰恰来源于主持人对广播媒体专业知识的理解。
（4）广播媒体的专业频率细分
什么是“媒体专业细分”？美国传播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在当代信息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消费需求，乃至价值观念，都体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整体到分化的发展走势，并预言信息传播领域内“非群体化传播时代”的到来。“非群体化传播”要求传播者不再把受众视作一个无分别的整体，而是针对受众的不同群落和不同需求层面，分别实施特定的传播策略。
正如托夫勒所预言的那样，媒体专业细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受众与媒体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洗礼：大众受众（Mass）时代，该时代的特征是媒介数量较少，受众选择媒介的余地不是特别充分，媒介以面向最广大的受众为主要任务。细分受众（Segment）时代，该时代的特征是报刊数量、广播电视频率数量急剧增加。受众的个体需要日益突出，媒体开始细分自己的目标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适合受众（Niche）时代，该时代的特征是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广播电视频道、频率呈几何级数增长，受众的需求开始再次细分。一对一受众（One-to-One）时代，该时代的特征是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带来了个人化的一对一信息服务模式，使个体需求和交互性信息消费成为可能，再一次改变了受众消费媒介的形式。
受众的分流和技术的推动导致广播走上“窄播”道路。美国广播的专业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专业化电台的种类大约有70多种（电台总量在12000个左右），包括谈话台、社区台、体育台、农垦台等。以纽约市为例，全市70个电台由28个调幅电台和42个调频电台组成。28个调幅电台的专业分配基本上是：3个新闻电台、4个谈话电台（其中2个是西班牙语电台）、1个轻松调幅（基本是交通台＋CNN新闻）、1个新闻加谈话及公共事务电台、1个谈话加综合电台、2个谈话加加勒比音乐电台、3个体育电台、2个中老年音乐电台、1个儿童音乐电台、1个西班牙音乐台、2个中文电台、1个韩语电台、5个宗教电台、1个种族电台。42个调频电台的定位是：11家校园电台（主要是摇滚、爵士等各类音乐和新闻综合节目，发射功率普遍较小）、1家新闻谈话和公共事务电台、2家综合（教育）台、1家宗教电台，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各种类型、适合不同年龄层的音乐电台。除校园电台、一些公共事务电台、宗教电台是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外，绝大多数的新闻、谈话、体育和音乐电台是商业电台。如此细分的广播市场，使得几乎每一个纽约人都能拥有自己喜欢收听的电台。
中国广播的专业化细分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对行业的认识和摸索，每个城市的广播都逐步形成了一台辖多频率的模式。
目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有9个专业频率：交通广播、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新闻广播、体育广播、故事广播、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爱家广播、外语广播。这9个频率有的是按照节目内容进行的细分，比如：文艺广播、新闻广播、音乐广播、体育广播，有的是按照受众群体进行的细分，比如：交通广播主要针对驾车者，外语广播主要针对外国朋友，爱家广播针对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听群体。
专业频率细分给专业主持人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但无论是按内容划分的专业频率，还是以收听群体划分的专业频率，给主持人的压力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知识储备上的，一个思维意识的改变：以分析听众对象为前提进行节目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