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版功能
出版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四个方面。（1）出版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制造舆论；其次是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对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2）出版的文化功能包括文化选择功能、文化生产功能、文化传播功能、文化积累功能。文化选择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工作环节来履行的；不论是对出版物的选题，还是对某一部作品进行的具体编辑加工，都是一种去劣存优的文化选择过程。文化生产功能是由出版物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不仅表现为出版活动自身就由一系列文化创造活动组成，而且表现为出版活动能为其他文化创造活动如科技、文学、艺术，以及服饰、建筑等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发达状况如何，可以作为衡量该国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文化传播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批量生产及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过程来实现的。文化积累功能，是通过出版物为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增长创造条件来实现的。（3）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值构成功能，出版活动能向社会提供出版物或出售版权，直接创造产值，构成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经济促进功能，出版活动能传播知识，提高劳动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经济服务功能，出版活动能传递信息，为经济决策与管理提供信息服务。（4）社会功能，仅指出版活动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功用，主要表现在社会交流、社会教育、消遣娱乐三个方面。
3.出版业的性质
现代出版业既是国家的一个文化部门，也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部门，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1）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利用，整个社会的发展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出版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必然会更加重要。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有经济活动都将伴随一个吸取、学习知识的过程，知识性消费将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出版业与人们的关系也会更加密切。
（2）出版业具有信息产业特征。
出版业提供书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物，不论是书刊等以纸为介质的传统出版物，还是音像、电子、网络等新兴出版物，都是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作为具有信息传播特征的出版业，势必要适应各种先进的传播模式。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将包括通讯、纸张、广播、电视等13种行业划归为信息产业，出版业也列入其中，因为图书是记录科学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出版业作为生产和传播信息产品的专业部门，具有信息产业的一般特征。
（3）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
出版业是加工初始的知识，以生产知识产品为目的的经营活动。按照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看，出版业具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属性，出版部门对劳动者知识和文化素养要求较高，出版物的内容创作、编辑加工、装帧、印制、宣传发行等共体的社会实践，足以证明知识、技术是影响和制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知识和信息的时代，出版业作为知识的创作和知识的消费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更为明显。
现代出版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由中外学者共同参与推动的。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版业从“阶级斗争”的工具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机构从计划经济手段严格控制下的事业单位体制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三十年来中国出版的每一项制度变迁都是以对出版认识的改变为先导，或者可以说，出版观念的解放和出版理论的进步是推动中国出版改革的一个主要的内在动力。所以，本书对转型期中国出版业进行制度分析时，需以现代中外出版理论为参照和依据。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概念讨论和界定
1.转型与转型期
转型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除了转型经济学之外，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也分别从不同角度介入转型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扩展，转型的含义也超出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范畴，而被看做与经济体制转变相联系的社会整体转型的过程。相比而言，一些国内学者对中国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广，他们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转轨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结合起来，从三个层次上认识中国的转型：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个层次的转型始自1978年。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是国家转型，即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该转型始自20世纪初。第三个层次是文明转型，是指社会或者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先导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先后转型，其转型的幅度和时间跨度虽然远不及20世纪初以来的国家转型和19世纪中期以来的文明转型，但从业已发生的变化看，政治、文化等经济之外的领域的转型也很明显。所以，本书所用的转型和转型期的内涵，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变化。
2.出版业
出版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也称“出版产业”“出版商”等。例如日本的《出版事典》认为出版业是指把出版作为常规经营的营利企业，非营利的不能称为出版业。在我国，以前往往称“出版事业”，从广义上讲，“泛指出版企业单位（出版、印刷、发行业）、出版事业单位（出版教育、研究部分）和出版行政管理机关”；从狭义上讲“是指出版企业”。2003年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出台，其中指明：出版业由原来单一的事业单位改为由经营性产业和公益性事业两部分组成。此后，在政府文件和学者论述中，“出版产业”常被提及，并在意义上和“出版事业”明显区分，前者主要指可经营性的出版企业，后者主要指用于公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事业单位。所以目前出版业一般被认为是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合称，在媒介形式上主要包括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等。
由于特定的研究目的，本书对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不作区分，并称为出版业，在媒介形式上主要集中在图书出版，其他媒介的出版不在讨论之列。
3.出版业制度
出版业制度，或称出版制度。从制度研究的角度看，出版业制度是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制度，社会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作出过许多解释，其中把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其阐述最多的是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思为制度作过多次解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他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宪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
本书采用诺思对制度的解释，把他在不同时期的论述综合起来，可以表述为：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既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等成文的规则，又包括存在于人的观念中、靠人的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来实施的道德、风俗、习惯等。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方式或体制，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
根据诺思关于制度的解释，本书把出版业制度界定为：作为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业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出版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是用来约束出版活动参与者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从出版活动的行为主体及管理主体看，出版业制度主要包括出版者行为规则、出版业政府管理部门行为规则、出版业市场规则等。
二、研究内容与结构
本书以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地区图书出版业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背景下的出版业制度转型。全书共六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是本书研究的主体，由第一至四章组成，主要考察转型期中国出版的制度变迁及出版转型过程中政府规制、出版市场体系、出版社组织结构的制度创新；第三部分是结语。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首先从转型期出版业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入手，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制度变迁是转型期中国出版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由此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然后分别从文献综述和理论评述两个方面为本书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对本书所涉及的关键性概念进行界定，并交代研究内容与方法等。
第一章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环境、制度渊源、变迁历程和特点进行考察。认为转型期中国出版的制度变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制度变迁主体以强制性变革和诱致性变革相结合，制度变迁以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型变迁为主，制度变迁路径依照成本由低向高进行连续性边际调整。
第二章主要运用西方政府规制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出版的政府规制进行考察，认为对出版进行政府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保护和限制以及出版物的外部性、非价值品和公共物品等特性；同时在考察中外出版政府规制的基础上，对目前中国出版规制体系、规制依据和规制内容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出版政府规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思路。
第三章主要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出版的市场化道路及市场体系进行考察和分析。本章首先考察了中国出版的市场化水平和市场结构，认为中国出版市场化水平仍落后于全国大部分其他行业，还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然后提出提高市场化水平、优化市场结构是完善社会主义出版市场体系的途径。
第四章主要运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对中国出版组织进行考察和分析。本章首先考察了转型期中国出版社组织结构的演变和现状，提出出版社组织结构创新的思路；其次考察了中国出版产权的现状和出版产权转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步为真正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而进行出版产权改革的思路；最后考察了出版社在转企改制过程中所出现的治理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现代出版组织的法人治理机构模式。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和发现，并提出不足之处。
三、研究方法
关于出版业研究，国内外基本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到转型期出版业的制度研究更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还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
所以，本书大量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运用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府规制等理论和方法，结合出版业的实际情况，对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制度分析方法
本书在对中国出版业制度进行分析时，主要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变量，把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引入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建立了接近现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它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里也得到了广泛运用。本书在进行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的分析时，注意把握了两个原则：一为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把出版转型放在整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转型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出版业制度自身则主要从出版政府规制制度、出版市场体系、出版组织制度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二为动态性原则，在三十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内对中国出版业制度的变迁轨迹和路径进行考察，注重考察当下出版业制度的根源。
2.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
在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出版组织制度变化等历史和现状等问题上，本书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回答“客观现实怎么样”的问题。在分析中国出版业规制、出版市场体系、出版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未来的发展原则和思路时，本书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以解决“应该怎么样”的问题。
3.比较方法
由于中国出版业的转型主要是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为了使研究观点和论述具有较强的现实依据，本书采用了中外比较方法，即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制度作为参照，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对当下中国出版业制度进行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