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可以说，人类生活于一个呈现出强烈的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格局之中。全球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发展和每一个民族生存的热门话题。在文化层面，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文化交流的繁荣和文化帝国主义同时存在，因此欢呼雀跃者有之，害怕拒绝者也有之，对这些需要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全球化
严格意义上来看，全球一体化可追溯到16世纪初。1500年以前，人类的相互联系甚少，处于隔绝状态之中，要研究各地区人类之间的影响，则需要找出其中具有联系因子的重大事件。而1500年之后，随着西方探险家的探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科技的发达，信息交流技术的更新，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相隔天涯慢慢发展到了今天的地球村时代。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全球化，是相对而言更为狭义，更为现实的全球化。按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的说法，全球化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此过程可以根据其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并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与活动、交往与权力实施的网络。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但全球化又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它以某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渗透或拓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是无疑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发展，必然也要带来相应的文化伴随现象。因此，有学者会持“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所驱动的”这些观点，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全球化存在的标准制定问题，在文化全球化中也有，而对于这些问题，学者的观点和意见更是纷争激烈。一方面，有学者从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的角度，强调文化全球化趋势对于人类精神和文化演进和发展的意义，强调文化全球化对于国际性经济和政治交往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批判立场出发，强调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强调文化冲突中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上的霸权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的压制，从而对文化全球化持一种批判和拒斥的态度。欢迎也好，排斥也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全球化对人类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正视文化全球化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层面上，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整合与此前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中不同范围的文化交流或文化融合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一种主动的带有偏好的选择，也不是武力征服中的无奈接受，而是一种全球范围内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在人类的一些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上造成一种越来越有力的共同性和认同感。这种文化整合与世界文化的生成，一方面来自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范围内交往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则越来越成为各个民族和人们自觉的和主动的价值选择。而现代信息技术所支撑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方式则为这种文化整合与世界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有观点认为，文化的价值可以有三个层次，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这三个价值分别被不同地域的群体所拥有。乡土价值和民族价值，只要不强加于人，可以自适其适。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
也有观点认为，面对全球化趋势，首先应当是承认它的存在，其次需要积极适应这一趋势，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整合中得到修正与重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杜威·佛克马指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也许这能被所有文化都接受的成规便是，自己文化的基本宗旨是可以得到讨论、解释、辩护、重新思考甚至批评和补充的。如果这样的辩论和批评全然不可行的话，那么同样在一个范围狭窄的层面上，相关的文化仅仅包含受到机械地考察的一套规则。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僵死的。因此，他断言人类正在走向一种“新世界主义”。
对于全球文化整合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市场和全球范围的经济交往与经济一体化时，明确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不是指狭义的文学，而是指更广泛的文化层面）。
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并不意味着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无地域差别和民族差异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化的建立。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民族化、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都是共生的、互为存在条件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单一的、一元的文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文化的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与此前的文化景观不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中，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将扬弃自身封闭的、保守的、僵化的、固执的状态，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一方面促使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氛围和文化机理；另一方面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与完善。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和平、发展与进步，全球化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那么正确的策略是对其因势利导，使全球化朝着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方向发展，我们既要反对现代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全球化，也要反对传统东方沙文主义的傲慢……至少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
三、文化全球化与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在确定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世界化倾向之后，我们还要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提出另外一个常常引起争议的重要问题，即全球化时代正在生成的世界文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彻底超越，还是它的自我完善？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价值判断问题，不仅影响到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汇入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代世界历史格局时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关于这二者的关系，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是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根本性的否定和超越。一方面是20世纪各种文化精神对于理性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及其所导致的实践上的负面的、消极的后果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信息化时代给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后现代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或观点接近者形成了上述见解。这种文化价值判断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它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发展的文化定位，甚至导致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心理倾向。
当然，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平面文化还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所导致的文化景观，它们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都没有形成一种彻底的文化断裂。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改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性质上，远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所导致的变革，前者所代表的不是文化精神的一种断裂、质变或根本性的重建。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的基本文化要素是经验、常识、习惯、天然性情感、宗法血缘关系等自在的文化要素，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文化要素是理性、信息、科学、规则、契约、平等、创造性、主体性等自觉的文化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与此不同，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或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精神的内在要素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文化要素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后现代文化精神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扬弃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某种极端性或专断性，从而赋予理性文化精神以更合理和更完善的形态。在此方面，我们可以仔细剖析一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无论如何强调自己批判的极端性和否定的彻底性，而一旦要在批判的同时确立某种文化精神或文化状态时，它们所求助的依旧是理性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它们给人类带来什么全新的、前所未闻的文化要素。
因此，与其说全球化时代的或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否定和超越，不如说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完善。从20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文化批判思潮，经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直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它们自觉不自觉地共同推动了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文化精神发展的要点，一是消解理性的独断性，反对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统治，不再把理性当做万能的、至上的、至善的、绝对的力量；二是扬弃以绝对的自我和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乐观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确立以人的开放性为核心的新历史观。而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类普遍的、平等的、平民化的、非神圣化的、非专断性的交往为这种新的理性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
四、全球化视阈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发展尺度
正视文化全球化的目的，更多还要回归到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和新儒学等文化思潮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取得很大的市场，以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为目标的文化启蒙遇到比较大的挫折和阻力。对理性主义文化启蒙的批判和指责的共同出发点是认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已经走向衰落，已经被新的文化精神所取代，因此，它不应当再继续作为中国的现代化或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应当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或者应当直接同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