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才能突出“新”字呢？下面先从立意谈起。
（一）立意
立意，讲的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立意要新，也就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要新。不管是写消息、通讯，或别的什么文章，都要求作者选择的角度要新。新的角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脑子里想出来的。新角度的选择，我概括为四个方面。
1.新角度从生活中来
1978年4月底，《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一篇通讯《贴心人——记数学所五学科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这篇通讯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这篇通讯的角度恰恰不是从文件中来，也不是从领导机关指示中来，而是从生活中选择的。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经常到中关村去采访。因为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同志当时已是著名数学家，我经常要去数学研究所。我每次到那里采访，他们总是建议我写一写他们的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开始我还不以为然，但时间久了，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科研人员爱戴李书记呢？
我去访问李尚杰同志，他很谦虚，不愿意谈自己。我当时想，你不谈也行，我找科研人员谈。于是我每次到数学所，总要找几个同志聊一聊。我的采访本记了整整一本。我发现，人们之所以爱戴李书记，是因为他是大家的贴心人。这篇通讯的角度，就这样在反复采访中酝酿出来。后来，我在一个星期天早早地去李尚杰同志家里把他堵住了。我拿着笔记本对他说：我已经记录了一整本，这回你该同我谈谈了吧。因为我们已经交上了朋友，所以他这次倒挺合作，从上午9点一直同我谈到下午3点。角度已经选定，采访业已成功，我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写了这篇《贴心人》。
2.新角度从群众中来
1980年1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人物通讯《室主任谈镐生》。对于这篇通讯，社会上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一位地质学界的老前辈读这篇通讯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不少读者还写信给我和谈镐生同志，谈他们读后的体会。
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篇通讯呢？我认为是角度选得好。在这篇通讯里，我着重写谈镐生同志爱护、帮助青年科研人员，尊重青年科研人员劳动的事迹。这是一个科学界相当注意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选择这个角度的过程是这样的：
力学所基础研究室的关德相、王永光同志来报社反映情况，说他们的室主任、二级研究员谈镐生教授办了一个研究室，成果累累。他们希望宣传一下。领导叫我来接待，并且办理这个事情。我立即抽出时间到力学所采访。
这个室共有三十余位科研人员，我接触了其中的25人。事实告诉我：这是个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研究室。谈镐生的威望很高，人们介绍了有关他的许多故事。新闻的依据有了，写这个研究室——可以，写谈镐生教授——也可以。究竟写谁呢？我在采访之余，专门向室里的同志请教了一次。他们说：“这两方面都可以写，但是，我们希望你写写谈镐生同志。他的行为太感人了。”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拿定主意了，写谈镐生同志，写他关心青年科研人员的事迹。这个角度就在采访过程中、在与群众商谈中定了下来。
3.选择新角度要抓住能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
《光明日报》从1980年3月26日起，分三次登载了一篇通讯《权威》。这是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张泽权同志和我一道采写的，是写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同志的事迹的。
声学所是1979年受到国务院嘉奖的先进单位。老张和我去采访的时候，听到许多好人好事。我们感到这个所的所长好，科研人员也好，为有这样的研究所而欢欣鼓舞。
采访过程中，我们为选择宣传角度讨论了好几次。第一次，我们想写这个所的年轻人，但是碰到困难。因为许多年轻同志都不愿写自己，一再吁请我们写老所长汪德昭同志。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第二次，我们想写所长和两位副所长的协作。但是当我们翻阅报纸时，发现这个主题也有人写过，而且不容易写好。最后，我们才决定写老所长汪德昭，写他的权威，写他为何受到科研人员的爱戴。
确定“权威”作为文章的角度，是因为当时我们听到不少科研人员反映，有的研究所所长有职无权，没有权威。而汪德昭恰恰是有职有权，又有威信的所长。这个角度新，材料又丰富，我们就选定了。这是一个能够普遍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果然发表以后反响不错。有的同志给我们来信，希望多宣传这样的人物。
4.选择角度要注意抓住宣传时机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宣传要抓住时机。这是千真万确的。
1978年夏天，科学部朱军同志和我去参加物理年会。在会上，我们见到了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同志。我们还接触了他的一些学生。
许多人对我们说，王老是个永葆青春的老科学家，要求我们写写王老。会议结束后，一回到北京我们就开始采访。我先后发了几封信给王老的同学、学生和儿女，还利用一个星期天去看望王老。渐渐地手头的材料多了，写王老的欲望也就愈益强烈了。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写作时，我们发现一个难处：王老是研究物理学的，他的不少工作不宜见报。看样子稿子写不成了。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气馁。我们把已经采到的材料妥善地保存起来，等待宣传时机的到来。
