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谍战剧的创作风貌
新世纪赋予了谍战剧新的精神内涵。就其题材来看，谍战剧具有良好的故事素材，且兼具了涉案剧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优势，涉案剧中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悬疑氛围的营造，革命历史题材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根据真实案例和老电影改编的文本基础给观众带来的神秘和怀旧气息，无不在谍战剧中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挥。虽然新世纪谍战剧的发展阶段并不明晰，但是其基于改编和原创的两大创作方式及依时间顺序显现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谍战剧的创作风貌。
谍战剧的创作主要以改编为主，如：《红色档案之凤凰迷影》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特遣图失踪之谜”和“旅顺军港爆炸案”两个真实的案例改编；《梅花档案》是根据“文革”初期著名恐怖手抄本小说《梅花党》改编而来，故事发生的地点——春森路26号在山城重庆也确实存在。《梅花档案》刻意营造怀旧和真实的风格特征，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的城市面貌还是剧作营造的灰暗的黑白影像色调都刻意追求原味的时代特征，力图唤起中老年观众的记忆。该剧把梅花特遣图作为全剧最大的悬念贯穿始终，引人入胜。虽然人物塑造不如《誓言无声》那么饱满丰富，但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乃至悬疑恐怖气氛堪称这一时期的翘楚之作。根据反特电影改编而来的谍战剧比例很大，如《英雄虎胆》、《霓虹灯下的哨兵》、《羊城暗哨》、《51号兵站》、《保密局的枪声》等。《51号兵站》描绘了在1944年二战转折时期上海的动乱局势下，我军在上海的地下军需物资转运站——51号兵站被摧毁，为了给新四军提供战事物资装备，保证苏北新四军充足的后勤供给，我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在日军和特务、汉奸的白色恐怖威压下，重建51号兵站的过程。
与反特电影相比，《51号兵站》在保留原有电影精华——基本结构和人物设置不变的基础上，扩充了情节和人物，且剧情紧凑，悬念迭出，没有拖沓繁冗的弊病，称得上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作。《霓虹灯下的哨兵》由话剧公演时引发的全国轰动，继而被搬上银幕成为“红色经典”，2007年又被改编成电视剧跃上荧屏。《霓虹灯下的哨兵》重新安排了人物设置和情节构架，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悬念，老K作为原著中公开的敌特头目，在电视剧中不露峥嵘，直到剧末其真实身份才被揭晓。在人物关系方面，确立了以连长鲁大成和指导员路华的矛盾冲突为主线，连队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对敌斗争等为副线的思路。主线、副线在剧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纠缠，副线又对主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冲突都尽可能展示到极致，收到了跌宕有致的艺术效果。
《誓言无声》（2001年原创剧）开播后屡创收视佳绩，而且拿下了当年飞天奖的四个奖项，得到了大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为谍战剧的创作起了表率作用。该剧依托谍战故事和人物情感刻画作为电视剧的两大主线贯穿全剧，悬念迭出的情节和饱满的人物情感使该剧既扑朔迷离又平实质朴，显示了优秀作品的潜质。《暗算》（2005），在文本风格、故事情节和篇章结构上也有创新之处，是新世纪谍战剧的另一代表作品。首先，在篇章结构方面，《暗算》以全新的视角架构全局。全剧由三个段落组成——《听风》、《看风》和《捕风》，皆以“风”作喻暗示谍战领域工作的隐秘艰辛，听、看、捕三节分别代表了上世纪50、60和30年代发生的谍战故事，《听风》、《看风》两节以钱之江的儿子安在天的视角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破译敌台和密码的故事，而《捕风》则表现了30年代白色恐怖下，我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事件，以少年安在天的视角叙述父亲钱之江的故事，采用了倒叙手法。在片尾年迈的安在天在片场与想象中的钱之江相逢，二人对视，会心一笑，很有意味。全剧三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爱国主义的情操内涵得到了升华。
