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方丽娜
唐宋是一个人文竞秀、思想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命运多蹇、灾难深重的时期。宦官专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是唐朝多灾多难的表面原因，而频繁的水灾、虫灾、火灾、震灾、冰雪灾害则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深层原因。宋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外有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冗官、冗兵、冗费的困扰。旱灾、雪灾、兵灾如影相随，交相侵袭，使宋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艰难生存。面对残破的山河、罹难的百姓，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针砭时弊，体察民情，创造性地提出减灾救荒的具体办法，并形成了系统而缜密的救灾思想，特别是“救灾活民之术”的形成，显示了唐宋两代在处理流民、瘟疫、灾区物价等方面的经济智慧。
一、唐宋时期的灾荒分析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德国科学家豪格因此认为，是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古气候科学家张德二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认为唐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十年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阶段。唐代后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为湿冷，寒冬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霜雪冻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的淫雨，长达六十余日。
其实，无论气候是冷还是暖，灾害天气的增多，自然灾害诱发人祸发生，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宋人朱弁所言：“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黄巢起于饥岁。”公元751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对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在这一年前后，唐朝军队连打三场大败仗，损失惨重。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在北方，“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伪设会，饮以莨菪酒（毒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幽州、平卢、河东）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也是在这一年，高仙芝以石国国王“无藩臣礼”，带兵征伐，悉杀其老弱……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适逢顶帆风。”也是在这一年，陕郡运粮船队失火，烧坏米船二百余艘，死人五百余名。广陵郡刮起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丙辰，京城武库发生火灾，烧毁器械四十七万件。这年秋天，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
经过这几次大灾大难的摧残，大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了，熟知王朝内幕的安禄山在四年之后发动叛乱，可谓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
从历史记载看，唐朝的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水灾、虫灾、火灾，其中水灾造成的损失尤为巨大。例如总章二年，括州暴雨，死9070人，损失牛500头，淹没农田4496顷。
贞元八年，河南、荆南、淮南四十余州大雨，平地积水两丈，溺死两万余人。笔者对《旧唐书·五行志》灾害记录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唐朝记录在案的水灾有48次，火灾16次，地震33次，旱灾5次，冰雪灾害4次，风灾3次，虫灾11次。其中，水灾次数较多、危害较大，特别是开元五年，关中的精锐部队到营州讨伐契丹，走到河南渑池的阙门，军队在河谷地带安营扎寨，突遇山洪暴发，一次死亡两万余人，这是唐朝水灾一次死亡最多的记录。唐朝的地震灾害次数虽然有33次之多，但造成的损失不大，最多损失几百人。唐朝的旱灾一般与虫灾相伴而生，旱灾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虫灾，次数不多，危害极大，经常引起物价飞涨，饥馑流行，饿殍遍野。唐朝的火灾次数远非记录的16次，实际损失也比较大。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宫廷中的昭德寺发生火灾，蔓延到宣政东垣及门下省，烧死宫人数百人。大和四年三月，陈州、许州发生大火，烧毁民宅万余家。十月，浙西大火。十一月，扬州海陵大火。八年三月，扬州大火，烧毁民宅民舍上千间。五月己巳，飞龙神驹中厩发生大火。十月，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间。十二月，禁中昭成寺大火。开成二年六月，徐州发生大火，延烧民居三百余家。
开成四年十二月乙卯，乾陵大火。丁丑晦，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家。会昌元年五月，潞州市场发生火灾。会昌三年六月，西内神龙寺大火；万年县东市发生大火，焚庐舍甚众。会昌六年八月，安葬唐武宗，辛未，灵驾行到三原县，夜里突起大风，行宫发生大火。乾符四年十月，东都洛阳圣善寺发生大火。由此看见，当时简陋的木质建筑，极容易引发大火，灾害损失也十分惊人。
与唐朝相比，宋代的气候趋于干冷，降水较少，雨灾、雪灾、冻灾并不明显，而旱灾、饥馑、震灾、兵灾、河堤决口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查阅《宋史·五行志》，发现两宋的水灾损失，少则死亡几十人，多则数千人，数量比唐朝有明显下降。例如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京兆府渭水涨，溺死54人。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51区，死亡56人。淳化二年，河南府洛水涨，坏丰饶务官舍、民庐，死者240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淳祐二年，建宁府、严、衢、婺、信、台等地发生水灾，冒城郭，漂室庐，死亡数千人。真正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水灾是河堤决口、海潮，而河堤决口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的是河堤年久失修造成的，有的是交战双方自掘河堤，冲淹敌方城市造成的。特别是黄河多次决堤，导致黄河和海河的入海通道被堵塞，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就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恶性循环。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
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淳熙元年七月壬寅、癸卯，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仁和县濒江二乡坏田圃。特别是政和七年（1117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因为沧州是宋朝北方的边城，人口最多时也就十几万，不可能一下子造成死亡百余万人的世界纪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实属千古未有的世界之最，此次决堤淹没土地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1200万，死亡人数89万，逃离家园390万。由此推断，宋代的河堤决口的死亡人数，绝对不可能超过百万。
宋代的饥馑，主要是气候干旱、降水减少、农作物减产造成的。建炎元年，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值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建炎三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时金人陷京东诸郡，民聚为盗，至车载干尸为粮。绍兴元年，行在、越州及东南诸路郡国饥。淮南、京东西民流常州、平江府者多殍死。绍兴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时军饷繁急，民益艰食。绍兴三年，吉、郴、道州、桂阳监饥。绍兴五年，湖南大饥，殍死、流亡者众。夏，潼川路饥，米斗二千，人食糟糠。兴元饥，民流于果、阆。秋，温、处州饥。六年春，浙东、福建饥，湖南、江西大饥，殍死甚众，民多流徙，郡邑盗起。夏，蜀亦大饥，米斗二千，利路倍之，道殣枕藉。造成宋代人口锐减的大灾害，无疑要数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难”。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塞，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相互食，人肉之价贱如犬豕。壮者一枚不过十五斤驱，暴以为腊……男子、妇女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双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数百倍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