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声：“什么也没有说。”
记者：“您听说是死了30多个人？”
吕振声：“对。”
记者：“都是哪些省的呢？”
吕振声：“反正河南么一个，就是俺安徽就一个，大多数都是四川和山东的。”
解说：在吕世文的父亲帮助下，记者很快在相邻的河南省沈丘县找到了与吕世文同时遇难的另一个被瞒报的矿工高凤新的家。
记者：“您这是高凤新家里吗？”
河南省沈丘县遇难矿工高凤新的三哥高凤勤：“是。”
记者：“你是高凤新的？”
高凤勤：“我是他的三哥。”
记者：“您是？”
高凤新的三嫂：“我是他嫂子，三嫂。”
记者：“高凤新到山西去挖煤去了？”
高凤勤：“是的。”
记者：“后来就发生什么情况？”
高凤勤：“后来发生瓦斯爆炸，在井下已经伤亡了。当天上午挖出来的，挖出来以后就直接运到火葬场那地方去了。”
记者：“临汾市的火葬场？”
高凤勤：“临汾市火葬场。”
记者：“你们见到高凤新的遗体没有？”
高凤勤：“我是在他火化的时候去见了。其他的没见到，只是听说。反正是有我们上蔡的。”
解说：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记者又在河南上蔡、商水等地找到了2名被瞒报的遇难矿工家属。确认上蔡县韩寨乡石桥村的邱梅松和商水县胡吉乡康老村的康雷都在这场矿难中死亡。家属们不仅去过临汾办丧事，取回了骨灰，而且还都拿到了一张协议书，上面写道：“甲方：临汾市尧都区阳泉沟煤矿，乙方：邱梅松。2002年12月2日，由于发生矿难，邱梅松不幸遇难。经甲乙双方代表协商同意，达成协议，由甲方付给乙方29000元，一次性了结，不得反悔，也不得节外生枝。”
……
可以说，这期节目的采访调查过程历尽艰辛。记者曲长缨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两进阳泉沟煤矿。第一次进矿，矿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订立攻守同盟，收获并不大。元旦过后，他再次进矿，从破旧工棚的杂物堆捡到的一个身份证、矿工宿舍床下捡到的一本通迅录和过路人念叨出来的几个死难矿工的名字入手，不辞辛苦，赴安徽、下河南、跑四川，经过几次求证调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矿主和有关部门为逃避惩罚而采取了卑劣手段，对死难者家属连哄带吓，企图隐瞒事情的真相的骗局。
节目当时只提出了两个需要强调和展现调查过程的地方：一是死亡时间，要交代清楚不同的死者是同在12月2日这一天上午死亡的；二是死亡地点，要交代清楚不同地区找出来的遇难矿工是同在阳泉沟煤矿打工的。只有这两个问题的调查过程展现清楚了，事实的交代才是闭合的，事实的结论判断才是惟一的。强调这两个重要的细节，可以使节目的调查显得更深入、更严密，过程更完整，观众也会更信服所提供的事实。
五、从文件、票据、数据等理性素材中抓证据
这是调查性采访的难度所在，也是记者调查工作中的重点。记者在调查中要善于从文件、数据中找到揭示事件真相的材料。
文件以及票据等纸质材料稳定性高、说服力强，常常成为记者印证的重要材料，比如《“罚”要依法》中当地交警所开的发票单据，《收棉时节访棉区》中贴在墙上收购棉花的统计表等等，都成为记者揭示事件真相的有力证据。
数字是高度理性和抽象的，数字是最简洁的线索来源，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证材料。从小小数字的对比恰恰能一点击破，挖掘出大问题。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难以置信的体检”，对血清样本体检显示数据与原始检验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医院方在检验数据上的伪造行为。《焦点访谈》“个人消费公款买单”中，对湖南株洲金狮啤酒厂的会计数据的调查，找到了赵湘杰两次车祸的联系，从而揭示出一个深层次的主题。《新闻调查》“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对当地政府不同文件所提供的数字进行比较，发现当地渗灌节水工程的造假行为。
六、创造兴奋点与兴趣点
现场调查采访在展现事实过程中，为使节目好看还要有意识地通过提问来创造兴奋点，使报道具有可视性。兴奋点和兴趣点也是节目的活力所在。
兴奋点是指能使观众特别感兴趣，让人振奋、激动或令人愤概的某一细节或情节。调查性报道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要把问题揭示透彻，又有较长的节目时段，因此必须间隔安排兴奋点，以使观众保持观看的兴趣。批评性报道事件本身也容易调动起观众喜怒哀乐的情绪，但要把这种情绪调动起来，还需要记者在现场调查的采访、拍摄中下功夫。
