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传媒体制研究
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岸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台湾偶像剧和娱乐节目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偏爱，由台湾媒体所折射出的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更多的关注。
目前，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媒体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媒体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担负着监督当局、表达民意、选举动员、文化传播等诸多功能，成为岛内各派政治势力竞相控制的重要资源。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以媒体争夺战为主要形式的蓝绿阵营大对决更是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与研究台湾传媒亦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
本章对于台湾传媒体制的研究，立足于台湾地区宏观的社会变迁、政治更迭、制度更新和政策调整的大背景，分析政治经济环境对传媒体制变化的重要影响以及传媒的发展与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互动关系。
一、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现状
对于台湾地区传媒领域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社会生活状况都不能被忽视，它是影响台湾传媒发展的重要变量。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指出，“所有的制度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的媒介加以管制和控制”，“基本的原则是，任何社会对它的传播机构所施加的控制都是从这个社会中产生出来并代表它的信仰与价值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传媒的运作以及社会效果产生最重要制约的无疑是传媒所处的社会体制环境，诸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
（一）政治领域：从一元统治到民主化、多元化
有学者概括说，高度政治化是台湾社会环境的显著特征。这一点，从1945年台湾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开始，一直没有改变过。此间，台湾地区经历了国民党一元化威权统治、民进党上台执政的政党轮替和国民党再次执政的政治变迁，在民众民主意识不断觉醒、政党竞争白热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政治逐渐走向民主化和信息公开化。
当前，政党选举、“军队”当局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被认为是台湾当局确立的四大民主支柱。尽管仍不完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跨越。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废止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1989年1月公布实施所谓“人民团体组织法”，正式解除了党禁，从而使台湾结社、组党合法化。一时各种政党纷纷出现。到2004年宣布正式成立的政党已经有90多个，但实际上有影响力、能左右政局的政党仍屈指可数，如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等。这一二十年来，多党政治俨然成为台湾常态，但各政党实力呈现流动状态。
以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为请求选民为自己投上一票，以马英九、萧万长为首的国民党竞选阵营和以谢长廷、苏贞昌为首的民进党阵营，可谓花样百出。他们放下架子，走街串巷，跟老百姓扯家常，跟年轻人讲段子，也要不顾卫生尝街边小吃，以彰显亲民形象，而花车游街、招待餐会、文宣材料也是重要拉票方式，甚至电话、网络也能拿来拉票，激烈处候选人甚至当众下跪。3月8日，为拉妇女群体的选票，国民党阵营候选人马英九穿上孕妇装，扮成9月怀胎的“袋鼠男”，诉求“只有性别齐视，才有满腹的女人经”，并提出自己的妇女政策。
再说台湾“司法”。台湾的“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对于政治力量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2006年，台湾当局官员陈瑞仁以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成功起诉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2007年6月16日，高雄地方法院判决：因涉嫌使用非法手段影响他人公平自由竞争的机会，年初当选的民进党籍高雄市市长陈菊当选第四届高雄市长无效。2007年6月26日，因为腐败问题锒铛入狱的陈水扁女婿赵建铭由一审判刑六年被改为重判七年有期徒刑，赵建铭的父亲赵玉柱也由八年四个月加重为九年六个月。台湾《“中国”时报》次日的小社论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高等法院”除了根据内线交易所得逾亿元对赵建铭等判处重刑，更认同一审法官对于“权贵犯罪”的法律正义观，才会在判决书中强调，赵玉柱身为陈水扁的亲家，言行举止更应自我节制，以符合民众期许及曾担任小学校长之模范。诸如此类，都是台湾社会走向民主、民众践行法治精神的有力佐证。而这样的情形，在之前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
回归到20世纪中叶，民主对于台湾，还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从1945年到1986年，台湾基本上保持一元化统治形式，从政治体制到政治决策过程，都在国民党主宰下进行。虽然国民党也曾进行公职人员选举，但从实质上看，不过是其专制体制的点缀，民间社会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系统的。一元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事件是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曾任上海市长（1946～1947年）、台湾政界领导人（1949～1953年）的吴国祯在其口述回忆中对事件的背景作了阐述：国民党当局的威信从1946年起开始下降……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特别是由于将领的腐败。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物价。很快，台湾的地下经济、黑市买卖开始泛滥。当时陈仪当局管制经济的严苛、通货膨胀的严重、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很深的社会矛盾，于是在1947年2月27日由台北市缉烟案引发了“二二八事件”。28日，发生台湾当局某主管机关“广场开枪事件”，当日下午三点，台北市戒严，截至3月2日，暴力行动蔓延整个台湾地区。“二二八事件”表面上是民众与当局、台湾当地民众与外地来台居民的冲突，实际上根源于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种种矛盾，“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它造成了台湾当地民众与外地来台居民之间的仇恨，民众与当局之间的仇恨，从1947年至今仍未平复。
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民主化改革，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党外力量不断成长，直至2000年陈水扁上台实现政党轮替。台湾地区现行的政治制度仍采取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形式，与之前不同的是，在李登辉主政后，除“行政院”和“司法院”职能未发生变化外，原来当局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大会”已完全虚级化，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权限则不断扩大，最高“立法机关”“立法会”发展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单一“国会”，“考试院”、“监察院”名义上仍为台湾当局的最高考试、监察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
