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选举市场”中新竞争者的出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原本由主流政党垄断的西方国家“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新兴的非主流政党。对主流政党而言，利益集团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与政党属于同一政治体系下的不同政治系统，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一面。相比之下，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新兴的非主流政党的崛起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体制内部的变化，新兴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倾向和组织结构方面都明显不同于主流政党，其组织结构的特点尤其突出。
它们与主流政党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同时也为主流政党扩充意识形态内容、拓展政策领域、改革组织结构提供了借鉴。
（一）利益集团
“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者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致行动的人，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二战后，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分工专门化、细化使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也使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要求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更有必要。绝大多数利益集团都宣称自己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
在当今的西方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已经成为政治运转的一个重要特点。
利益集团不仅发挥着利益表达的功能，而且介入政策的制定过程，对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录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来看，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政党的代表性功能为前提的。首先，在竞选过程中，利益集团提供大笔金钱，使政党及其候选人在竞选经费上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益集团还向政党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动员选民投票给它们所支持的候选人，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动员作用与功能。这一点在候选人个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利益集团往往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来影响社会舆论，为它们看中的候选人造势。同时，利益集团还通过赞成候选人提名、协助投票人登记和说服选民投票等活动为候选人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政党组织在竞选财政资助方面的能力降低，日益失去了约束本党的公职候选人、干部和党员的最重要的手段。其次，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力量，采取游说、施加压力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议员是利益集团游说的重点。各种利益集团都竭力争取议员为自己出力，它们设法帮助议员在重要的议会委员会中谋得职务，主动向议员提供特定的信息、专业知识和观点，影响议员的立法倾向。这些院外活动既是对政党的政治功能的补充，也体现了对政党功能的一定程度的替代和削弱。
利益集团和政党在政治目的、作用对象、组织结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利益集团的领袖们“在说他们是非政治组织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他们是非党派性的”。利益集团与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赢得政权，而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能够与政党相匹敌的以获取政权为己任的组织，它们只是以寻求获得具体的、内容相对比较狭窄的政策优惠为目标，有选择性地影响政府的政策。不过，尽管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一个或多个政党，或者向政党并通过政党向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这表明利益集团与政党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形成比较稳定的、经常性的乃至制度化的关系。因此，如何利用好利益集团这把“双刃剑”是当代西方政党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二）新兴政党
当代西欧非主流新兴政党的兴起主要表现为绿党影响的扩大和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势力的膨胀。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70、80年代崛起，打破了传统的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左右对峙、垄断政坛的局面，为西欧政党政治注入了新的元素，使主流政党面临着新的挑战。
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成立。80年代前半期，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生态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各国绿党的初期发展很不平衡，比利时和德国的绿党早在80年代初就已进入了地方和全国议会。此后，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绿党先后进入议会，有些还参加了地方政府。英、法等国的绿党却因受选举制度的制约而举步维艰。90年代初，西欧绿党一度遭遇挫折。德国绿党在两德统一之后的首次大选中遭到失败，未能进入议会；1991年，瑞典生态党退出了全国议会。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又波及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绿党。但是，各国绿党在进行了政治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后，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1998年，德国绿党首次参加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绿党领袖菲舍尔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2002年，执政的“红绿”联盟再次赢得了大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绿党也相继参加了联合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兴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种类繁多、思想复杂，但大都以民族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
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民族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瑞士人民党以及荷兰“富图恩名单党”等极右翼政党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之内。1999年10月，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领导的极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在欧洲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以此为开端，西欧极右翼政党向全国政权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2001年，意大利的极右翼势力北方联盟、民族联盟与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虽然在1998年发生分裂，但仍是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2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角逐中，“国民阵线”主席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7．02%的选票，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与希拉克的较量，震撼了整个欧洲。在荷兰，组建仅仅3个月的极右翼政党“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7%的选票和26个议席，一举成为荷兰的第二大党，并与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西欧非主流政党崛起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欧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对政党的选民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进行理论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力争取中间阵地，纲领、政策日益趋同，在理论空间和政策领域中为非主流政党留出了政治真空。非主流政党鲜明的意识形态定位、激进的政策主张触及了一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部分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很有吸引力，还把一些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选民招至旗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非主流政党是部分选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偏好的“理智的选择”。
第二，主流政党的表现不佳为非主流政党提供了机会。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对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恶化、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等现实问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使相当一部分选民大失所望。此外，涉及各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丑闻和腐败案件不断被揭发出来，进一步加剧了选民的不信任感。
他们通过投给新兴政党的“抗议性投票”，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和主流政党的不满。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构成了非主流政党崛起的外部条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大潮中，西欧国家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受到了冲击，加上经济不景气，不少民众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偏见加深，种族优越感抬头，使极右翼政党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主张有了更大的市场。同时，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使物质主义支配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蔓延开来，威胁到了欧洲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绿党所倡导的生态主义价值观和绿色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
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政党而言，非主流政党的崛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主流政党蓬勃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绿党获得了青年学生和白领阶层中的左翼选民的支持，极右翼政党也把许多原属于主流政党选民基础的社会力量纳入了自己的阵营。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也迫使主流政党积极采取措施与新兴政党争夺选民。它们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将环境保护、女权主义、非暴力等新内容引入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拓宽党的政策领域，把移民、反腐败、反全球化等新议题纳入自己的政策框架，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它们借鉴新兴政党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动员群众方面的经验，改革自身的组织结构，赋予党员和积极分子更多民主权利，采用多种手段获得选民的支持，推动了政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的现代化。
此外，非主流政党作为崭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为主流政党结成竞选联盟和组织联合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综上所述，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党改变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修正自身的理论和纲领，调整自身的政策倾向，以便把更广泛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纳入到党的支持者阵营中来；同时，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来自利益集团和新兴政党的竞争，又迫使主流政党改革自身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竞选策略。上述为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改变了原来的“群众党”模式，使当代西方政党和政党政治格局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同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和争议，成为当代”政党衰落”理论的重要根源。
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模式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选民基础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等倾向，使“群众党”的一些组织特点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全方位党”作为不同于“群众党”的一种新模式，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70年代后，在西方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型的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学者们明确提出了“政党衰落”的说法。90年代，梅尔和卡茨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卡特尔党”，试图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对“政党衰落”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考察60年代以来“全方位党”、“卡特尔党”的发展历程，可以了解西方政党如何调整自身来应对选民政党认同的下降和部分政党组织的衰落，对揭示政党未来的发展变革趋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全方位党”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打破了工业化早期形成的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的阶级对立日益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普通选民的投票倾向不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归属，政党力图制定出吸引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此外，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像以前一样完全依靠政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与此同时，选民的行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不再固定地支持某一个政党，而是像理性的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
美籍德裔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将上述倾向一言蔽之——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早在1954年，基希海默尔在一篇分析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全方位党”这个说法，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德国选民更偏爱保守的“全方位党”，这就迫使社会民主党放松意识形态立场，结果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策分歧程度大大下降。不过，这时基希海默尔还没有把“全方位党”上升到一种新的政党模式的高度。此后又经过10年的研究和积累，在充分考察了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基希海默尔才明确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全方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