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所有的新闻一样，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也要遵循新闻价值的传播规律。从体裁上看，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被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短新闻、深度报道和评论。短新闻即广播电视的新闻简讯。深度报道是对新闻题材更为细致的描述和新闻线索因果关系的展示，它着重回答受众“新闻为什么如此”的问题。新闻评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制作者针对相应的新闻事实给予的观点评价。
以下两章我们将聚焦广播电视节目运作的基本原理。为了厘清广播电视理论的这一重要命题，我们将选择两类节目作为分析对象：一是“新闻节目”，二是“文艺节目”。之所以只选择这两类节目，是因为从宏观上看，广播电视节目大致可分为“纪实类节目”和“虚构类节目”。新闻节目是最纯粹的“纪实类节目”，而文艺节目是最纯粹的“虚构类节目”。了解了这两类节目的逻辑，我们就大致能明了广播电视媒介节目运作的基本原理。而广播电视其他类型的节目（或者按照其他标准所分类的节目形态），如真人秀节目、体育节目、经济类节目、谈话节目等等大都是这两类节目的延伸、变形或节目元素的重新排列组合。同时考虑到亦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广播电视节目学”等相关学科及著作的深入开掘，故本书在节目类型研究方面不做更深入的展开。
我们首先介绍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分析这一类型的节目理念、传播路径、主持人风格、运营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在开始正式论述之前，我们要厘清“节目”和“栏目”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节从“节目”到“栏目”
一、节目和栏目的概念
从整体上来看，“节目”的含义较为宽泛，在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一段完整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节目”；而栏目则不同，它是由一批性质相近的节目组合而成的，具有统一风格、统一样式、统一的节目主持人和固定的播出时间的广播电视节目信息系统。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每一段演出都是一个独立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欢度春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栏目——春节联欢晚会，当然，这个栏目的播出周期比较长——一年。由此可见，广义上的节目概念包括栏目概念。
从广播电视媒介发展的历程来看，广播电视的信息系统从单个节目的播出发展为固定的栏目化播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广播电视媒介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节目形态都比较幼稚，节目与节目之间缺乏整合，因此，它的信息往往都是由单独的节目构成的。
比如上海电视台1981年6月6日的节目单是这样的：
18∶30电视新闻
18∶45副市长电视讲话
18∶55电视专题《春催杜鹃满山红》
19∶35电视剧《我们都是好朋友》
20∶20体育节目《外国体育集锦》
20∶40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而2007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相同的时间段的电视节目是：18∶20电视专栏《为您服务》
18∶45杂志型电视专栏《生活》
19∶30真人秀节目《幸运52》
20∶28经济法制类栏目《经济与法》
21∶00新闻节目《经济信息联播》
21∶35杂志类经济新闻专栏《经济半小时》
22∶08真人秀节目《交换空间》
从这20年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电视节目形式和内容的巨大变化。在1986年的时候，一档电视栏目就是一出一出电视节目，其中以电视专题片和电视剧为主；而到了2007年，一档电视栏目中，要么已经有了子栏目（《经济半小时》、《生活》等），要么有了栏目板块的组合（如《幸运52》当中的诸多栏目环节），换言之，栏目是由“信息系统”构成的。
之所以要强调节目与栏目的区别，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栏目研究”其实可以理解为节目类型的研究。广播电视媒体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档栏目，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一批性质、内容、风格类似的信息有组合在一起传播的必要，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体量、固定播出、固定主持人、固定受众群落的广播电视栏目，如此方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巨大的传播效益，也就形成了相应的节目类型。
“类型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出现在文学领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的开篇就论述了诗歌的艺术分类及其原则。后来，类型的划分延伸到戏剧领域，戏剧被分为喜剧、悲剧、讽刺剧等类别。对类型研究最为成熟的大众传媒无疑是电影，在电影研究中，“类”的意识很早就形成了。“类型电影”的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理解广播电视节目的形态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认为：电影一旦发展出一种叙事结构，从仅仅展示事物（如火车离开站台或两个接吻的人）转向讲述故事，就开始形成类型。故事一旦被讲述，它们就立刻进入了一定的类型：浪漫的、情节剧的、追捕的、西部的、喜剧的。
按照他的说法，电影的类型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讲故事，就会有“类型”产生。从电影实务方面来看，似乎也是这样，诸多导演会不自觉地共同拍摄某一类型的电影，而一个时期往往也是某一类型的电影会比较流行。正如理查德·麦特白所说的那样：“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当看一部惊悚片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惊悚片。事实上，在我们看之前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惊悚片，而且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要知道影片的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的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结合理查德的这个观点我们的思考可能会更客观一些。的确，在创作者制作电影和观众看电影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到“类型”问题，事实上这是个理论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内心都普遍认同一种统一的收看电影的价值观，比如看“惊悚片”要被吓着（或者是要吓着观众），看战争片要享受暴力（或者是展示暴力的魅力）等。有了这样的共识，电影拍出来才会有票房，电影创作者的工作才会得到肯定，投资方才会投资，进而，受到鼓励的电影创作者会继续拍摄类型相同的电影，于是某一类型的电影就慢慢形成了。
