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催促我赶紧把它出版。我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想静下心来做些修改。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要说，因为这篇论文承载了我八年的心路历程和八年的科学探索。这篇论文去年春节前后动笔，今年四月完成。如果要追溯这篇论文最开始的时间，应该始于2001年，我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那年，我决定赴德留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年，我刚好三十岁——一个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最终抉择的年龄。
我所谓的“八年”就是指这段时间。
现在看来，决定留学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决定从零开始学一门外语并要用这门外语来做一篇博士论文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我一直说，我的德语是“野路子”出来的。所谓的“野路子”是相对科班而言，我在国内断断续续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泡北外、二外的培训班学习德语。出国前夕，自我感觉德语已经强于英语，但当我走出柏林机场，面对真实的语言环境的时候，还是有些发懵。可以想见，以这样的语言能力要想听懂教授的讲课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更不用说写博士论文了。在德国，为了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力，我张贴广告招聘大学生辅导我的德语。我先后雇用了柏林自由大学一个学政治学的和柏林洪堡大学一个学哲学的大学生，价格是一小时六欧元。此外，我只要看到有免费讲座，不管什么内容，我都争取去听。半年过后，我顺利通过了DSH考试。又过了半年，我向教授递交了我的第一份用德文书写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参加博士讨论课也已经没有多大语言障碍了。
现在想，对于自费出国留学，如果能在国内把语言问题基本解决，是可以节省不少花费的。当然，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2001年秋天，我乘坐芬兰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赫尔辛基中转到达柏林，开始我的留学生涯。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柏林细雨绵绵，落叶纷飞，满街肃杀的景象。
凄冷的柏林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日后给我的感觉迥然不同。现在想来，或许是初次离家的缘故。我学习的所在地是柏林自由大学。为什么选择柏林自由大学？一是在国内听说这所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姊妹学校；二是该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很不错。
最主要的是我想研究数字新媒体，刚好该大学传播学学院的Prof.Axel Zerdick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主持的多国科学家参与的关于互联网的研究被译成了中文，成为新媒体研究很重要的参考文献。我有幸读到了这本书，通过这本书我与教授取得了联系。国内朋友大多熟悉柏林洪堡大学，而对柏林自由大学知之甚少。实际上，这两所大学在二战前还是“一体”的，其前身就是由洪堡兄弟创办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随着柏林被分割，美国在其辖区内创办了柏林自由大学，很多柏林大学的教授都投奔过去，柏林大学也就被一分为二了。沧海桑田，这两所大学至今还留下纠缠不清的争论：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究竟归属于谁？纠缠不清的归于历史，一以贯之的是大学的精神。作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首次提出“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以知识和学术为最终目的的理念，无论在洪堡大学，还是在自由大学，都可见其表现。
Prof.Axel Zerdick在日本读的博士，他的夫人也是日本人。教授尽管留有哮喘的后遗症，但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他思维敏捷，语速极快。你如果听不懂他的话，他很不愿意重复。教授的讲课很受欢迎，我第一次听教授讲“传媒经济”的大课（Vorlesung），课堂上不时响起敲打课桌的声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学生不满，后来问身边的同学得知这是对老师讲课的最高奖赏。据说，这是柏林大学的传统，显然，不同于中国的鼓掌。Zerdick教授在赴海德堡参加学术研讨会的途中倒下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教授的去世临近他的62岁生日。葬礼上，学生的鲜花堆积如山。我想，这是对教授的尊重，更是对知识的尊重。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柏林自由大学传播学学院。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一个二级学院居然有那么大的图书馆，国内现在有些大学都还做不到。
更让我汗湿衣襟的还不是图书，而是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架上的学生毕业论文，我每翻一页，我的手就抖动一下。我仰天惊叹的是“论文原来是这样做的”。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执教，当我在思考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问题时，我终于明白大学的精神、教授、图书馆和论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学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如果对照这些要素，其实是相差很远的，所以，路还很长，需要踏踏实实地走。
