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选的两位主要竞选人，一位是右派的萨科奇。他的传播顾问们正在仔细研究每一次的民意调查，每一次的公开演讲，他们把这种事先的排练准备到没有一次讲话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没有一次讲话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萨科奇的竞争对手，也就是现在排名前两位的罗雅尔，她能够得到她所在政党的支持，最主要的就是她特别早就开始注意掌握传播技巧，长期以来，她在传媒面前的表现都非常出色。罗雅尔所在政党认为，她就是法国人民眼中最适合当总统的候选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特别上镜，特别是能够得到选民的好感。
在当前的法国政治生活中，第二个重要的角色是记者，或者准确说，是政治记者。
但是，这个角色中最重要的还是电视记者，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权力与影响力。他们有权选择自己节目的嘉宾；他们有话语权，可以任意地对嘉宾、对选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记者不再是原先的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中介，而是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和选民、竞选人同样地位的一个角色。
第三个角色是民调机构。
法国是世界上民调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前法国的民调机构只是对政治生活进行一些民意调查，而现在民意调查专家越来越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这些专家对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评论，而这些评论又反过来影响民意调查。
第四个角色是作为选民的法国公众本身。
与二十几年之前不同，选民现在是根据民意调查和正式演讲来作出判断：谁是最理想的总统候选人。
研究人员最关心的是以上四种角色当中，谁是最主要的角色，谁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目前，没有很明晰的结论，因为这一现象十分复杂，我们愿意就此做一些讨论、研究。比如，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是为了了解这四种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产生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个研究：第一个方面，我们研究围绕着这些政治人物的智囊团是如何决定演讲的内容的，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研究记者是如何工作的，如何取舍新闻的素材，如何取舍自己的报道；第三个方面，我们抽取了一定的选民样本，请他们来观看有关大选的这些广告、节目，然后测试他们的反应。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去了解政治生活四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四个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要想出一个明晰的结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关于这个复杂性，我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在五年前的大选中，就是希拉克总统赢得选举连任的那年，在选举投票之前，没有一家民意调查机构、没有一名记者预测到极右派的人物勒庞能够进入第二轮竞选。第二个例子是法国对欧盟宪法的公投，当时在投票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法国大部分人将会投赞成票，事实上很多反对票。这些事情表明：四个因素之间关系复杂，很难说明它们之间谁是主导。
这次到中国来，很多人问我最近这次大选谁会赢。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变数很多。尽管投票只是两天的时间，但我只能告诉大家，近几个月来，民意调查显示萨科奇的排名占到优势地位。
最后，我想简单小结一下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大家都看到，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的执政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已不再像以前一样简单。谁是主导的，谁是被主导的，也不再清晰。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治家们需要改变自己传统的工作方式。以前，在竞选之前，他们可以不用着急，可以仅仅听自己的顾问的建议，然后才做决定。可是今天，由于传媒的压力、新闻的压力，政治家们需要在许多问题面前马上表态，如果不马上回答记者和公众的提问，做出及时反应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无能的。这种及时的反应又使得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怎样回答比较合适，而是要急于应付民意调查、应付新闻记者。从竞选者角度来说，带来的另一个危机就是：人们会质疑他说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
在这里我想提醒各位，传媒的时间和政治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各有各的节奏。传媒的时间要求迅速、要求即时，不能延误；而政治的时间则需要一定的思考、需要一定的距离，在时空方面还需要一定的余地——这两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现在的一些政党及其拥护者，在推举他们的竞选领袖时，已经不太考虑这个人的能力如何，而往往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是不是上镜，是不是容易获得公众的好感——这成为他们选择的第一标准。对于那些经常有机会在媒体前露脸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就比较得力，因为他们善于在媒体面前发表谈话；而对于一些现在还默默无闻的政治人物来说，尽管他们能力很强，但是媒体不认识他们、公众不认识他们，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公众面前表现，所以他们成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
诚然，与几十年前相比，公民对政治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在比利时、法国、英国进行的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听广播、看电视多的人，也比别人对政治的理解要多、要深。
如果将“听广播、看电视多的人，也比别人对政治的理解要多、要深”看做是传媒政治化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第二个标志是：近些年来，选民确立自己的投票意向的时间离大选的时间越来越近。以前选民可能很早就会决定要投谁的票，可是现在却越来越难做出决定，越来越晚做出决定。而怎么来做判断，会听广播，会看电视，会自然不自然地受到传媒的影响。
那么，在谈到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时，很多人都会问这种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在我看来，很难说是好还是坏。但是至少有一点：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而记者有时候不敢、不愿承认这一点。
