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成因议题
围绕此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众说纷纭。
首先，此轮通胀的诱因是食品价格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2月22日发布的《二〇〇七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原因。自2006年11月以来，粮食、肉蛋、油脂、鲜菜以及奶制品等价格轮番上涨，推动食品价格涨幅不断走高，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CPI上涨4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达到83％。”
其次，关于深层次原因，各方表述不一，共识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叠加。《人民日报》开辟“经济形势专家谈”专栏，约请专家、学者，从理论高度多次解读此次通胀的成因，林兆木指出主要“是多种因素叠加引起的：输入型通胀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和影响；旺盛的投资需求的推动”。汪同三谈到，“此次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深层次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过快的投资增长和出口拉动；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因素和外部通货膨胀输入。”
笔者曾访问即将赴世界银行上任的林毅夫教授。他谈及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近5年的时间逐渐消耗掉了1998—2002年通货紧缩时期积累的生产能力，持续了5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情况改变了。然而，投资还在持续扩大，经济预期体现在股市、楼市上，表现为2006-2007年的股市暴涨，长期以来房价居高上涨，同时居民存款大幅下降，出现市场流动性过剩。
综上所述，围绕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特征及成因，现实议题分别为：（1）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禽蛋价格、食用油价格等为突出表现的物价上涨。（2）历时短，此轮通胀只持续了18个月。（3）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通货紧缩前后衔接，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调整对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4）成因复杂，包括食品价格拉动、结构性问题以及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等现实议题。
二、我国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政策议程
Roger W.Cobb和Charles D.Elder在《政治参与：建构议程的动力》中提到，一个问题要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首先，该问题必须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其次，相当大量的公众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要求；第三，该问题必须是一个适当的政府部门所重视的。
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无疑是中国决策者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面对已经持续5年的“低通胀”情况的改变，决策者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依据某些经济理论，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这些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项。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符合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就业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市场结构政策等。
具体到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定调”作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调控手段中运用最灵活、最频繁的货币政策是最具代表性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以经济工作为主题的会议，通常在年底召开，总结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当发生通货膨胀，特别是严重通货膨胀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最常运用的宏观调控措施。在该政策下，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
1.政策议题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2007年、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核心，宏观调控针对通货膨胀问题，经历了从“双防”、“一保一控”到“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议题转换。
2007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会议明确提出“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基调也在不断调整。
2008年6月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2008年10月为“保增长”：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008年11月28日召开的“研究2009年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2009年的首要任务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此次会议被外界看做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预备会”。
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的发展目标定调为“保增长、扩内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从近两年来宏观调控的基调变化可以看出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中地位的改变，也反映了通货膨胀在2007—2008年的发展轨迹：从问题凸显、持续，到宏观政策的应对、起效，到内外部客观环境的改变，再到问题的式微、消退。防通胀的议题，在政策议程中最终为“扩内需、保增长”的新议题所取代。
2.政策议题之货币（利率）政策
如果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为整个宏观调控政策定调的，那么，货币政策作为抑制通胀最灵活、最常用的调控措施，就是执行、贯彻宏观政策的具体行动之一。由于“双率”上下调整的及时性、灵活性，能够传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特别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正式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目标之前，货币政策自然成为最受人关注的政策议题。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货币政策已经进行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多达15次的上调，动作频出、“防止从偏快转向过热”的鲜明态度成为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议题的突出特征。而2008年，以年中为界，上半年的政策主题是“双防”，具体的货币政策议题也以“上调”为基调；下半年，“保增长”的政策主题开始出现，先是与“控通胀”并列，在通胀压力消减后则取而代之，同期的货币政策议题便以“下调”为基调。
（1）2007年货币（利率）政策：
针对通胀现象，2007年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议题之一，即利率政策频繁上调。
2007年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利率政策共调整17次，且均为上调。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6次上调，分别由年初的2.52％、6.12％提高到年终的4.14％和7.47％；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经过10次上调，由年初的9％达到了年终的14.5％，特别是在2007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次，“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从紧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上调幅度达到了1％；外汇存款准备金上调了一次，幅度为1％。
利率政策调整过程中，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沪指表现均有2％左右的上扬；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10次上调中，有7次公布日沪指表现为1％左右的上扬，调整实施后沪指出现小幅的上扬或下挫。2007年各季度的CPI涨幅均接近或超过3％的通货膨胀指标，特别是后三个季度，利率调整频繁，有14次之多。而在CPI涨幅仅为1.5％的2006年，全年的利率政策调整只有5次。
（2） 2008年货币（利率）政策：
针对通胀现象，2008年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议题之一，即利率政策灵活调整，上半年从紧，下半年出现松动。
2008年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等利率政策共调整15次。一二季度的利率政策，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为主，共有6次，存款准备金率在6月下旬达到17.5％。这是因为，在2007年央行连续6次加息之后，面对2008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央行并未再用存贷款利率工具，“在我国利率政策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已成为当前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同期，CPI涨幅居高不下，始终保持在7％以上，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达到高峰。三四季度，由于受到北京奥运会等一定政治因素影响，以及通胀率虽然处在高位，但已出现下降趋势，7-8月的利率政策保持稳定不变。进入9月份，利率政策调整风向明显改变，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纷纷下调。央行在9月份实施了6年多来的首次降息，并在百天内5次下调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7年一路上调至4.14％和7.47％，并保持了近9个月不变之后，分别降至年底的2.25％和5.31％，均低于2007年初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相比于前半年的6次、共计3％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最后4个月内，下调3次的整体幅度却达到2.5％。特别是在10月8日、11月26日、12月22日，央行3次公布“双率”齐降，11月27日开始执行的1.08％降息，更是“10年来最大的单次利率调整幅度”。同期，伴随利率政策调整，沪指表现波动明显，总体跌幅大于涨幅。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政策议题经历了从“双防”、“一保一控”到“保增长、扩内需”的调整，具体措施的议题可以概括为由“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