兴奋点包括事件的矛盾、冲突、交锋，也有典型的细节、情节、事件，结构上的悬念等，在形式表现上电视各种元素都可展现。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形式’逼人”获中央电视台1998年第二季度金奖。是亠个充满兴奋点的好节目。河南省荥阳市政府向农村推行改建厕所，目的是要创造全国文明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卫生城，改建厕所，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荥阳市是干旱、贫困地区，农民温饱尚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改建厕所是不合实际情况的。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市、镇、乡对改厕工作的做法。记者现场的调查采访和节目中的旁白都有不少令人感到可笑的兴奋点，既交代了问题所在，又发人深思：
记者（问正在改厕的农民）：为什么还要干？
农民甲：这是形势，你不弃不行！公社和大队超过13号就要罚。
记者：这厕所是农村一定要修的吗？
农民甲：现在这不是城市，吃水都没有，天天冲，冬天上冻，你屙的，那眼儿不大，还得冻住，那还得掏。
妇女：那搞的就是说不中，只管建，不能用，形势过去了，重来嘛，不能用的再撬开挖了。
农民甲：要说现在这改厕所，走形式主义。村里有户农民已修了一个水冲式的厕所，但是还要改——农民：我这厕所跟城市也差不多，队长说不行，不符合统一模式，现在要用干式的。
记者：为什么？
农民：说干式卫生，人家叫挖掉。
记者：那你怎么冲？
农民：现在不冲，将来接点水再冲。
记者：那不更麻烦？
农民：那没办法。记者又问厕所快修好的另一户农民——记者：现在是不是可以用？
农民：现在还不可以，还没审批。
记者：那现在这段时间上哪儿上厕所？
妇女：（笑）没地方。
农民：有的跑到地里，没厕所用。
记者又问孩子：上哪儿上厕所？
孩子：土地里。记者问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记者：今天为什么不上学。
孩子：放假，让挖厕所。
记者：放几天？
孩子：三天。
记者：三天后挖不成怎么办？
孩子：挖不成不叫上学。
记者：你们老师是这么说的吗？
孩子：是。
记者：你们家挖成没有？
每一段貌似正说的旁白，下面都紧接着反向的事实。这种反话正说的旁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与现场调查所采访的农民的语言相结合，把“形式主义”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充分发挥了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论据形象化的特点。
好题材通过好的兴奋点，能为观众所喜爱，兴奋点通常也是批评揭露的重点，需要记者下功夫去着力渲染。无兴奋点的报道如死水一潭，平淡无奇，难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节论证与论点——观点性采访
在调查过程中呈现事实，同时也在事实呈现的基础上得出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是隐形的，隐藏在选择的事实之中；有的是显性的，以评论的形式出现。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新闻评论性节目，揭露批评性题材的深度报道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它展现事实，同时也要展现观点。与报纸文字评论不同的是，陈述部分，即事实性采访，是形象化的论据，即展现事实；评论的部分，特点是论证的群体化，即通过采访让各界人士来发表观点、见解。现场访谈调查结束后，回到演播室，主持人的言论则体现了评论的立论，并提出鲜明、精炼、导向正确的论点。论点的高度也体现了记者、编导驾驭题材，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一、调查性采访论证
论证是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推理过程，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过程。论证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在事实性采访展现的过程中，实际上，记者已经是在有意识地运用形象化论据，即对事实做分析、透视，来说明和印证论点。换言之，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借助于形象化论据的展示过程，已经体现对批评问题的分析透视。中央电视台评论部提出“让过程说话”、“论证过程事件化”的思路，即要求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要有编导意识，要有严密的逻辑做层层分析推理，强调既要用事实说话，又要用事实的逻辑力量说理。论证过程即是用逻辑力量说理的过程。
论据形象性，论证群体化是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的两大特色。在充分展现事件过程时，适时地由不同阶层的人适时对事件发表观点、见解，在调查性采访中设问引出观点。
比如，《焦点访谈》“法人行贿法不容”报道中对法人行贿如何看，记者有两段观点性的采访。
