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鼓吹民族主义和鼓励“大众逃避现实”的角色以其“舆论监督”作用加以补充，这种舆论监督作用是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为先锋的。新闻评论部建立于1993年，是一个相对自治和财政独立的制作单位，它不仅制作了一些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舆论监督节目，包括《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等，而且带动省级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甚至印刷媒体，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这些节目通过叙事的进展，选择性地揭露某些官员腐败的案例，批评一些折磨无权个体的经济和社会不公，揭示改革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既提供了一个表达公众关切的急需讲坛，又有助于重建党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这些节目甚至向普通公民征求他们受委屈的故事线索，也向改革后的中国在社会中遭受不公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国家批准的宣泄渠道。虽然这些节目倾向于监督个人，监督基层，将系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从而回避了“对社会结构整体的关键诘问”（Xu，2000：646）。它们相对的开放和专业性都是真实的；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冲击是深刻的（Li，2002）。这些节目借助高举社会道德的大旗，有助于在新生的市场社会警戒并维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边界。与此同时，它们提升了国家垄断的电视本身及其抚慰作用的公信度，在这些抚慰中媒体的意识形态角色从直截了当的宣传转向更隐蔽和老练的形式（Y.Zhao，1998；Chan，2002）。虽然在电视专业主义者与党的审查官及媒体的曝光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和紧张关系，但事实已经证明，总体而言，国家批准的舆论监督新闻对中国社会张力的管理效益是特别突出的。
在电视中，不同的意识形态维度常常交织，因此形成中国电视语汇的多义性和混杂性。官方宣传、商业流行文化、中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甚至1980年代中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余音，共同存在于中国的电视文化中。这些意识形态框架也相互借用并彼此强化。所以，有舆论监督新闻以电视剧的形式播出，也有“主旋律”宣传产品以好莱坞动作片的方式拍摄（其中充斥着悬念、诡计、爱和欲望、阴谋、谋杀、侦探、汽车追逐和暴力）。同样，虽然“皇朝电视剧”通过美化专制和传统父权制的价值观（顺从、社会等级等等），往往培育着反民主的政治文化；但它们的讲述也常常塞入一些当代政治和社会批判，例如表现正直的封建官员反对当时的腐败，表达了公众对社会正义和廉洁政府的普遍向往。这样，制作和消费历史剧就在当代中国各种意识形态力量和话语立场的修辞论争中表现为丰富的象征场景（Yin，2002）。
不过，严重依赖广告收入，日益加剧的商业竞争，加上电视员工队伍的都市富裕社会文化身份，使中国电视自然而然地倾向都市富裕消费者的需求和感觉。虽然中国电视将绝大多数人口纳入观众队伍，但乡村农民、普通工人和都市底层人民、儿童和老人，他们的声音和文化需求常常是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市场力量推动的中国电视文化对妇女的消费主义话语一直格外令人匪夷所思。虽然妇女参与消费的行为是作为解放和现代化的经历受到庆贺的；但妇女越来越被视为观赏的商品，被置于物化的境地。随着毛泽东时代追求性别平等、反对性别压迫的话语日渐消亡，爱和欲望成为每日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妇女越来越被视为男性性欲望的对象。因此，一方面，电视推动了性解放趋势与个人生活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在市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广告文化中，妇女往往被赋予了消费的主体地位；信息类电视（包括脱口秀）让妇女“回归家庭”，以缓解就业压力，为改革做出“贡献”。尽管女性主义观点在中国电视上已得到零散的表达，都市里的白领丽人和成功女性也构成了电视呈现的重要社会角色，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电视往往忘记了如下事实：底层妇女正不合比例地承担着经济转型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她们包括都市中年下岗女工（她们占国企下岗工人的大多数），沿海地区工厂里装配线上的“打工妹”，留守农村照顾老人、儿童、土地和牲畜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则闯荡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随着市场关系的加深和资本逻辑对中国电视的渗透，主导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内在社会偏向都在互相强化。正如西方社会的商业电视一样，中国电视对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冲突大都视而不见。只要不在媒体的广告客户“最需要的消费者”范围之内，凡是群体性的争议话题中国电视往往避而远之。动员消费的大众娱乐与商业信息属于政治上既安全、经济上又得利的内容。当然，这种以电视为中心的文化消费与真正的公民身份的互换不一定能满足中国社会日趋多元的公共传播需求。