因此，我在教学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作为一名新闻传播类院系的学生，他们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话，光是有娴熟的新闻实践技能还是不够的。你不光需要会写作、会采访、会拍片、会剪辑，还需要对自己的新闻实践进行思考，能够自觉抵御来自政治、商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至少是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通过我以上的讲座，各位对当今法国传媒对文化、政治生活的影响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当然，传媒与文化、政治的关系，在中国与法国并不一样，大家若有疑问，我们可以交流。
交流环节
学生：法国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这四种媒体，哪一种对受众的影响最大？
雷米：在法国，不可否认电视媒体对法国文化、政治生活的影响最大，电台作为它的补充形式存在；而对于报刊，法国人有规律阅读报纸的习惯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少的民众定期阅读报纸，期刊的读者则在增加；网络以博客的形式，在这次大选中尤其在公共讨论的部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网民们大多比较年轻、学历高、又住在城市，属于少数人群，因此现在的网络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还不是很大。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作用还会逐渐增大。
学生：您如何看待法语在国际上地位的衰落，法语媒体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护法语在世界文化、政治中的地位？
雷米：近20年来，法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如刚刚我在问大家法国当代知识分子名字的时候，没人回答出来一样——法国知识分子还存在、还在发挥作用，但是海外对这些法国知识分子的了解已经较为缺乏，法国文化的魅力也发生了变化。法国政府做出了各种努力，如开播法语24小时电视台，以加强法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外，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不一定要通过传媒，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高校之间的互访交流也可以对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积极作用。
我对我的学生说，中国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她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作为记者，你们应该学点中文，去中国看看，这对你们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重要的作用。同样，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学些法语，这样，语言就不会成为我们交流的障碍。
学生：您对于人们在提起法国时，就自然想到“浪漫”、“热情”等词汇这一现象怎么看？
雷米：对我们来说，“浪漫”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概念，指的是浪漫主义文学。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作家雨果。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词不是一个能够用来界定法国文化现象的词语。
“热情”这一点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是西方大国里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希拉克总统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文化的热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对于知识分子、记者来说，如果对中国本身不了解的话，热情就难以表现出来。
学生：您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之外，是否还应该承担着对社会进行教育的义务？
雷米：以法国的例子来说，虽然知识分子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往往是错误的，但知识分子的传媒化未必是一件坏事。知识分子作为专家、学者，主要是在思想领域和公共讨论中发表见解，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普及文化知识。比如说我，作为传媒方面的专家，我有义务向大家介绍传媒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
学生：在媒体影响政治，政治同时影响媒体的情况下，能否保证大选的公正性？这种影响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新闻从业者如何保持头脑清醒，怎样做到有理性、有责任感？
雷米：过去，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单向的。而今天，传媒和政治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影响关系，对这种影响关系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一名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很难孤军奋战去抵御市场规律的压力。但意识到这个问题，自觉地去抵御这种压力，或是对这一现象没有意识，只是被动地、运用新的手段不假思索去报道——这两类新闻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要对这种现象有相当的认识和思考，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说到在这样的前提下大选是否公平，我的看法是：现在的做法有些过火。从去年12月份开始，法国大小民意调查进行了三百多次，这些民调的内容和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但是都没有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种民调是肤浅的，是不可取的。这样发展下去，对大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学生：波德里亚的去世使中国后现代学者再次掀起了对他进行研究的热潮。他提出的电视“超真实”的理论，法国学者是如何看待的？
雷米：他的理论对现代的研究没有价值，当时我们就认为他的作品有很多作秀的嫌疑。过了若干年以后，再来思考他的论著，我们会提出疑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去读他的书？但是他早期有一本书十分值得去读，就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学生：在中国和法国，对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界定。在法国人看来，中国当代最有名的知识分子有几位，法国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
雷米：法国人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了解非常少，除了研究中国问题和懂中文的人。我个人不敢说我了解很多，只是通过一些翻译成法语的作品了解一些，比如我比较喜欢巴金。另外是一位法籍华裔知识分子，法兰西学院院士陈鲍义先生（音）。了解这些人，都是通过法文书籍来进行的，如果没有译成法文的书籍，就比较困难。
学生：很多研究传播技术的学者认为，传播技术是在向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您认为现代传播技术会使政治越来越透明吗？
雷米：我的看法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主要指的是手机、互联网、移动电视等。这些的确加速、丰富了信息传播，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不实新闻的传播。我不同意传播越多越快，质量就越好。技术解决的只是传播手段的问题，而不能完成价值的传递；价值的传递是在交流中完成的。在我看来，永远是“价值第一，技术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