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的理论层面上，媒介地理论实质是要借助于地理学原理或地理概念来拓展媒介理论的研究，因而，媒介是其根本的研究对象。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媒介的一个特质就在于与城市地理要素的密切结合，城市地理要素与媒介的相互影响、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恰恰是通过在媒介上的充分传播所体现出来的。
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构建一个“城市、媒介、受众互动模型”（如所示），来描述关于城市地理的信息在城市内外是如何流动和作用的。这个模型可以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各方的相互关系。
首先，在城市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对于城市整体形象和各种具体的城市地理要素的信息接触主要有城市市民、参观游客、城市媒介和政府四方参与；其次，在这一模型中，城市媒介居于一个中介的地位，不仅能够与城市内的各方密切互动，而且还可以对城市以外的外地媒介和外地受众产生影响；最后，城市媒介在长期的系统互动中，还具有记录城市历史过程的功能，所以，任何一方（甚至包括媒介本身）改变地理要素行动的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记录在城市媒介中。总之，媒介的存在不仅具有当时当事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同时，还具有事后的存档和记忆作用。
这样，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就可以通过对于城市媒介的文本解读，分析出城市地理要素如何与相关各方相互作用和影响，揭示出某些媒介传播规律。通过在多伦多城市报刊《多伦多星报》的历史数据库，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质化和量化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报刊是如何塑造和想象城市地理景观的。
二、报刊对城市景观的塑造与想象
下面分别就《多伦多星报》对多伦多市一些典型的城市地理景观的报道进行讨论，以期揭示出媒介传播的规律性认识。
1.标志性建筑：万众瞩目的城市地理景观中心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城市地理景观中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也往往是媒介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标志性建筑往往都是外地游客观光的风景点，同时还具有实用的功能，比如多伦多市的政府大楼、博物馆、电视塔、教堂，因而它们的名字和形象总能占据着各种地方性报纸的版面。
（1）地理景观的信息呈现与其城市功能的关系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在多伦多城市发展史上，早期的最高建筑是矗立在多伦多岛的一座灯塔（Gibraltar Point Lighthouse），几乎保持了50年最高建筑的历史，后来在湖岸上兴建的高大建筑纷纷超过了那座灯塔。圣詹姆士大教堂（St.James' Cathedral）始建于1797年，现存的教堂建成时是多伦多最宏伟的建筑之一，教堂高92.9米，矗立在安大略湖畔，成为欧洲移民到了多伦多港口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标，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它还是多伦多最高的建筑，目前它仍然是加拿大第二、安大略省最高的教堂。圣劳伦斯市场（St.Lawrence Market）也是早期多伦多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是当时市民购物、聚会的重要场所，在1845-1899年间，多伦多市政府一直在这座建筑物内办公，直到今天，圣劳伦斯市场依然是市民和游人喜欢光顾的历史性建筑。1899年，多伦多建成了一座尖顶方形的市政厅（City Hall）大楼，就成为当时的标志性建筑；1965年，市议会和政府机关搬入现今的现代化市政大厦；它由两座弧形办公大楼相连，中间是一个蘑菇状的多功能活动大厅，远远看去就像一对半张半合的蚌壳内含着一颗珍珠。这座大楼一建成，就成为多伦多市又一座标志性建筑。
选取“詹姆士大教堂”、“劳伦斯市场”、“市政厅”等英文短语在《多伦多星报》历史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从1894-1898年的5年时间内，“市政厅”在《多伦多星报》各个版面出现的频率，均高于前两者数倍，而且出现在头版的频率更是远高于前两者。“劳伦斯市场”在各个版面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詹姆士大教堂”。到了100年之后，这样的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检索的数据，并不能直接展现媒介报道的具体内容，但却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统计指标，衡量出该标志性建筑出现在报纸版面上的次数和频度，以此反推这一建筑在城市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因为，这些名词由于与该建筑的城市功能相联系，越具有重要功能或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越容易被媒介所提及，则出现在报纸上的次数越多。在1894-1898年间，即使市政厅与劳伦斯市场就在同一建筑体内，检索结果仍然有显著性的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市政厅”与城市的各项功能密切相关。
此外，如果与城市重大事实或者新闻突发事件联系越密切，也就越容易在头版见报，但是在进入厚报时代的1994-1998年，头版往往有大照片和导读，在头版出现的机会反而会少于早期报纸；这也能解释为何“市政厅”出现在头版的频率会明显少于100年前；而“詹姆士大教堂”、“劳伦斯市场”则会连续几年内都上不了一次头版，或许是因为这些建筑物已经基本淡出了时代风云变幻最前沿的舞台。
（2）受众对地理景观关注度的变化过程
除了以上讨论的这几个标志性建筑之外，1976年6月建成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CNTower），因为其553.33米堪称当时世界第一的高度，成为多伦多市的地标，一直到今天，它与簇拥在金融区内的摩天大楼群一起构成了多伦多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天际线。从“CNTower”出现在1972-1982年《多伦多星报》头版的版面数的检索结果看，在建成前后的1975年和1976年，是媒介曝光率最高最集中的时间段，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一时成为头版的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在媒介视野里淡去。所以，媒介对于标志性建筑的报道数量在时间和数量的坐标平面内，呈现的是一个类似电波的脉冲曲线。这一由低突然增高、然后渐次下降的过程，反映出公众对于一个新景观的关注程度经历了大致的“不知-知晓-注意-聚焦-逐渐淡化”的一个周期过程。
当然，标志性建筑也有可能因为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被重新唤起，在原有的脉冲曲线上叠加新的周期过程（参见）。例如，1985-1986年，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下立项兴建巨型的穹顶体育馆和增添新的旅游项目，又赢得了媒介再次关注的眼光。
（3）地理要素的媒介呈现与集体记忆、文化认同
在对于城市地标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媒介不仅能对地理要素有一种即时的呈现，在时过境迁之后，还具有历史的集体记忆作用。一些地理要素会在城市居民和参观者的心理留下印记。例如，在1896年1月24日《多伦多星报》的前身《星晚报》的一条新闻报道里，由于大风，“詹姆士大教堂的钟停了”。1996年7月1日《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在1867年7月1日刚到子时，詹姆士大教堂欢乐的钟声响了”。两相比照，我们可以看到，教堂的钟俨然成为一个符号，在媒介上反复呈现，积淀了上百年时间；城市地理景观就如同钟声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仅作用于单个人，而是在整个城市人群中产生一定的心理共鸣，从而在文化意义上，对于生活在城市地理范围的人产生文化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所承载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中介物和催化剂，还具有日积月累的教化功能和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