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时也为了参加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主题为“新中国新闻学教学与研究60年”的学术年会，本人撰写了题为《新中国新闻学研究60年发展历程与经验》的论文。文章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在《新闻与写作》上。第一篇以《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为题，回顾了新中国60年来新闻学研究从蹒跚起步，经历曲折，到改革创新，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
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我国新闻学研究60年来走过了一条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道路。
一、蹒跚起步（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为国家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新闻宣传理念也开始成为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新闻学研究也逐渐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和政策、体制之下。
新中国的建立，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条件，也为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新闻事业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工作优良传统，如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如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成为新闻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为适应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需要，新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工作的指导地位，总结新闻事业（主要是报纸）在宣传和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以及怎样做好新闻工作等方面的经验。这从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就可以看出，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怎样办党报》、《怎样办农民报》、《怎样办黑板报》、《怎样写新闻》、《怎样写稿》等。
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在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上采取了照搬苏联教科书的做法，一些学科理论基本上是以苏联的相关教科书和著作为依据来建构该学科的理论框架。
新闻学也是如此，当时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帮助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而苏联专家完全按照当时联共（布）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所编写的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讲授新闻学和指导新闻学研究。因此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都是学习苏联的。当时有关部门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数量占到这一时期出版的近100余部新闻学书籍总量的20%左右，用以宣传和推广苏联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派往苏联考察学习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回国后都整理出版了总结报告，作为学习资料。
这一时期，新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体现当时我国新闻工作自身特点和反映当时我国新闻理论认识水平的成果，如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叶剑英《在华南区第一届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等，就从当时西南和华南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
特别是刘少奇1956年同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的几次讲话，就我国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指导方针、工作机制、报道要求、人才培养，以及如何看待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的阐释，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认识水平。
1956年7月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新闻改革成果的标志。这次包括报社、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在内全面开始的改革，在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方式和文风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突破，使得改革后的新闻传播更加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适合各项工作的需要。这次改革形成的新闻理论成果，为我国报纸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代表。
二、经历曲折（1957—1965）
然而遗憾的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使得刚刚取得效果的《人民日报》改革中途夭折。从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路线的长期影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新闻学研究也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些积极探索新闻学专业理论的学者们的观点遭到批判，人们对新闻学的认识越来越偏向“左”的轨道。
王中先生1956年9月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成为“反右斗争”中批判的靶子。这个大纲是一个综合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大纲共分18章，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有10章，其框架同根据苏联教科书制定的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材的大纲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具体阐述相关的内容时作者却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前3章中对资产阶级新闻业的评价和对新闻业一般规律的阐释，如新闻的商品性、趣味性等，特别是他强调的新闻工作的双重属性（阶级性和商品性）问题成为“反右”时批判的重点，王中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并因此长期受到政治迫害。
以现在的认识看，王中先生那时的一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却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例如他认为“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新闻事业不是一有阶级就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他解释说，“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因此各种不同的党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影响读者。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但只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则失掉了所以能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基础。”他还说，“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皆有应用科学部分，各有适应其报纸需要的价值。”显然，这些观点都是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和否定的。
由于“反右斗争”以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探讨从此更加步履维艰，1960年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错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件。
这一事件批判的对象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老师，内容是他1959年撰写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甘老师提出“不能将报纸的政治性和法律、国家机器、暴力作用混为一谈”；“报纸除了阶级斗争这一性质之外，还有其他属性”，如“教育人民”、“反映社会生活”、“传播知识”等；“无产阶级报纸要向资产阶级报纸学习”，等等。由于当时“左”的思潮势力很大，连这些反映正确认识的极其简单的常识性观点都受到了批判。后来，中宣部在接到甘老师的投诉信后派人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调查，才平息了这场由学术争论引发的政治批判风波。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探讨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和规律的成果。如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发表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这是这一时期代表毛泽东新闻观点的一篇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记者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以及新闻的阶级性、时效性、专业性和新闻批评等问题，其中一些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和规律的阐释。
再如1959年《新闻战线》第9期刊登的邓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闻工作》，这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理解和认识新闻工作的代表作。文章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学会唯物地、辩证地看待事物。文章还运用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提到的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来分析新闻工作中的矛盾关系，探讨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虽然该文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是对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有着一定启示。
这一时期新闻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从1960年到1965年，新闻学著作数量仅有50本，不仅出版物数量减少，其内容也有变化。1960年，尚有几本研究新闻宣传经验的著作，以后逐年减少，到后来只有经验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