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信息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彰显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广播电视更多的是作为“喉舌”而存在的，那么随后的广播电视就开始发挥自己“社会雷达”即监测社会的功能和服务功能。
广播电台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采编力量，尤其是中央台大力推进独立的采访活动，在《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全国各地新闻联播》的节目中打出“本台消息”的牌子。广播的新闻采制开始脱离报纸而迸发出自己的活力。从1979年4月开始，中央台恢复了广播评论节目。广播电视中的批评性内容也开始出现。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第一个电视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这个栏目中的第一个节目《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就是一档经济生活中的批评性报道和评论。随后，这一栏目播出了大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新闻评论。198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设置《编后话》栏目，这是一档相对固定的新闻短评节目。
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的变化带来了传播模式的变化，高高在上的“宣传腔”遭到摒弃，“节目主持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元素得到了广播电视界的普遍重视。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这是一档对台湾同胞播出的节目。在这之前，对台广播的风格是“排炮式”的，其目的是以严厉的口吻起到震慑作用，结果却适得其反。而徐曼（原名徐乃文）的主持彻底扭转了这一切，作为我国广播电视历史上第一位节目主持人，她以甜美亲切的口吻和说话方式赢得了广大台湾同胞的认同和喜爱。自此以后，一系列主持类的广播节目陆续开办，在考虑宣传效果的同时，广播传播更多地开始重视服务效果。
3．广告传播：广播电视媒介介入经济生活的标志
这一时期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影响更为深远和关键的无疑是商业广告的介入，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变革。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上海电视台屏幕上打出了“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的字幕，随即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茸补酒”的电视广告片；3月15日晚，上海电视台又播出了第一条外商广告——“瑞士雷达表”。广东电视台于1979年4月13日播出第一条收费的商业广告，并在春季广州商品交易会开幕的4月15日当晚，正式播出广告节目。广东电视台当年制作播出中外广告30多条，收入人民币12万元，港币120万元。直到此时，中央并没有批准媒介可以刊载电视广告，但是也没有反对，可以说播出商业广告是上海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在那个时代的探索行为。直到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才批准新闻单位可以承办广告。中央电视台于当年的12月在两套节目中同时开办广告。广告的播出大大拓展了广播电视事业的资金来源，这意味着广播电视除了作为宣传工具、娱乐工具、文化传承工具以外，它们还可以作为产业而存在。
1983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央、省、省辖市、县四级办广播电视”和“节目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这一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市、县自办无线广播、电视台。各市、县台除了转播中央及省台的节目外，还可自办节目。这样的调整，使我国在原先中央级和省级电台、电视台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广泛、完备的广播电视系统。“四级策略”大大推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硬件建设的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视机构的数量迅速提升。1976年，全国的电视观众才有3400万。1978年，全国总共有广播电台93家，电视台32家（电视机180万台，观众7840万）。1988年，全国的广播电台为278家，电视台为288家（电视机1.43亿，观众达到了6亿）。1989年，广播电台为583家，电视台为469家。1990年，全国电视台达到509家，其中城市电视台就有170家，占三分之一。
电台、电视台这种数量的增长和“四级策略”的有效实施是分不开的，从这一点上看，改革初期政府的行政力量是推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四级策略”也给广播电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一些不具备办广播电视的地区在行政命令的推动下也办起广播电视，这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某些地区广播电视的无序竞争埋下了隐患。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广播事业的两次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播媒介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广播媒介自身获得长足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它们分别是“珠江经济台改版”和“电话与广播联姻”。
1．珠江经济台改版
1986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广播事业的变革从广东珠江经济台开始了。这次变革之所以发生在广州，是和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广州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乎七成以上的听众都喜欢收听主持人个性化播出、内容生动活泼的港澳地区的广播节目，而本土广播节目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正面冲击，电台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1986年底，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由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而香港电台的收听率从53.3%下降到22%，从而结束了本地电台竞争不过外地台的怪现象。珠江台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按广播规律办广播的第一家，按受众需求办新闻的第一家。
