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前后三次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并最终留在这里工作，完成了几十年的新闻圆梦之旅。因此，“三进人大”成为我独特的经历和难忘的回忆。
1964：一进人大，领我迈入新闻专业大门
1945年农历2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的高青县。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却是在福建度过的。
1952年，7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跟着母亲离开山东老家，一路上乘火车，换汽车，千里迢迢，历经艰辛，到山高路远的福建寻找随军南下后留在福建永安工作的父亲。从此，我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先后在福建永安、漳平等地读书，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的时间。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也正因为此，我总是自豪地把福建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
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愿望。记得初中毕业那年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在这篇作文中，我写的自己的理想就是当记者，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史书里一些英雄们的行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上高中后，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还积累了宣传工作的初步经验，同时培养了我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感情。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学新闻，但高考志愿实际上却是学校的老师帮我确定的。因为我所在的中学，许多著名高校过去都有学生考上过，唯有人大没有。而正好人大有新闻系，并且是全国最好的。所以老师们一来为了满足我对新闻的兴趣，二来还可以为学校争光，填补“空白”，因而鼓励我报考人大新闻系。
真可谓“事遂人愿”，在经历过考试之后的苦苦等待以后，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终于接到了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人大新闻系。
8月底，我从福建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当我站在铁狮子胡同1号（即现在的张自忠路3号，这是当年段祺瑞的执政政府所在地）的大门前，望着学校欢迎新生的标语，意识到我已经成为人大的一员时，那一刻的喜悦之情，到现在想起来依然令我怦然心动。
记得当时我放下行李，安顿好宿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天安门广场。当来到天安门，置身于广场的人流中，仰望着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凝视着城楼正中的毛主席画像时，多少年来的向往和期盼在这一刻得以满足，我实在是情不自禁，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想，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大学生活在紧张而又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争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分专业是大学里我们遇到的一件大事。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准备与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要从我们1964级52名新闻学专业的同学中选出20人组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我十分荣幸地成为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
系里为我们20名同学每2人配备了一部苏联产的卓尔基135相机，从此开始了专业训练。当时有些专业课是请新华社摄影部的记者来讲的，记得吴群等一些著名记者都来给我们上过课。
由于对专业的热爱，我们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摄影班同学的身影。记得1965年学校秋季运动会，我们全体同学都出动采访，整个运动场到处可见我们跑动、拍照的身影。我拍的几张吴玉章校长的照片，还被挑选冲印放大送给了吴老。
为了尽快熟悉胶片冲洗和照片洗印技术，系里安排我们到新华社摄影部图片车间实习。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显影、定影、烘干，如何冲洗、放大、剪裁，很快我们便掌握了照片洗印扩放的一整套知识和技能。
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当时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全部进新华社工作）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怎么办，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什么“时髦”干什么。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
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地方和单位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性争斗，双方都以对方为“敌”，相互攻击，有的甚至动用武力，在“文攻”的同时搞起了“武卫”。人大校园里的两派也争战不休。一派把对方称为“台湾”，另一派把对方指作“（越南）南方”，双方都把“解放”对方作为自己的战斗“使命”。于是偌大校园再也听不到读书声，有的只是高音喇叭的喊叫声。面对这样的状况，同学们越来越感到茫然，起初的那份“革命”热情也渐渐消退，不少人选择了回避做法，悄然离开了学校。
对我来说，“文革”中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的被批斗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从青少年时代便“提着脑袋”投身革命的父亲是真正的革命者。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除了“革命”和“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和享受，即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冲击，他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尽心工作。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这场“大革命”，“革”的却是这样一些革命者（这时已成了“走资派”）们的“命”。这使我感到迷茫，并且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后来，根据中央的精神，工宣队和军宣队把我们召回了学校，组织我们下乡、进厂，学农、学工。这期间，我们到过海淀苏家坨，体验过京郊农民的乡村生活；我们去过北京特钢厂，感受过城市工人的工厂生活；我们还到过房山，参加过那里正在兴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的建厂大会战，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创业的艰辛和喜悦。
再后来，我们又奉命回到学校参加“教育革命”，搞“斗、批、改”……
在闹哄哄的“革命”中，我们送走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到了该我们毕业的1969年（当时的学制是５年），我们盼着早日离校参加工作。没想到，上面又让我们这一届学生推迟毕业，同1970届（即“文革”前招的最后一届1965级同学）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
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配到了辽宁大连。
原本想一个人大新闻系的毕业生，离开北京到了下面当个记者搞新闻应当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文革”中省级政府机构的名称）有个规定：统一分配来的文、理科大学生，凡有条件的一律当教师（有疾病和生理缺陷不适合当教师者除外）。于是，我被分配到大连市第56中学当了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8年。虽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离开学校到新闻宣传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如愿。
在大连市56中工作的8年中，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是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对工作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这期间，1974年夏天，我还受委派担任带队干部，带领大连知识青年1973年，我所教过的大连56中王冬梅等九位同学联名给辽宁团省委写信，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受到团省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在他们的带动下，大连知识青年开始掀起到昭乌达盟（当时划归辽宁）插队的热潮。我所带的是包括王冬梅在内的第一批大连知识青年。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白银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打井、割草、种菜、捡牛粪，经历了一年牧区草原生活的艰苦锻炼。总之，工作得还算顺利。
但即使这样，在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梦想。
虽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影响，毕业分配也未能如愿去搞新闻，但应当说，“一进人大”，还是把我领进了新闻专业的大门，为我后来圆新闻之梦奠定了基础。
1978：二进人大，引我登上新闻教育讲台
第二次进人大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了。那一年，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2年人大新闻系停办后，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这下实现新闻理想的机会来了，于是马上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出来，准备考研。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因此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大约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完后因工作繁忙，我并没有太在意结果。没想到初试顺利通过，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
那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原定是由方汉奇老师招收2名新闻史方向的研究生，可是进入复试的却有9人，因此最终能否考上，大家心中都没底。当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和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
记得当时我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燕园从来多知识，
科学友朋常来去；
妖氛霸道闲十年，
今日“老九”“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故称“老九”。又重聚。
“蝙蝠楼”复试期间，住北大燕园斋楼，内有蝙蝠无数。每到夜晚，蝙蝠在楼堂内飞舞，时而还会往人们被窝里钻，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
上论今古，
未名湖畔传笑语；
侪辈不才却有志，
愿为四化献胆力。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9人中我和童兵、贾培信、林良旗、俞家庆、谷长岭、张涛、冯迈８人有幸被录取，落榜的是一位来自南方的考生。
对于转到人大读书，当时我们几个考生中有人留恋北大的名声和美丽的燕园风光，而我却非常愿意，因为这意味着我又可以回到阔别8年的母校读书了。
就这样，1978年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当时因为我和童兵的新闻理论分数最高，就被划到了甘惜分老师名下，成了新闻理论方向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一方向竟然成了我后来几十年始终不渝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们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俩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做卡片，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让我们继续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做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来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年表形式出版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