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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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2)

如果一本书能读上一两个月,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这样的书被称做“火腿”。不过,一般来说,火腿之类的书多是留给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看的。开始的时候,中国作家在德国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呢?要知道,德国出版的书有70%属于译本。这说明,德国读者根本不喜欢读德国作家的作品!原因在于,许多有代表性的德国作家不会讲故事,而是更倾向于思考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作家则很会讲故事。比如莫言,在他的故事中会出现上百个人。可如果听不到故事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不过,中国当代作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改写一些已经写过的故事。

现在谈一下语言的问题。是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手段。翻译家可以对作家的文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家往往对翻译家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但翻译家并非就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他还得服从出版社的安排。有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总共才两三个人,然而生意却非常兴隆,因为他们总有办法把书推销出去。有一次,我在此出版一本翟永明(1955-)的诗集。因为翟永明的作品没有标点,这样一来,出版社的老板不愿意了:这怎么行!于是他就把标点都添上了。那么,翟永明的德文译作还能跟中文原作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不过,我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经常要在德国开朗诵会,如果没有标点的话,我会感到读起来比较吃力,甚至有时会读不下去。

可是要知道,参加朗诵会的听众都是买了门票的,所以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比较高。如果我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会抱怨,说枉掏了钱。因此,考虑到这样的原因,我现在开朗诵会的时候也习惯加标点了。

由于姜戎不会英语,所以他在英国的知名度不高。包括莫言、余华(1960-)等人,他们的外语水平都不太好。另外,在美国出版的书有95%是用英文创作的,这说明,美国人根本不读非英语类的书籍,包括德文著作。如果把美国看成是西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根本不属于西方国家之列。在德国,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当代诗人。但在美国,由于精通英文的葛浩文的大力推介,中国当代小说家显得格外出众,而杨炼、王家新等诗人则显得默默无闻。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北岛。他在英语国家已呆了30多年,但英语也不是很好,可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因为他的翻译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作家,并且40年前还学过一点中文。尽管中文几乎全忘光了,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每天与北岛通电话,以这样的方式不断修改自己的译作。

每天我都进行创作和翻译,不过我并非德语国家唯一既写作又翻译的人。从我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来讲,重要的作家基本上也是翻译家,到现在仍是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波尔说得好:我们的德语受到了太多来自纳粹的影响,现在应重新学习。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他做过翻译。通过翻译美国的小说,他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当代作家,无论来自中国内地、澳门、香港还是台湾,都懒得学习外语,这样一来,他们很难了解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之后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杨炼作品的英译本,会发现翻译的质量实在很糟糕,而多多的译作更可怕。作家梁秉钧(1946-)能够自己将作品译成英文,但水平也是一般。以前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都是很高的,他们可以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进行创作。比如张爱玲(1920-1995),她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发表的英文小说是很棒的。如果现在读她的作品,会发现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别非常之大。相比而言,英文版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总之,我认为,如果一位当代作家能多少懂点外语的话,那么便会对翻译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至少可以少犯错误。当然,翻译是无法回避错误的,毕竟我们是凡人,出现错误属于正常现象,不犯错误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

我现在已讲了不少了,接下来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提问:顾彬教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德国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了解,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的,我想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顾彬: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那么便会找到这样的话:人的生活需要故事,他应该每天听到故事,不然便没办法生存。可德国作家对讲故事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更喜欢思考。不过最近哲学家豪格勒贝(Wolfram Hogrebe,1945-)提出,当代人也需要故事。这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讲故事的时代又回来了。但是,需要什么样的故事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好卖。市场需要什么,他们便写什么。我不想读这样的故事,根本读不下去。一个月前我在首尔上课,给那里的学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有好几个人问我:为什么会提到《狼图腾》?他们觉得很可笑:这个是给小孩子看的,闭着眼也能读!可见对他们而言,咱们的故事太简单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莫言等人能够在一部作品中描写近百个人,而德国当代作家会集中地描写某个人物的精神世界。此外,德国作家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越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刚刚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1938-),描写的是一位生活于一战前后的作家,总共才写了100页。尽管在这方面我知道的不算少,可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是不时地被他的语言所征服。实在太美了,让人百看不厌!

