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出版时间的一期《大众健康报》中的新闻讲述了一个这样的灰姑娘童话：一位受压迫的农村女性克服城乡差别，走上了解放之路。16岁的姑娘杜鹃为逃避包办婚姻从南方农村跑了出来。在北方的公共汽车站，她被骗卖给了一个老头做老婆。她再次逃跑并遇上了王青，后者是一名女军官，也成了杜鹃的救命恩人。无私的王青帮她找到了看护孩子的工作，在这个工作没有了之后又将杜带回自己家，并每月付100元让她从事不那么累的家务活。更重要的是，王向杜展示了自强之路：“倘若一个女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她必须要有一技之长”。于是，杜在王的指导下学习了多种技术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彬彬有礼的谈吐与风度让她获得了一个公关管理工作，尽管她的梦想是最终成为老板。
然而，其他故事展示了农民工们更具威胁的形象。在一个例子中，房地产开发商雇用的农民建筑工人像暴徒一样，与城市居民就房屋工程产生了直接冲突。他们被视为威胁城市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乌合之众。在其他像年轻保姆引诱城市雇主家男人的故事中，民工们被塑造为破坏城市社会生活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小报也会偶然地代表民工这个群体说话，并投身于提高民工福利的活动。有一些文章同情民工恶劣的生活条件、悲惨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无法拥有城市户口的现状。1998年8月14日《东方周末》中一篇文章讲述了几个年轻女民工婚姻与爱情的经历，尤其是遭受城市男人性剥削的惨痛经历——这些城市男人受到她们身体的吸引却又觉得她们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钱东东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她为躲避农村传统的婚姻模式而逃入城市，最后却在和一个城市工人的两性关系中饱受虐待。更糟的是，她陷入了疏离的城市而找不到任何社会支持。当她向丈夫单位的领导投诉他和其他女人的不正常关系时，领导回答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十个男人九个色”。她想离婚，但当地民政部门拒绝处理这个案子，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
哪怕有人碰上运气“成功”地获得了城市男人无条件的爱，她也会觉得生活的艰辛。1984年赵永高考落榜时，她背着两袋米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她所有的梦想就是过普通城市女人的生活。她在做家庭服务员时拼命工作，努力取得大学文凭，后来在一个文化单位当了临时工。在那里，她安静的个性和不寻常的流动经历吸引着张彬——一个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赵深知她和张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于是便逃离了他的爱，辞去北京的工作到南方做了售货员。张继续追求着她，两个人最终结婚了。1995年赵通过她的公司在南方得到了城市户口，但不是在北京。1998年赵在城市已经过了14年漂泊的生活。她哭诉道，“十四年！十四年！什么是户口？看不见，摸不着，谁能告诉我什么是户口？”
农民和民工并非作为有着共同社会利益和问题的社会群体而得到小报的普遍关注，相反，他们往往出现在道德故事里，更经常在犯罪故事里以个人的面目出现。在这些故事中，他们是落后、狭隘、残忍、无理性、贪婪的法盲，他们能对家人和其他人实施各种暴行。从“兽性丈夫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到“女人，犯下强奸罪”，这些没有在主流媒体中展现的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都在小报里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小学教师在教室里经常强暴女学生；丈夫为他做妓女的妻子拉皮条；母亲协助她做妓女的女儿勒索嫖客；妻子为拯救婚姻给丈夫献上处女。更糟的是，这些牺牲品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悲惨之源。1998年7月3日《河北商报》增刊中一个曲折故事里，河南葛楼村的居民被描述成不可救药的一群农民。1997至1998年间5个6岁男孩神秘死亡，没有人将这些报告给警察，村民们相信是上天在召回这5个6岁孩子。当局外人叫警察来调查时，他们拒绝合作并继续请求上天的宽恕。真正原因是村里一个妇人谋杀了这些孩子，作为对他们家庭的报复。小报新闻里，这些故事所呈现的“未开化”状态中的农村转型社会是无知、犯罪和黑暗的王国。
关于下层阶级的小报故事充斥着性和财产犯罪等话题，典型的情节是一个无耻的女农民工用身体来换取金钱，然后又去抢劫或谋杀，或者她自己成为谋杀的牺牲品。与《安全导报》1998年第33期增刊为这些人设计的努力工作，赚老实钱，然后“回家，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道路相反，这些人憎恨工作，用她们的青春和美貌作赌注。另一典型情节围绕着年轻男民工单个或者有组织的集团犯罪，他们的特点是贪婪、道德沦丧以及不择手段寻求致富。故事叙述通常在“正义/邪恶”的框架内展开，并号召人们恢复道德秩序，保持法律秩序。1998年5月16日《西藏青年报》增刊的一篇文章在分析了一个由农民组成的高速公路抢劫团伙的犯罪轨迹及其心理轮廓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价值体系的崩溃是导致这些亡命之徒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眼里，发财致富的政策是不够的。抢劫是上天命令的快速致富方法……扭曲的个人哲学导致违反法律和道德败坏。但是，人不能成为邪恶的人，人不能干魔鬼干的事，人也不能有强盗哲学。这些抢劫犯的命运给了我们其他人最好的警告。农村贫民缺乏经济机会，流动民工缺乏工作机会，他们在城市地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微薄的工资，能够提供有效支持的社会机构的缺乏，这些因素都甚少提及并被视为导致犯罪行为的可能的宏观结构原因。一些故事则公开指责了财产罪犯和当妓女等越轨行径，指出“勤劳致富之路是充满希望的金光大道”。
上述从个人道德沦丧的角度来建构犯罪故事的描写与下面对“东欧妹”卖身经历的描述（《青年参考》1999年4月23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这样开头：自从东欧政府更迭，经济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那些不能通过正常手段摆脱贫穷的人们将目光投向国外，尤其是相邻的西欧。虽然男人们可以找到工作，女人找到正常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很多年轻女人被不法人贩子所骗最后成为妓女。这一文章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将其融入宏观社会背景，鼓励读者反省社会结构。与此相反，关于中国农民和民工这些社会“越轨者”的小报故事却是个人化、煽情化与常规化的。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对于犯罪的关注是不正当的，也不是质疑把农民和民工“过分表现”为罪犯。但是，这些特别类型的犯罪故事将更深层的社会分化问题转换成个人性格、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因此说这些故事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与社会含义毫不为过。
犯罪故事，尤其发表在那些公检法机关“法制类”报纸上的故事，它们以耸人听闻的犯罪故事与对执法部门英勇高效的赞美这两者的融合为主题。虽然1997年开始在法律执行机关内部进行的反腐败行动增加了对司法系统滥用权力的曝光机会，犯罪故事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它们不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为正义呼喊，反而通常在案子已经结束后才加以报道，以佐证正义得到了伸张，典型的叙述方式是在开头或结尾描绘罪犯被逮捕并得到了惩罚。另外，不管是完整的叙述形式，还是个人化的情节或谴责性的语言都没有“鼓励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反省”(Sparks，1992：41)。犯罪报道制造恐惧和焦虑，它们要求严厉的惩罚，它们与权威部门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起的法律“严打”政策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遥相呼应，潜在地有助于建构一种“威权共识”(authoritarian consensus)，这是霍尔等人(1978，另见Gerbner，1995)在有关犯罪新闻的经典研究中论及的专有名词。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是许多传媒体系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小报新闻业的共同话语模式(Sparks，1992；另见Hallin，2000c)。看来中国小报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