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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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2)

陈、胡、鲁三位文化巨人,不但成就卓著,而且品节高尚,但侧重点不同,也可以称之为一格而三式。一格即同一种人格,三式即一种人格的三种文化性格表达方式。在陈寅恪是学术人格,在鲁迅是批评人格,在胡适则是自由人格。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是有其独特结构的。简而言之,可以分为6个层次,即:大、深、专、谦逊、珍重与自由精神。

大,是学问大。要知道“大”这个词,在汉语的评价语气中,居于很特别的地位。

那是远比广闻博识更其令人敬仰的字眼,以京剧行当类比,凡丑角中最为出色者,则可称之为大丑,凡青衣中最为杰出者才可称之为大青衣。然而,大不仅难得,更是有条件的,它既包括局面大,气象大,又包括见识大,魄力大,还包括范围大,工具大。孙敦恒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中这样评价陈寅恪:他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二十三种,英、法、德、俄、西、日等国语言,自不必说,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回纥文,匈牙利文无不精通,甚至中亚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也能通晓,其史学造诣更是驰名海内外。

陈氏学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深。深即精深。大而不深,则易流于空泛,结果,那个大字也站不住了。陈的学问,不但得其大,尤其得其深。比如,他研究《金刚经》,是要一字一解的,不但句句明白,而且句句真切,不但句句真切,而且句句有考证,不但句句有考证,还要“以十二种语言繁变字,证《金刚经》文之正否”,他的学生,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姜亮夫,因此而评论说,此种修为,“令人舌咋不能下。而且自愧学浅,门下士亦少能受教者”。

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位其学术成就难于概括的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位难于从师就教的大学问家。这样的学问家,难怪何兹全先生要说“是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

而且专。陈寅恪的研究,以中古史为主,在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中,是逾界而不为,甚至逾界而不言的,别人问他,也说不知。其实,凡学术研究,必有严格界定。界限不清,立论就不会坚实。陈先生的特点,是学问非常之大,但着力点又非常专一。他选定的题目,常常是有些冷僻的,然而又是很专门化的。那研究有如雄狮搏兔,不因对手柔弱而不用全力,也不怕以沧海之量而举轻若重。所以题目固然很专,但其开掘很深,后劲充足,可以收开一孔而见青天之效。他的几本专门性著作,本本都有这样的品征。

而且谦逊。因为学问大,所以更谦逊,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包括在主语之中的谓语。一些现代学人,因为学问不行,所以才专门在学问之外用工夫;因为学力不够,所以对名誉奖项云云,才特别在意;因为学养不够,所以才听不得半点负面意见。

仿佛一只气球,一触就跳,谈到内里,实在除去空气,也没什么。陈寅恪先生通晓二十多种外语,然而,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做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陈寅恪先生的谦逊,非常人可想象。我有时会觉得,后世学人对陈先生的回忆,也难免有溢美夸大之辞。倘先生在世,也一定会很反感的。

不但此也,他实际上是视学术为生命的,或者换句话说,生命可以不要,学术不可以不要,学术与他的生命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构合体。他身体很差,中年即患严重的眼病,未及暮年,已双目失明。但他依然指导助手,翻检资料,撰写文章,这固然体现了他无比深厚的学养,也反映了他对他从事事业的无比挚爱之情。1949年以后,他处境日益不佳,有学问也做不得,有成果又不能出版,这令他无比忧愤郁闷。他原本是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人,到了此时,更对《再生缘》这样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共鸣。因而下苦功,花大力,做精深细微的研究,写到动情之处,难免生庄生梦蝶之叹也。但环境险恶,虽生不利,死亦不得,竟至反复琢磨,终无结果。他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这样写道: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的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但构成陈寅恪学术人格最高表现的,乃是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此语出自他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乃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时的陈寅恪,约38岁,正是思想成熟,学业精进之期。而他的这等理念,应该是早已成竹在胸,立论在业的了。终其一生,他对此都是始终不渝的。诚可谓:不管风高浪险,只管闲庭信步,是日开言曰: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个理念,绝非只是一句口号,就像我们大陆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往往是说得好听,做得难看。他是自己理念的忠诚践行者。我所说即我所做,我所做即我所思,且既有所思必有所行,既有所行必有所担当,所恪守。

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所学甚多,甚广,甚深,成就极多,极广,极深,然而,并不重视学历。而且究竟取没取得过学历证书,也有疑问,有人说他有一个的,也有说有三个的,他本人对此,缄口无言。但他受聘到清华做导师的时候,确是一位三无学者,即无名望,无博士学位,也无著作。三无学者可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且为四大导师之一,固然有梁启超的慧眼识真,也有彼时清华大学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更有他本人的真才实学放在那里。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确实是一个重学问、重学术远胜于重名望、重资历、重著述的大学人。名利云云,并非人之不当爱,但世间确有更重于名利者在。在陈寅恪,就是学问,学识,学术与学业了。而支撑主导他这一生行为的精神支点,就是自由意志,独立精神。

陈寅恪的这种精神,典型表现在他与王国维的关系上。他与王国维,诚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又是知者之交相知深。惟其如此,他才能为王国维写出那样一篇立高望远,绝俗免庸的不朽碑文。不但如此,在为王国维先生举行的祭奠仪式上,他还要毕恭毕敬由衷由愿地行三拜九叩式中国传统大礼。这不仅是对王国维本人的敬爱与敬重,尤其是对王国维一生学术与学业的敬爱与敬重,也是对自己一生信念的经典外化方式。