其次，全剧立足谍战领域展开叙事。《听风》中故事的发生地701是一个负责无线电侦听和破译的情报机构，主人公阿炳要从转速极高的无线电波的噪音中辨识出敌台和频率，甚至要根据敌方发报员的发报习惯来听出敌情；《看风》中通过大量旁白为“光复一号”密码的诡异和破解的艰辛作解。全剧灰色调的影像风格和701驻地的神秘萧瑟渲染了该剧孤独隐秘的氛围，这些背离日常生活常规的情景描绘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最后，《暗算》在人物塑造上也新意迭出，剧中三个主要人物的人生行程终端的安排是编导者智慧运用叙事策略、顺乎叙事规律、使剧情完美收场的典范之作。
2007年以后，大量原创剧作和人性化人物形象的呈现，让谍战剧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2007年，《色戒》公映了，不可否认，这部深究人性命题的间谍影片，是“撕破脸了”。李安在讲到《色戒》反父权主义的颠覆性，尤其在说到影片中王佳芝说“走，走吧”的时候，提到“五千年的父权制度一刹那就崩溃了”。信仰一刹那土崩瓦解，国家、民族、父权被李安解构和颠覆了，而人性和身体的本能和欲望那么激烈地冲击着现代人的灵魂。我们不可小觑李安的魅力和其作品的导向性，联想到谍战剧的创作，李安似乎在指引着一种谍战剧的发展趋势，在信仰“走，走吧”的时候，在父权缺失的状态下，谍战剧该如何凝聚自己的灵魂？父权缺失下人性状态的摇摆和信仰的崩裂是“王佳芝”们震撼主流的东西，但艺术电影对人类灵魂的指引仅仅到此为止，电视剧作为最普及的大众文化媒介，主流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接受都本能地抵制这种缺失状态。无论是父权的缺失还是信仰的塌陷都是受众所不容的，而这种无父和反父权状态下的人性的描绘又是真正地直抵人类心灵的东西，是引导观众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这不仅将影视剧的人性状态摆到了一个重要的层面，而且提出了一个矛盾的命题。在这方面《特殊使命》（2007）的成功或许能给谍战剧带来一种启示。
《特殊使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一个人在无父状态下坚守信仰的完美人格。主人公巩向光坚信共产主义，奉命打入敌方，在唯一知晓自己身份的联络员牺牲后，其真实身份便成了谜。我党以为他已经叛变，于是加以追伐。人物在无父状态下痛苦、迷茫，但信仰却始终坚定，这也是该剧最吸引观众的地方。与“王佳芝”们不同的是，父权虽抛弃了自己，但主人公仍相信它的存在，并积极寻找，直到剧末我们才知道同样卧底敌方的欧阳荷作为父权的符号式人物，其实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主人公，作品将这一悬念隐藏到底，观众也随着主人公释然并一起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这一悬念的巧妙运用，完美地刻画了新的谍战英雄形象。当我党工作者拿银元来收买主人公的情报时，那种被抛弃的委屈和无助令观众欷歔不已，观众或许会扪心自问假使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会不会如主人公般坚守信仰？“艺术原本就是人类认知自我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艺术都是从人出发，最终回归到人的本身。艺术之所以摹写生活，是为了揭示人性。人类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渴望了解自己，观众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在与自己的心灵进行着对话，所以观众总是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本性。”《特殊使命》在引导观众看到自己本性的同时，也契合了当今影视剧“回归人性本真”的创作趋势。
与其他改编或原创的谍战剧不同，2009年的《潜伏》充分展现了“谍”的魅力。剧中少有打打杀杀的戏码，更多的是不动声色的智慧斗争，这也是姜伟打造所谓“高智商谍战剧”的成果，正如导演本人所说，“什么枪战、飙车，那都是人为制造的刺激。我要的是稳稳当当的内斗、心斗、智斗”。在剧中，观众们看到了余则成的智慧，也看到了以“吴站长”为首的军统特务们的智慧，更见证了翠平由一个鲁莽的“游击队员”到智慧的“地下工作者”的成长。另外，《潜伏》也展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左蓝的执著、翠平的固执，以及余则成从军统特务到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都叩击着人们日渐失落的信仰之心。可以说，《潜伏》是谍战剧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为其后谍战剧的发展抹上了最亮丽的一笔。