广播电视节目形态形成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看电视，人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对电视信息的需求，只不过这些需求可能连电视观众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这种需求具有普遍性的时候，那么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电视节目也就会应运而生。传播学中“使用-满足”理论的观点放到电视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此，观众需求某种信息，广电媒介能够提供某种信息，那么广播电视机构和观众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传播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电视节目的类型一定是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因为受众对某一类型信息的需求是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很多红极一时的广播电视节目之所以走向没落甚至最终消亡，其背后一定有受众对这类信息需求衰减乃至消失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电视节目类型化的指向就是“市场”。从一档栏目的运作过程来看，一般都是电视媒介主动通过市场调查来确定不同特质的受众群落，确定这种受众群落的标准是“人口学特征和广告诉求目标的最大契合”，换言之，就是电视台要找到这样一类受众群：他们有足够的规模，有足够的时间看电视，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唯有此，电视栏目内容本身一方面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工业化生产，另一方面则具有能力吸引广告商投放广告——为了那足够的购买力。
二、广播电视节目栏目化的优势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节目栏目化是大势所趋。因为栏目化的传播方式特别适合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特性和受众的接受心理。从总体上看，栏目化后，广播电视传播会具有如下优势：
1．栏目播出时间固定，容易使受众形成相应的“约会意识”
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编排结构分散，时间长度随意性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观众都有过这样的体会，电视的实际播出时间和广播电视报上所预报的时间往往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节目没有栏目化的后果之一。
节目栏目化之后，节目的时间长度包括所附加的广告时间的长度都会明确地固定下来。于是，在每个播出周期的固定时间，受众都能接触到相应的节目，经过一段时间人与栏目的“约会”，受众就很容易培养起自己和栏目的“约会意识”。这样有利于提高栏目在广播电视受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忠诚度。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例子。《新闻联播》几十年来每晚都固定在19点整播出，几乎所有的中国电视观众都知道，每天19点必然是《新闻联播》开始曲奏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收视习惯。
2．栏目的内容、风格、主持人等元素相对固定，容易保持稳定的收视率
受众既然能和栏目“约会”，那么“约会”久了，受众与栏目的关系就会变得熟悉。此时，栏目模式的“固定”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栏目设置过程中，“追求统一性”是原则之一。如果在栏目运作过程中发现了风格等方面的错位，那么按照栏目自身的逻辑是一定会得到调整的。栏目模式的“固定”即体现在栏目的表现形式方面，比如早期广播电视新闻栏目诞生伊始，就会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新闻主播、片头（开始曲）、背景音乐、（电视新闻节目的）演播室画面的光线、色彩等等结构性因素。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受众自然就会受到暗示。比如《新闻联播》的主播如果换上民族服装播音，那么那一天一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如果换上黑色的领带且播音语速变慢，那么很可能就有重要人物逝世。当杂志化广播电视专栏出现之后，这种“固定”更多地体现在节目结构方面。比如央视的《东方时空》在开播之初之所以设立《东方之子》、《生活空间》和《焦点时刻》，就是为了满足观众对重要人物、民间百态和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需求，观众观看节目久了自然也会对该节目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而先设立后又被取消的《金曲榜》的版块，则是因为“欣赏流行音乐”的文艺需求和上述三种新闻节目的需求格格不入，会干扰受众对该栏目形成固定的信息接收心理预期（从人物到事件的各个层次的新闻需求）。
节目构成元素和结构形式的固定对于保证受众的“忠诚”非常重要。受众对于相应节目的信息接收惯性一旦形成，这将构成该栏目的“核心受众群”。2010年江苏卫视制作的风靡全国的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其核心元素有：主持人孟非、点评嘉宾乐嘉、接受挑选的男嘉宾以及24位女嘉宾。这四个要素在节目中的位置和作用、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固定的，而这形成了该节目鲜明的节目识别系统——一个完整的结构。某一元素发生变化，会影响该节目的传播效果。比如，2010年6月，由于广电总局及央视等媒体的批评，《非诚勿扰》进行了节目改版，主要是女嘉宾因素的变化——她们明显变得温和，少了犀利的言论和争吵，话题的敏感度也降低了。对该节目收视率有一定影响。但该节目的整体结构并无任何改变，所以它依旧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但很难想象孟非或乐嘉离开后这个节目依旧会保持原样，就像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后，该节目的整体特质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3.栏目运作易于管理，更有效率
栏目由于内容、风格、主持人、播出时间等因素较为统一，因此对其管理也容易形成规范，相对于零散的节目来说，它的管理将会容易得多。比如对内容的管理，栏目化就容易得多。比如作为《东方时空》的一个子栏目，《东方之子》的选题管理就历经了一个由难到易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东方之子》的选题是按照单个节目的方式来运作的，经过磨合最终形成了栏目化的运作方式。当时参与节目策划的学者胡智锋后来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为了追求明星效应，推出了很多演员和明星，但很快遭到否定。想采访政要，遇到不少困难；想采访科学家，又觉得太枯燥。而当时公认《东方之子》在制作上是一流的，单个节目非常出色。但这种日版节目，运作时间长了，选题势必陷入枯竭。做一个节目可以单独考虑选题，做一个栏目，则要批量考虑选题，如果不是有规模地、大批量地向外推出，就难免有断炊的局面。
胡智锋在此其实很明确地提出了节目与栏目策划、运作的区别。一档节目可以单独管理，从选题到策划到摄录都可以做“一锤子买卖”。但栏目化运作不行，栏目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才能完成。所以他后来提出《东方之子》的节目创作要“有主题、成系列”地推出节目，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栏目化的运营思路。时间一长，观众可能不会记得某一个具体的节目，比如《东方时空·大学校长系列》中的某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但是以系列凝聚成的这个栏目则一定记得。换言之，一个栏目确定以后，它一般就会形成较为固定的选题方向。制片人等节目管理者按照这种方向进行日常化的运作就可以了。
本章将提炼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的最核心的特性予以分析，力图引导大家对这一类节目的框架有明确认知，进而透析这些节目背后栏目化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