陈寅恪学术人格伟大,但又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而他的健康状况又很不好,在这人生跌宕,命运起伏之时,1953年末,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至少在如我一辈俗人看来是绝好的消息,中国科学院拟定的历史研究所一、二、三所名单中,陈寅恪赫然在列。其中一所——上古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范文澜,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即为陈寅恪。

然而,他并未慨然应允,也未欣然从命。纵使有他先前非常亲近的人远来广州当面劝说,他也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种非常郑重与正式的态度,给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继续重申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为着保守这毕生追求的信念不受扰,还特别花篇幅解说了他先前提出的两个前提性条件。这两个条件,现在差不多在理论界与学界已经家喻户晓,从而愈见出他学术人格的伟大了。这两个条件是: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们常常说,要做独立的研究,先需有独立的人格;要做自由的研究,先需有自由的意志。而在陈寅恪那里,这些都是无须加以证明的逻辑。凡此种种,正是陈寅恪学术人格的自觉体现与自然体现。

胡适与陈寅恪很是不同。他从来不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关心学术,也关心社会;关心社情,更关心社会文明,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不能肯定他的注意力究竟是关心学术多些还是关心社会多些,是关注社情多些还是关注社会的文明走向与构建多些。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哪个时期,他的自由人格精神都彻里彻外,始终不渝。

陈寅恪目标专一,经历也单纯,以其一生主线而论,除去学术,还是学术,学术之外无天地。胡适的自觉目标怕也不曾太过复杂,但实际人生轨迹却又复杂得紧。他做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做过研究院院长,还做过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甚至被当权者考虑过作为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候选人。这经历不唯复杂,简直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他哪里是做总统或副总统的材料呢?甚至做大使都不是上好材料。而他本人对政治也实在是兴趣无多。他关心政治形势超过关心政治本身,关心思想与文明又远远超过关心政治形势,对于权术,治术之类不但一窍不通,尤其深恶痛绝。

陈寅恪交往的范围也小,人数也少,所交往者基本限定在专业学术的圈子之内。

他一生过的乃是很纯粹的学术生活。他其实没有多少朋友,相知最深的应该是王国维,交友最久的则是吴宓,王、吴之外,交友不多。不像胡适那样,交游广泛,朋友无数,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都可以成为一则带些幽默的社会掌故。陈寅恪不但朋友少,论敌也少,这一点又不像鲁迅,鲁迅是朋友有数,论敌无数。陈寅恪是不树敌的,只管做自己的研究,其意若曰: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而且怕连这样的宣示在他看来也是多余的。

胡适不是这样。他交流极广,交友众多,而且不怕费时,也不怕费力,费时费力心甘情愿,或者说嘴上虽有些埋怨,内心还是很喜欢与很自得的。而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大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很纯粹的学者,却又可能成为一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文化使者。胡适先生以他的人格与行动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与陈寅恪相似的是他们的人格。如果说学术人格在陈寅恪那里绝非一种装点,那么,自由人格在胡适这里也绝非只是一种意向,甚至一种好看的时髦。

他的学生,台湾大学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殷海光研究胡适,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这题目很大,然而,题目不大,不足以匹配胡适之先生。实在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他的思想与中国的前途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性联系。殷海光评述胡适思想有7条归纳:1.主渐进的;2.重具体的;3.反教条的;4.个人本位的;5.存疑的;6.重实证的;7.启蒙的。

归纳得很恰切。但也可以把这7条分为五个大类。第1条单独一类,是讲对社会改造的基本态度的,第2至6条可为一类,这几条正是胡适思想的核心价值的分列式,第7条另是一类,是他思想的外化指向与标的。而把这些综合概括为一句话,其结果就是他的自由人格。

自由人格表现在言论上,学术上,行为上,追求上,探索上,必定是个体化的,必定是有逻辑的,必定是理性的,必定是反教条的,必定是疑问的主批判的。

胡适一生经历复杂,但在这个基本层面,他却从来没有过质的变化,而是一以贯之,直到生命的终点。他虽然做官,但不会讲官话;做过管理者,也不会讲教条。且无论身居何位,总要主张存疑,并且有疑必问,有问必究。他一生有许多不满意处,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专制体制的不满。为此,也曾和那体制发生激烈或比较激烈的冲突。

就中也有妥协,隐忍与无奈。但无论如何,胡适就是胡适,他个性表达的初衷不变,他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不变,他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不变。

因为他讲自由,必然讲逻辑;因为他讲逻辑,必然讲实证。胡适虽然不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者,不是最有成果与成就的学者,甚至不是最具个性的学者,却是最讲究实证的学者。他有两句名言,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泛,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这两句话,伴随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取荣取辱,皆与之息息相关。而他本人,对此尤其笃定不疑,是一定要把它们坚持下去的。这两句话是: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

假设可以大胆。天马行空,随你;异想天开,随你;横空出世,随你;话说,漫说,正说,戏说,繁说,简说,随你;甚至不按规矩出牌,无门无派无专业,搞笑,搞怪,无厘头,都随你。然而,假设只是假设,假设不是真的,把假设作为真实,那就更其假了,结果必然是虚伪了,离谱了,荒谬了,与学术与道德与人生没有正面关联性了。

假设自有其意义在。然而,唯有求证才可能有真结果,唯有小心求证才可能出真结果。仿佛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很好哇。然而,前提是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