当前，台湾民主建设的硬件设施构架基本完成，然而，当前台湾的制度架构的民主化是不完善、不完整的，因为政治民主所需的软件设施：政治领导人的民主诉求、普通民众的民主素养等仍然欠缺。政治领导人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社会民众民主素养的迷失和欠缺，“黑金政治”横行，黑道与金钱、权力关系密切，成为当前台湾政治最主要的问题，它导致当局威信下降，公权力不彰。
（二）经济领域：逆境中积蓄力量
在经济领域，50多年来，台湾经济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结构调整与自由化改革的发展轨迹。基于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祖国大陆带去的大量财物和人才、台湾当局制定了稳定中求发展的经济政策、台湾民众的努力和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等因素，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短短几年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以1984年台湾宣布实施“自由经济政策”为标志，台湾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1984年3月13日，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赵耀东日前在“立法院会”上宣布实施“局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1.逐步减除限制进口的保护，允许外商来台投资设厂；2.取消现行自制率审查办法，改以“关税”手段达到同样目的；3.放宽侨、外资制造业兼营出口业务的限制，对兼营出口采取选择性开放措施。整个政策预定在5年内逐步免除退税制，改为实行自由竞争，其总倾向是“开放市场，活跃经济”，根本意图是引进竞争，刺激内部经济，以达到产品升级换代的目的。实施这一政策，对某些“幼稚工业”仍加适当保护，并非“放任自由”，因而又称“加限制的自由经济政策。”
20世纪80年代，台湾就成为经济发展迅速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是全世界为数很少的从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成功范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被誉为“奇迹”。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政治的多元化，经济发展失去了安定的政治环境，权力斗争、黑金政治、“台独”势力等都成为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提出的许多经济规划方案，大多还是政治宣示性的口号，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台湾经济发展由盛而衰，甚至在2001年经济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后，投资与消费双双表现不振，失业率攀升，经济竞争力下降，陷入经济困局。从年均增长率来看，根据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统计处公布的数据，1991年至2000年，台湾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8％，其中在1996年达到最高点9.8％，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降到最低点4.5％；而2001年至2006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3.7％，低于世界4.1％的平均水准。从GDP成长率来看，实际GDP成长率由2000年的5.77％，降为2007年的4.1％。据IMF预测，2008年台湾实际GDP成长率将由2007年的4.1％降至3.8％。
2008年，随着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经济分析学者认为，这将助推两岸经济更密切合作，从而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但是受困于国际经济环境降温的背景，面对民进党执政八年留下的经济坑洞，马英九的竞选活动副经理雷倩就曾表示，“马英九承诺要实现台湾经济的全面复苏，在当前的局势下，这并非易事。”
（三）社会文化：东西方的大拼盘
基于历史的原因，台湾社会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6世纪时汉族移民带来的闽粤文化、荷兰西班牙殖民者的西方海权文化、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大和文化，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融为台湾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带去了200多万军民，也再次把中华传统文化全盘移植到台湾。为了与祖国大陆争夺中国政府的代表权，国民党当局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台湾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也愈益鲜明。同时，欧美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管理方式、经济模式不断被引入台湾，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台湾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内容更为丰富：一是源自美、日的大众消费文化传入台湾。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官需要为核心要素的“速食”文化迅速流行起来，蔚为风气。二是以民主选举、政党制度、议会政府为核心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代替注重权威、强调服从、轻视个人的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台湾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因此，台湾的社会文化更像是东西方文化的大拼盘。在政治文化层面，西方政党政治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并存；在经济文化层面，以优胜劣汰为内核的市场竞争原则和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并存；在社会文化层面，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纲常伦理并存；在宗教文化层面，东方的道教、佛教、妈祖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并存；在文学艺术层面，西洋艺术表现手法与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并存；在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层面，台湾更是东西文化的大拼盘。
但是，其主流仍是中华传统文化。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南的“孔庙”、赤嵌楼、安平古堡、郑成功庙等等，无一不透着中华文明的厚重气息，而书店里《红楼梦》等文化名著备受青睐，也显示了台湾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华民族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体现在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每年的9月28日是台湾学者认定的孔子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台湾的“教师节”，人民通过组织纪念活动来表达尊师重教的意愿。
在台湾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现代传媒的发展为台湾带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参与机会，活跃了社会舆论，但是，传媒的八卦化、娱乐节目的低俗化也反映了当前台湾社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信仰危机，吸毒、自杀、青少年犯罪等成为始终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