浙江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说，单位行贿往往是以单位的面貌出现的，有时它比个人行贿危害还要大一些，因为无论送财送物，损害的是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数目会更大，造成的危害也更大些。
节目中，记者在现场调查采访的最后一个对象是北京大学法律学教授。他说，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在于人们对于个人花钱往往不太敢拿，对于收受个人财物会构成犯罪，思想上有一定的警觉性，而对于收受单位的钱，往往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拿了无所谓。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无论是为单位办事还是为个人办事，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无论是为个人行贿，还是为单位行贿，这样一种行为，它都是用钱来腐蚀国家公务人员，为自已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都要按犯罪来处理。
又如，在《“形式”逼人》中，农民对干部们如此费力推动全民改厕运动的态度说，“这样搞都是为了乌纱帽，完不成任务，是乡长、镇长的就免职”、“要说现在这样改厕所，就是形式主义”。
以上这些被访人回答的语言不管是简短的一两句，还是条理清晰的说理，都是对具体事实的分析，是观点性意见，充分体现了电视评论论证群体化的特色。
二、调查性采访论点
论点是对所论述的事件问题、现象表示的意思和态度，是对问题的高度概括、提炼，它是评论性节目的灵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带有评论性质的节目，不能缺少论点。论点提炼是对记者调查采访展现事实过程的高度、精炼的概括，它展现了节目编导、记者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水平，也决定了批评性报道的水平。好的论点需要有好的论据支撑，要有现场调查采访取证材料，要有精彩到位的分析论证。试想，若现场采访调查很到位，最后，论点却不够有力，概括评点不到位，就像煮饭缺把火，做成了夹生饭一样，会影响整个节目的成败。所以，问题批评性调查采访，最后还需要有好的论点来升华、点缀。有思想深度的锋芒锐利的论点往往能对节目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电视界在谈到《焦点访谈》节目时，对主持人最后在演播室的点评力度颇为赞赏，认为《焦点访谈》点评的力度显示了中央台作为国家级电视台的实力。《新闻调查》最终的记者点评，在有的节目中和出镜记者是同一人，因此，论点的提炼能让观众更直接感受到并体现出记者调查采访的功力。而《焦点访谈》主持人与现场调查采访记者则是分开的，观众表面上似乎感受不到立论与调查采访的直接关系，其实，主持人精彩到位的立论同样体现了主持人调查采访的功力。
《法人受贿法不容》是这样阐述论点的：“除了进一步了解到法律知识外，我们今天节目最大的震动是采访这些拿了别人的钱、已经被判刑的官员们，还是那么没有负罪感，那么心安理得，好像自已没有犯罪；造成这样的原因，除了他们个人不学习法律，不注重遵纪守法外，是否我们社会存在公私不分、是非不明的某种宽松行为，也在起着作用呢？”
在《“形式”逼人》中主持人的评论是：“修厕改厕本来是件好事，但脱离形势走形式反而是偏了，倒是节目里这些干部为完成任务，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那种积极性让人叹为观止。回想起我们前些日子节目中提到的在地方上的土地承包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落实不下去，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也有这样的积极性去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怨言就会减少了许多。”
以上论点，话都不多，语句也十分平实，但却有高瞻远瞩的目光，把具体的问题向更广的范围、更宽的思路扩展，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是非观点。评论类节目中，主持人、记者的评论是否有分量，能否通过短短几句话表达出来，是最费脑筋的。既不能重复镜头语言已经表现过的，也不能离开节目高谈阔论。力求既点到为止，又说清观点；既短小精悍，又有回味的余地；跳出细节和过程，站到适当的高度去总结，或引申开来。如上述的论点，从改厕的积极性引申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从一个法人行贿的具体事件引申到普遍存在的公私不分、是非不明的社会问题；在《个人消费，公款买单》中，从撞车事件引申到一些国营企业之所以亏损的原因。对事件的深层次透析，是电视评论性节目的思想力度所在。立论高，才能使批评更有权威、使调查性采访更有说服力，才能强化舆论监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