1979年底，朱军同志听说王老入党了！王老年逾古稀，还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于那些有信仰、信任、信心危机的人该是多好的教育。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来写王淦昌同志。我们专程到原子能研究所补充采访了一天，又翻出原先积累的材料，仅用半天时间，就写了一篇通讯——《信仰，信任，信心》，介绍王淦昌入党的经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0年1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是很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
选择角度的办法相当多，各人有各人的体会。我概括了以上四条，不想以偏概全，仅供同志们参考。
（二）谋篇和布局
你买到了一块花布，是把它裁成秋装，还是裁成夏服呢？这个过程，在写文章时，叫做谋篇。如果你要把布裁成夏装，如何才能裁得合身得体，又省布料呢？这个过程，在写文章上，叫做布局。
当你收集到很多材料，又捕捉到好角度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谋篇和布局。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谋篇和布局，要注意新巧，要有点儿文学素养和逻辑知识。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有点儿创新的精神。不要图方便，总按别人的框框去办。学习别人的经验自然也重要，但在学习中要动脑子，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招数。同时，不要怕失败。有的同志，想创新，但怕失败。我想，不管是谁，只要写文章，总有失败的时候。不然，大作家怎么也会有败笔呢！我们谈论创新，但新的路子、新的办法很可能不被人们所理解，这是暂时的现象，用不着为此而担心。
我在写《室主任谈镐生》一文时，曾经遇到怎样在谋篇、布局上创新的问题。我想，新闻不是讲究事实吗？通讯亦然，我就来讲故事吧。想到这儿，我又感到单写故事，通篇太散了。于是，又想到结尾再写上一段，叫“大家的话”，介绍谈镐生治理研究室的经验。这篇通讯的布局是：
前言；
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
大家的话。
这最后一段并非画蛇添足，恰恰是个黏合剂，能起通篇不散之用。
我的写作实践告诉我：用心谋篇和布局，对于写好一篇文章，作用实在太大了。
（三）选材和剪裁
有些通讯员能采到不少事例，但是不会选材料，不会裁剪，结果还是写不好文章。
写人物通讯，据我所知，采访时面可以宽一点，材料可以多拥有一些，但在下笔时要反复琢磨选用好的材料。有时为了选用一个材料，要花费相当长的对比时间。这个时间要舍得花。工夫下得深，功到自然成。我最反对那种图捷径、图省事的工作作风。
选材和剪裁，要善于勾画细节。这是写人物通讯时，万万要注意的。有时，你的采访对象能给你说10个故事，但是当你确定角度以后，发现其中只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这时，一定要下决心把其余9个故事舍去；同时要认真地勾画这一个故事的细节，把这仅有的一个故事写活、写深、写透。
半导体专家王守武同志是半导体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事迹相当多。我把听到、看到的材料略微整理了一下，就有半本多的记录。在写他的时候，我只选择他就任109厂厂长以后的事迹，把几件事写清楚。对于他的过去，仅在必要时穿插交代一下。《新厂长上任以后》发表在去年6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只有3000字左右。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王元同志，他的事迹也是很多的。但是，在下笔时，我仅选取与他治学有关的材料。而对于其他方面的东西，则暂时不提。我写的通讯《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一文，也只有3000多字。
这里还想简单讲几句有关人物通讯的语言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朴素的美。你看，赵树理的小说，很朴素吧，但至今还脍炙人口。有的人一提笔来写文章，就搜肠刮肚地找形容词。好像水必须是“碧绿”的，天必须是“湛蓝”的，非如此则不过瘾。我并不一味反对使用形容词，我只是想说，过多地堆砌华丽的辞藻是于写文章无益的。我希望，作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语言风格，编者也要允许别人发扬自己的风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林业》杂志会涌现一批有特色的、有语言风格的人物通讯来。
三、怎样写科普文章
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现科普小品。近几年，科普文章在科学春天的百花园里竞相怒放，成为文艺园地中绚烂的一丛。我曾经看过不少科普稿子，也编过一些。其中，有不少稿子是我所喜爱的，也有不少稿子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
比如，有的科普文章题目太大；有的科普文章专业性太强，写得太深，难懂；有的不够活泼，读来如同嚼蜡；还有的比喻极不妥帖，科学性差。
我认为，科学小品之类的文章，应包含下面三方面的内容：
古往今来（讲历史）；
当前应用（讲现实）；
未来前景（展望）。
我讲的这三方面仅是指内容，绝不是什么模式，不可生搬硬套。
写作科普文章，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作者往往要看一大堆书籍，才能写出千把字的短文来。要写好这类短小精悍、为群众所喜爱，又能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结合好的文章，作者起码要做到：（1）读书时要认真，要钻得进去，同时跳得出来。只有你自己钻进去，又跳出来以后，你才能写出别人都看得懂的科普文章来。（2）要用一些悬念的笔法，吸引读者的注意。（3）要用文艺的色泽来修饰自己的文章。
我很喜欢林业工作，也关心林业战线通讯员队伍的成长。关于新闻采访和写作，要谈的问题还相当多。今天，我啰里啰唆地讲了这三条，不见得都对，权当抛砖引玉之用。我希望大家把我当做林业战线的一名志愿兵，一起携起手来，为搞好林业战线的宣传报道工作，为办好《中国林业》杂志贡献力量。
（写于198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