提问:我想问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还有老子道德经的作品翻译。我最近也试着稍微看了一下,比如说老子道德经的译本,据我所知,好像100多个译本,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有许多是外国作家翻译的,也有好多是中国翻译家翻译的,120多个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作品是能够淋漓尽致地、非常准确地把老子完完整整地翻译过去。请问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老子《道德经》译本的情况,哪个译本比较完整,比较能够受西方人的信赖。

顾彬:目前德国至少有80个版本的《道德经》,翻译质量都是很不错的。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不光把《道德经》重新译成非常好的德文,而且还会全部添上注释,帮人去理解每个章节的内容。当然,有的出版社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担心会影响销售。在他们看来,哲学类和文学类书籍是可以不需要注释的。《道德经》在德国的地位非常高,直到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不光是《道德经》,中国的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被译成德文了。像《红楼梦》等在德国的传播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到现在仍没有停止销售,仍不乏大量的读者。其中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年)的译本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不过,《红楼梦》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我不敢说,包括我在内的德国读者会真正地读懂它。此外,《庄子》、《孟子》、《论语》等作品早在100年前就有了德译本。其中,孔子、庄子在德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孔子,恐怕某些作家、思想家今天不会有那样大的成就。但是,真正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人却不多。只有在了解到某位德国作家读过某本译作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它进行传播。比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我们现在知道,在读了《道德经》之后,他的文笔、思路和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所读的《道德经》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译本。这一点不搞翻译研究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不过,目前卫礼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译本已不太容易得到了。

另外,李白、杜甫的诗歌早已被译成了德文,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阅读对象都是学者和学生。明清的杂剧、传奇也是很早被译成了德文,但可惜的是,出版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特殊,抱歉我没法在此细讲。李白在德国文人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鲁迅也是如此。有不少健在的德国作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事实上,可以这样讲,如果要想了解德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不应只读作家本人的作品,而应同时了解他们可能读过的译本。你们恐怕想象不到,我们也会这样说:没有中国就没有布莱希特,的确是这样。

提问: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和中国古典诗歌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美好的传统之间的疏离关系。反观新诗的成长历程,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译介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诗歌的汉译成果成为新诗的营养源头,直接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几乎所有的新诗诗人,都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影响。

而这些诗人与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传统,基本呈现一种疏离甚至断裂的势态。很多诗人,他既不是古典诗歌传统的承继者,同时如您所说,外语又不是特别好,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还有,您能否讲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这本著作的写作历程和相关背景,非常感谢。

顾彬:你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1988年前后,在《鲁迅文集》临近完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仍有时间和精力做点更大的事情。所以,在那时我决定编写《中国文学史》。

最初的计划是写八本,后来改成了十本。本来我只想写其中的一本,比方说《中国古典诗歌史》,可后来有不少人中途退出了。于是,在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以后,我继续撰写了《中国古典散文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最后是《中国戏剧史》。不过,我的兴趣不在当代,而是在古代和现代。一位大学教授问我,你的标准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的标准是鲁迅(1881-1936)、钱钟书(1910-1998)、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和罗伯特·穆齐尔(Roben Musil,1880-1942)。我承认,这样的标准肯定是有问题的,可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我就写不出任何的东西。

起初我也曾犹豫过,想放弃《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加上当时很多的中国学者都劝我:停止吧!别写了!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我不写的话,还有谁会写呢?毕竟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且研究了30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并不多。

因此,我最终还是没有放弃。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在中国销售得很成功,受到不少中国读者的喜爱。所以,我要感谢中国的读者!因为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这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抛开我自己的标准。

欧阳江河曾经问我:德国当代诗人是不是与德国传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说恰恰相反,比如我们最红的诗人杜尔斯“火腿”格林贝恩(Durs Grünbein,1962-),如果你没有学过罗马帝国史和欧洲哲学的话,便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我自己的诗歌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学过哲学、神学、日本学、汉学,就很难读懂我的作品。因此,我们的诗人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进行创作的。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如果阅读中国当代小说,那么不需要词典、工具书之类的东西,也不需要掌握中国古代的知识。小说是这样的情形,恐怕诗歌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作家也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西川的作品,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不是很浓厚,所以在德国很受欢迎。此外他还很有幽默感,这跟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些不太一样。不过,由于这些诗人的背景大都跟西方有关系,而跟中国的联系比较少,所以也令人感到有些可惜。或许,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提问: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作家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类学者的文学作品,比如说像钱钟书,他虽然作品不多,但是他影响很大,有没有把钱钟书做一个样本来研究一下。

顾彬:我原来有位德国同事,名叫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1942-)。尽管她现在对我有些不太认同,但我还是对她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她用毕生的精力潜心研究钱钟书的作品。由于在德国出版了《围城》的译作,她得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奖项。我的其他的一些同事翻译了十几本当代小说,而她只译了一本《围城》,然后便拿到了那样的大奖。但是没有办法,毕竟钱钟书的作品是世界级的。

(演讲者系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