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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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下乡记:茅屋读书(外两则)(1)

尤泽勇

下乡,对城市学生来说,等于换了一个人生。原先熟悉的生活被割裂,瞬间要转换成完全生疏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读书。

若对下乡前的生活作简单概括,其实就是“读书”二字。每天上课是“读书”,其余时间除了做作业就是读课外书。小学时班上办了小图书室,中学有藏书数万册的图书馆,放假还可到街道图书馆。手头有了零花钱后,就淘旧书店,逐步积累了属于自己的书。一次去某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家,最吸引我的是摆满书的书橱。同学炫耀地指指点点:“这是郁达夫文集,与鲁迅一起的。”——我只知道鲁迅不知道郁达夫。“这是《干部必读》,全是保密文件。”——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社”竖排出版物,其实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学习材料汇编,当时却足以让我肃然起敬。从此,一个书橱就是我的理想。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全套13册的郁达夫文集,可能也是想驱散当年的心理阴影。即使“文革”时期,马列的,鲁迅的,以及一些中性理论书还是在流通的,有关系的还能找到内部限量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由于管理制度松懈,读到县团级、省军级“内部书”的机会实际上比“文革”前还容易。读书渠道没有完全堵死,只要想读,还是有的——不过这是在城市。

而下乡后,则真是没有了。

下乡一担行李,除衣被碗筷等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就是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都是一角、二角从旧书店淘来的旧书,还包括中学几年的数理化教科书。我在土墙上用绳吊起一个搁板,将书放在上面,再用毛巾覆盖,视为茅屋里最珍贵的财富。它们伴我度过了下乡之初的青灯长夜。

农民家里很少有书,农村干部家即使有也就是《语录》、《选集》。原以为在民间能找到一些旧书,诸如传统、古籍之类,实际上很难。孙先生教过私塾,应该有书。几次三番试探,无果而终。杨大龙应该也是有书的,但没有熟到可以问书的程度。农村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撕裂,旧书就像后来的禁书,非特殊关系是不会借出的。遍及全庄,连本旧黄历都没见到。相反,我的几十本书倒成了沙漠中的泉眼。我从中挑一些适合的给庄上的孩子看。每次给他们时,都会先做一些渲染,谈一些自己的阅读体会,引发他们的兴趣,也是引导入门。不料当初的率性撒播却有成果。多年后,先后有数个当年的孩子——如今的成功人士都深情地说起当年跟我一起,如何借书、谈书,父母要他们像我一样读书的情节,说起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听着他们的鲜活叙述,到记忆仓库搜寻却是茫然一片。可能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跟物质不灭一样,精神也是不灭的。任何传递出去的种子,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延伸。

农村找不到书,只有从上海找。父亲将家中看过的《文汇报》收好寄来。那段时期他的来信特别多,每十天寄一次报纸就夹封家信。还按期寄《红旗》,那时《红旗》很紧俏,致使父亲来信常有“本期没有买到,在托人买”之类的解释。鲁迅作品重印,父亲寄来鲁迅全套杂文、小说、书信,让我享受了好一阵。“文革”后期寄的上海《学习与批判》、《朝霞》也同样紧俏,这是“四人帮”的帮刊。现在有学者说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虽难听,但不假。

自己也省钱买了一些书。掏腰包迟疑时就想,就比如会抽烟,一条烟能买好几本!

1974年3月入党周年纪念,买了范文澜的四册《中国通史》;1975年《资本论》重印,用买短裤的3元钱买下第一、二卷《资本论》;还是1975年,与学勤通过种种关系买了一大摞内部发行的书籍……那些书不仅是书,每本上面都附载着各自的故事,看到它们,那段岁月跃然眼前。

找书难,读书亦难。

从现在能找到的旧笔记本抄录到这样一段:“可能出现的障碍:疲劳,不想学;枯燥,学不进;兴奋,干扰学;苦闷,想不学。”疲劳好理解,指每天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特别是夏季日天长,睡眠时间太少,一空下来就想睡觉,农民夸张说“一根扁担都能睡两个人”。这种时候还坚持读书,确实不容易。枯燥,当时读书以马列为主,1975年夏季读书计划是通读《资本论》一、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这些书专业、艰深,对没有半点专业基础的知青而言,是太枯燥了,我们称之为“啃砖头”。所谓兴奋,实际意思是指遇上招工、招生等让知青心生涟漪的事情,这种时候难以平静,亦无读书念头。苦闷,也好理解,心理低潮时,四顾茫茫,什么也不想做,遑论读书?

其实还有个最大的障碍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自学始终是自我摸索,缺少老师指点,走了许多弯路,碰上南墙再回头。现在读到一些学有所成者的读书回忆,不少都幸遇老师甚至名家指点,开书目,列重点,将学术渊源一路引下来,甚至辨析各家长短,推出当代最高成就……尽管其时老师已不在课堂上,而是在工厂农村、“五七”干校,甚至在“牛棚”监狱。我没有这个幸运。

为排除障碍,从严制订了学习计划。还是抄录旧笔记本上相关的一段:“5—6月第一卷,7—8月第二卷,9—10月第三卷,11—12月第四卷。每天1.5—2小时,20页左右,记2页左右。时间由短到长,逐步养成读书的习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争取有一个连贯的系统的知识。精粗读看具体文章而定。不管有多少拦路虎,也要读下去。”这是通读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计划。为保证计划实施,还进行阅读登记:读多少,记多少,从什么时间读到什么时间,都一一登记,自我考核。根据还能找到的记载统计,从1975年7月21日至8月4日,前后半个月阅读12次计14.5小时,阅读132页,笔记13页。平均每次1.2小时,阅读11页,笔记1页。若按天平均还要少,比起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是大打折扣了。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阅读,要真正坚持,困难之至,如鱼饮水,甘苦自知。常常是坐在帐子里,就着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一字一句地看,不知不觉睡去,一觉醒来,灯油耗尽熄灭,书已滑落地下,人还坐着……