在德国，我的博士论文计划中途经历了改变。我最初的选题是关于数字时代德国电视节目市场的研究，我试图找到数字化对于电视节目市场的影响。第一次讨论课结束后，Zerdick教授和同学们对我的提纲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教授认为，我的主要问题是对德国的情况不是很熟悉。传媒的数字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革命，中国也一样要经历这场革命。他建议我研究中国本土，因为中国本土我比较熟悉。教授的意见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后来，我到柏林国家图书馆查询历年来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选题时，我发现，居然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本土的研究。这个发现更坚定了我更换选题的想法。新的选题确定研究中国的数字付费电视（Digital Pay-TV）。中国电视的数字化在2002年前后开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当时，国家广电总局的战略设计是希望通过付费电视来推动数字化转换。付费电视在欧洲电视的模拟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尤其在法国和英国。数字化转换之后，英国和法国的数字付费电视发展迅速。奇怪的是，电视事业发达的德国，数字付费电视的发展却异常艰难。付费电视能不能推动中国的电视数字化？这是我需要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此前没有发展付费电视，大家对付费电视不是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付费电视的模式也很不一样，美国以电影为主打产品，传输渠道有线和卫星并驾齐驱；英国以足球为主打产品，以卫星为主要传输渠道；德国以电影和足球为主打产品，传输渠道包括有线和卫星。此前，我一直认为付费电视一定要是小众化对象化的节目，通过对各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那么，中国呢？这也需要我进一步研究。
2003年夏初，我回国调研。我先后在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文广新闻集团等单位短期工作、实习或者访问，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我还参加了众多的研讨会，访问了众多的专家。就在我准备再次返回德国的时候，噩耗传来，Zerdick教授突然去世。2004年，我回到柏林。一个阴沉沉的周末，我独自在柏林自由大学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乱走。我在想：是继续留在德国完成学业呢？还是打道回府？说句实话，教授的去世对我的学业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我还可以找个教授转到其他大学把我的论文继续做下去。在这个时候，我需要面对的是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我是自费赴德留学的，跟公派留学每个月有充足的生活费有天壤之别。在国内辛辛苦苦积攒的收入在德国三年的花销已经所剩无几了。夫人原先是陪读，2004年，当我返回德国的时候，夫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去了，主要原因是受不了德国枯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不愿意陪我空耗时光。夫人性格好强，她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我最终决定回国先安置好家，等条件成熟再返回德国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因此，当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博士论文做完再回来？我总是以教授去世为借口，实际上心里有难言之隐。我的很多朋友都说我有一个不轻言放弃的性格，但是，这次我确实难言坚持。
2004年年底，我接受任金州教授的建议回到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任教。选择在大学执教，一方面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大学有很多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我还可以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在国际传播学院，我给本科生主讲传播学概论、新闻理论和德语语言课程，给研究生主讲电视新闻。
由于在德国攻读的是传媒经济方向的博士，经济学知识对我来说还是有欠缺的，于是就有了到武汉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念头。2005年我顺利通过武汉大学博士招生考试，非常荣幸投奔到严清华教授的门下攻读理论经济学。严老师和善且行事低调，高兴的时候，激情四溢。他的理性有时候令我惊讶，他生活的规律绝对可以用来对钟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最早提出了第三配置的问题。他把第三配置定义为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之外由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等第三种力量发挥作用对社会经济资源所进行的配置。他认为，第三配置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重要补充，蕴涵于前两大配置方式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信用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机制。第三配置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作用更为直接、内在和有效。
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对传媒关注的视野开始扩大。随着传媒市场化的步伐加快，以传媒数字化为突破口，我发现了整个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课题。
相较而言，数字付费电视的研究就显得很狭小了。2007年，当我把选题的想法email给严清华教授的时候，严老师的回复非常快，他说就把题目定在“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对此我还特别提出感谢。因为好的老师能够发现学生思维的闪光点，并给予肯定，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回过头来看，没有严老师对选题的肯定就没有这篇论文。指导老师的支持与否决定论文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