就在观众以为《潜伏》是谍战剧不可超越的高峰时，2010年的《黎明之前》为谍战剧的发展迎来了新的“黎明”。此剧围绕敌方“追查水手”和我方破解“木马计划”展开，以侦探推理方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共产党员卧底刘新杰惊心动魄的间谍生活。在叙事层面，该剧打破通常的叙事方式，正叙、倒叙、插叙，轮番使用，悬念不断，使观众始终陷于一种“紧迫”的情绪当中，颇具美剧风范。如果说《潜伏》的结构是结绳记事的“绳状叙事”，《黎明之前》则更像是星罗棋布的“网状叙事”；而在人物塑造方面，《黎明之前》没有像《潜伏》一样，把男女之间的感情戏作为重要的叙事砝码，而更具“纯男人”的阳刚金属色调。除此之外，在敌我双方的智斗层面，《黎明之前》和《潜伏》倒是颇为相似：《潜伏》有老谋深算的吴站长，《黎明之前》有不苟言笑的谭局长，手底下齐佩林八面玲珑，孙大浦马马虎虎，连高智商的李伯涵也和《潜伏》中的李涯如出一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雷同”。与《潜伏》相比，《黎明之前》中“敌方”的智商更高：谭忠恕研究残留的口供，通过一个关于声音的疑点，就将交通站目标锁定；李伯涵通过对子弹射角的误差就推断出凶手受了枪伤；齐佩林调动美国心理绘画专家，得出的形象竟是“卧底是单身，但有可能为了掩护身份而有女朋友。因为长期高度的精神紧张，可能会用麻醉剂麻醉自己，因此可能酗酒，或者有药物依赖”，结果直指刘新杰。而对手的强大才能更显英雄本色。如果说《潜伏》塑造了一个“独行侠”式的英雄，那么，《黎明之前》则成功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总之，《黎明之前》比《潜伏》“谍味”更浓了。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从2001年《誓言无声》开启谍战剧先河到2003年《梅花档案》等剧的“手抄本改编热”，作为谍战剧的初期作品其在商业运作和艺术内涵方面的突破给谍战剧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伴随着涉案剧2004年退出黄金档，谍战剧恰好在2004至2006年出现了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谍战之特殊较量》、《我的特务生涯》、《古城谍影》、《红色档案之凤凰迷影》、《如此多娇》、《暗算》、《新英雄虎胆》、《密令1949》、《羊城暗哨》、《红色追击令》、《食人鱼事件》、《保密局的枪声》、《暗哨》等一系列谍战剧在此时形成一股“谍战”浪潮。2007年的电视剧市场，继续走改编路线，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也融入了新的创作理念。《数风流人物》、《五号特工组》、《功勋》、《天字一号》、《雪狼》、《特殊使命》、《落地，请开手机》等原创作品相继亮相荧屏。从2007至2010年《特殊使命》中深刻的“人性、信仰大比拼”，到2009年《潜伏》和2010年《黎明之前》为代表的“智勇大冲关”，我们可以将之看做是谍战剧创作的又一个高潮。
谍战剧一路走来，风格各异，形态多样。不难想象，未来几年，谍战剧依然会是活跃荧屏的一个新鲜而有活力的类型剧种！
第二节谍战剧的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
一、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特征
我们看到，完美正统的英雄形象被新世纪谍战剧中个性鲜活、非概念化甚至有些性格缺陷的“平民英雄”所代替，“这样的英雄形象唤起了观众内心深处渴望挣脱世俗羁绊的梦想，在不违背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观看英雄的‘出格’言行，满足了观众心中英雄化和世俗化的双重欲望，并借以消解自身压力”。在这些平民英雄身上，寄托了观众原始的人性崇拜，人的需要、本质、自由和价值。这就是所谓的“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具体来说，“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日常化的英雄形象。日常化英雄形象的回归是谍战剧编创者理念变更和思维转化的结果，使得英雄也“食人间烟火”。如《一双绣花鞋》中的叶大龙，他行伍出身，性格冲动暴躁，一心想侦破案件却常常好心办错事，阻碍了案件的侦破；《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在侦听敌方电台中立了大功，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功臣，但却是个智力有缺陷的人；黄依依是个破译高难密码的英雄，但对待爱情的态度却近乎偏执。这种复杂人性的新英雄主义形象告别了昔日概念化的英雄主义形象，契合了当代受众的审美心理，引发观众对这类人物的深层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