四卷马恩选集至今没能通读一遍。

有时回想这一段,辛苦已全然忘却,剩下的只是欣慰:多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到底没有虚度。

而深想,果真没有虚度?怕是未必。在正常的时代,处在青春好学的人生阶段,加上苦学,不是应该学进更多,学得更为有用?如果有名师指点,有一本好教材,学有所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一代人不幸播撒在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先天不足,后天不调,自生自灭。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向上的阶梯。不错,读书是垫高了我的起点;然而,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吃进了牛奶也吸进了狼奶,又当如何?

从旧笔记本里找到这样一段“学习心得”:“当群众运动偏离反复辟反倒退这个根本课题,即使再热热闹闹,到头来除了莫明其妙还会更好些吗?当我们看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变成如此,除了痛心之外,不是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机会主义路线的面目可憎吗?”

这让人可憎的文章真是我写的吗?然而,那个旧笔记本里充斥着的都是这样的文字。

那个不正常时代生产出大量的意识——名词、概念、论点、逻辑、思维方法,甚至语言表达方式——在阅读的同时,被我们接受;它像种子一般植根在大脑皮层,成了常识,成了知识,甚至成了本能,“不以人的意志”或隐或显时时起着作用——这样的阅读又垫高了什么?

下乡记之24:粮价的困惑

茅屋读书几年,读得最上心的当数三册《资本论》第一、二卷(其中第一卷分上下两册)。

很小就知道《资本论》。童年时对门邻居住一叔叔,虽与大家同是工人身份,但和他人不太来往,独往独来;平时的言谈举止在少年的眼中也有不同之处,总引起好奇。

他有个亲密朋友,只要一来,就喝酒,海阔天空,谈天说地。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就着菜汤面疙瘩下酒,又当菜又当饭,边吃边喝,谈笑风生。懵懂的我在一旁悄悄地看,想多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些,想探究尚不属于少年的世界。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致弄明白,他们在谈很崇拜的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他们的理想是延续它写一本《社会论》……从此知道了世间有一本囊括一切、至高无上的书就是《资本论》,也知道读过《资本论》的叔叔为什么与众不同。

“文革”后期,班主任林老师指点我读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由此入门,在我的世界里,《资本论》从“天上”回到地面,我第一次产生攻读的奢望。

1975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资本论》一、二卷。路过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时恰逢新书发行,看着红纸书写的“出版喜讯”,心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勾住,情不自禁走向柜台,几经犹豫,终于将本是买换季短裤的三元钱,买了两卷《资本论》。白底红字的封面,齐斩斩的切边,小心地揭开,溢出墨香,随意翻上几页,有些纸还粘连着——曾是梦境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圣物,第一次抚摸在自己手上,沉甸甸的,分量不轻;知识分子的专门领域,赚工分的知青也能插进一脚,人与人在精神上的差距有时与身份关系不大;想写《社会论》的邻居叔叔兴奋的眼神霎时也清晰地浮现眼前……手捧着书走出书店,很长一段时间脑子很兴奋,闪回着种种互不相干的想法和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

还有一笔可记。回家后即在书的扉页上记下“南京东路新华书店1975、6、16”,这是购书的那一天。《资本论》版权页注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197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表明我几乎是在出版发行的第一时间得到了它。现在消费能力和读书环境比当年不知好出多少倍,而人们对书籍的渴望,却是减弱了多少倍。

与读其他经典一样,读《资本论》也制订读书计划,进行阅读登记和自我考核。坚持了一个夏秋,“啃”完了两卷三册。《资本论》没有想象的难读。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教科书般的体系,层层展开,引你前行。特别是其论证的风格,往往由一点切入,再到一条线、一个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气呵成,不留缝隙,没有不着边际的抒情浪漫,没有虚张声势的强词夺理,让人感觉到的只有冷冰冰的铁一般的逻辑、不可抗拒的理论力量。阅读的拦路虎倒无涉经济理论,反而是遍及全书的高等数学运算推理和信手拈来的西方神话典故,遇到这些索性囫囵吞枣,跳过去,不求甚解。如能读懂,应该感觉更有趣,更有力。

真正让我费解的不是书本,而是书外。根据《资本论》,价格是价值的实现,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价值,同时也与供求相关。当时早稻每斤0.096元,从种到收,一犁一耙,它凝聚农民多少辛劳,多少汗水?稍有理智都知道这个价格绝对没有真实地反映价值,作为农民,我太知道了。再考察供求,当时粮食短缺十分严重,农村人缺,城里人也缺,不仅大米紧,油脂、棉花等农副产品都是紧俏物资。可是为什么价格如此之低?

再有,根据“平均利润”理论,由于利润差异,资本会因追逐高额利润而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又因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投资过多(少)会使利润降低(提高),因而使不同产业的利润大体相当,形成“平均利润”。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会流向过于短缺的产业,资本也会从利润过低的产业流出。道理很明白,而现实就不容易明白了:让资本流动的两种力量——粮食短缺和利润过低——俱在,为什么没有流动?农业没有与其他产业形成“平均利润”?为什么农业不如工业,农民不如工人,农村不如城市?

我放下书本,到民间请教。

一个木讷的老农听了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一瓶药水(农药)抵担把稻,净糊的少年伢子。依我看,稻子每斤卖0.15元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