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韩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传媒制度研究，是基于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社会背景，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意义繁杂的词汇，它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时代背景。依据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学者们将世界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在18～21世纪的400年间，第一阶段是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非农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第二阶段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非工业化和郊区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1998年，中国学者何传启发表“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一文，随后出版《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全面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大致经历210年（1763～1970年）；第二次现代化将大致经历130年（1971～2100年）。第二次现代化的时间分界，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1997）把1970年作为发达国家后现代化的起点基本一致。第二次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相比，有些变化是新出现的，如网络化、智能化等；有些变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如政治民主化、平权化等；有些变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否定”，如工业比重下降、城市居民向郊区迁移、自然主义等。第二次现代化刚刚走过30多年历程，尚处于发展阶段，它的特点和规律都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在发达国家里，第一次现代化已经成为历史，第二次现代化正如火如荼。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战，因而面临双重压力。
现代化过程是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有时成败难料。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在《现代化的迷途》一书中分析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化的断裂”。所以说，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进步，也有成本和代价，在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中，历史不断演变。
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这种变迁与转型不仅是新旧制度、体制的更替、融合，社会秩序在有序和无序间调整，也会在观念层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混乱。
发展传播学理论阐述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国家对它的调控不可避免，而传媒对社会舆论的调控也有目共睹，关键是它成为进步的砝码还是成为代价的砝码？在国家（政府）、社会和传媒的动态关系中，各国的大众传媒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变化。本书主要以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侧重第二次现代化）为例，分析其传媒制度重构与政策变迁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并试图探寻其遵循的共同规律。
总体来讲，对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空间维度上，都尽可能地呈现出纵向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国际格局。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传媒体制重构方面的研究有所侧重有所取舍。比如，对韩国的研究侧重其新闻传播制度的变迁，对俄罗斯的研究侧重其传媒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中国的研究则侧重了传媒体制重构中传媒政策的渐变与引导。同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四个亚洲国家（地区）的制度重构中，一直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带有明显的东方政治文化色彩。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使传媒在不稳定的政治生态中，或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立场为某党派助威（比如韩国的保守报纸），或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以“炒作政治”为卖点（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传媒乱象）。而俄罗斯的近二十年传媒变革和制度重构，表现出领导人的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但其法治层面的快速推进值得中国借鉴。
当今世界已经发展为多极多元的格局，不同国家处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诉求，也有着各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传媒制度重构过程中，既要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也要找寻适合自身的改革路径与重构模式。
本书由于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也较大，许多问题的讨论一带而过，不够深入，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传媒制度重构的深层原因的分析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五个国家（地区）的横向对比、制度模式的归纳提炼比较少，理论上的借鉴不很充分。总之，本书的研究领域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项目资助！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对本书出版的资助，同时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工作！
另外，张伊萌、张秋影和邵程对本研究成果有所贡献，一并致谢！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并请读者朋友谅解！
作者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