中国各地许多广播电台纷纷仿效，开办以提供经济信息、娱乐为主的新频道，采取了系列台、主持人的形式。到1992年，全国812家广播电台，共计有943家分台，听众达7.25亿。就拿最早的珠江台来说，已有新闻台、经济台、金融台、音乐台、教育台、文化台，共6个台。
2．电话与广播联姻
时至90年代初，电视机在中国已基本普及，尤其是在城市，电视机的家庭普及率基本达到百分之百。看电视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电视的发展对广播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晚间的黄金时段，人们的闲暇时间几乎完全被电视所占有。此刻，广播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竞争优势。针对这种局面，广播从两个方面展开突破：
一是将电话引入广播，用互动传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90年代初，南京经济广播电台大量采用听众电话参与直播的形式，产生了轰动效应。杭州、北京等地电台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也取得了成功。听众的电话，不仅能点歌、做游戏，与主持人或嘉宾谈心、聊天，讨论社会问题；还能用于咨询、购物，投诉公共服务和产品质量。全国掀起了听众参与热，凡直播的节目几乎都开通了热线电话。这一热潮以1992年10月28日开播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为最高点。东方电台两套节目24小时直播，随时插播新闻，形成了以新闻为主体，以《东方传呼》、《792为您解忧》、《相伴到黎明》等“为听众服务”的节目为辅助的综合性结构。热线电话的大量引进，改变了“我播-你听”的格局。就老百姓关心的新闻性话题，主持人以平等的态度、亲切的语气与听众交流。受到东方电台启发，1993年1月18日开播的东方电视台也设立了《东方直播室》栏目，这成为东方台的拳头节目。之后，其他地方电视台也出现了一些谈话节目，如广东台的《岭南直播室》、广州台的《夜谈》、山东台的《午夜相伴》、黑龙江台的《北方直播室》等。
二是大力发展音乐广播。时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流行音乐产业已初具规模，成熟的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培养了大批流行音乐的受众，而广播传播和音乐传播又具有天生的同质性，这导致广播音乐节目的繁盛乃至音乐台的勃兴。
电台开始成为整个音乐产业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993年开始，东广举办了大量的音乐活动。1993年东广与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沪演出”，开创了广播媒体组织主办音乐会的先例；1994年2月，举办“群星耀东方——首届十大金曲评选暨颁奖晚会”，此后，“东方风云榜”成为推广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到2010年已连续举办了17届“十大金曲颁奖晚会”，在年轻听众中具有广泛影响；1997年11月15～19日承办第六届国际广播音乐节，首创“中国优秀音乐广播主持人评选大赛”；首次在八万人体育场举办规模盛大的“大型激光焰火音乐晚会”；2001年5月，首次将“上海之春”与“国际广播音乐节”两大节庆有机地融合，成功举办“2001上海之春国际广播音乐节”；9月成功举办“千筝和鸣，花好月圆”大型文艺晚会，共有1150架古筝齐奏，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台也不甘示弱，在1994年组织了一台有34位旅居海外的青年音乐家演出的“故乡情新年音乐会”，在全国引起轰动。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电视事业的腾飞
1．80年代“文人电视”的崛起
80年代的中国电视是“文人电视”独领风骚的岁月，“文以载道”“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观念成为电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也无疑成为这个时期电视理念的另一翼。
从1979年8月开始，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广播协会（NHK）等海外电视机构开始了一系列合作，合作拍摄了《丝绸之路》和《话说长江》等大型电视专题片，在这些电视片的拍摄过程中，中国电视人接触到世界一流的电视拍摄理念和制作方法，比如跟拍、同期声的使用等等。但同时，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尤其是文学观念依旧影响着中国电视人的理念。正如朱羽君教授所说的那样，那个时候“中方节目一方面接受了日本的纪实熏陶，发展早期纪实语言形态，另一方面依然恪守了对唯美画面语言的追求，造型意识卓然，和以往的风光片风情片保持了很大程度的顺延，以及其连续一致性”。在这里，对唯美画面的追求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电视人对电影美学的延续，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电视人的一个思路，即追求“美”而忽略“纪实”。也就是说，电视人有一种强烈地对观众进行引导，尤其是美学引导的意识。
在《丝绸之路》以后，中央电视台在80年代陆续拍出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黄河》等一系列大型电视专题片。这些电视片都带有一定的唯美主义的色彩，而且在电视纪实的同时都强调思想性。比如《话说长江》是“在对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情感的塑造和传递上，在对自然美和崇高美的追求上，达到了一个在它之前未曾有过的波峰。播出持续了半年之久，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是‘长江热’的坚实基底”。这些观念性的东西是在一个电视片开始镜头采集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这甚至形成了一种电视拍摄模式。比如，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央视专题片的名作《让历史告诉未来》和《长征，生命的歌》，它们的创作模式是这样的：“由撰稿人先写出总体提纲，画面编辑编比正式稿长一倍左右的画面初稿，根据画面原稿，再写解说词，进行音乐创作，然后先进行录音，最后由编辑将解说、画面、音乐同时编辑。”可见，所有的画面素材、解说词素材在被编辑之前，其思想立意、主题都已经被先行确立了，这些无疑都突显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