■全球市场环境中的中国电视：老问题，新挑战
中国电视在新世纪走向成熟之时，也是它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之际。
第一，来自政治参与的压力始终在积聚，主要表现在持续要求党放松对媒体报道敏感政治和社会话题的“松绑”请求。在胡锦涛、温家宝领导下的新的党政集体曾相应提出某些改变。一个象征性动作是在2003年年初要求中央电视台减少《新闻联播》对国家领导人仪式性活动的报道时间，而将关注的视点转向民生问题和民间疾苦。但是后来，随着SARS疾病的爆发，传统的做法又恢复了。
第二，中国电视法规和结构的改革继续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喉舌角色使得电视业在改革年代成为一个商业垄断体，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种角色也阻碍着中国电视经营者获得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因此限制了它吸收外界资本或使用市场机制使产业结构更符合市场理性的能力。行业内外各种官僚利益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尖锐的，包括国营广播电视业与电信局之间，更不要说中央、省级、都市和县城等级广播电视机构了（Y.Zhao，2000；Y.Zhao，2004；Hu，2003）。国家自上而下的产业重新集中化和市场整合的努力不仅在基层遭遇到相当大的抵制，而且未能产生提高市场效率和赢利的理想效果。虽然资本的权力在中国传媒业潜滋暗长，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既未容纳私营电视台的出现，也未接受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概念。为电视业建立一个法治的规制体系的改革主义努力成效甚微（Guo，2003）。于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为电视开创或者重新开发一种可持续采用的制度形式，始终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第三，在中国进入WTO之后，全球化的挑战又具有了新的紧迫性。虽然中国加入WTO的条款并不包括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行业，但是政府已经增加了中国进口外国电影的额度，允许跨国媒体公司在电影、视听合作制片、发行和零售业扩展它们的活动范围。同时，跨国传媒公司也明显地扩大了它们在中国的市场。除了凤凰卫视十几年前便成为最本地化和最有影响的外资在中国的电视媒体，政府还批准两个最主要的普通话频道（一个是默多克的星空卫视，一个由时代华纳与Tom.com联合拥有）在中国有限发展。虽然这些频道尚未能覆盖全国观众，赢利的可能还很遥远，但它们在网罗都市富裕观众市场方面的竞争压力和示范效果都不可低估。关键的不是中国内地电视业是否能够在中国进入WTO之后苟活于外国文化侵入的环境——这不成问题：虽然文化民族主义始终是一支顽强的制约力量，但中国电视业在将外国模式本土化、从跨国公司那里借鉴品牌和管理策略方面已经变得更加聪明，十分灵巧。以此观之，某些观察家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环境中的前途始终表示乐观（Keane，2002c）。但是，从社会传播的角度看，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里，新的电视环境如何表达形形色色的传播需求？这种环境会强化中国电视体制业已存在的社会偏向吗（Zhao，2003）？在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时，在新千年整合所加剧的各种国内和国际矛盾中，在中国人“走向香格里拉”（这是中国版的美国Survivor节目的名称）的征途中，电视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开心辞典”（这是中国模仿美国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节目的名称）吗？
在中国相互缠绕的各种制度和行为逻辑中，国内和国际的市场力量对主宰中国电视的条件不断讨价还价；其他的社会力量则继续在当前的控制体制中互相争夺。在中国电视业内部，具有社会良心的专业工作者继续为更加自主的表达开拓新的制度和象征空间；在电视行业外部，为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而抗争的社会力量则继续声称自己的电视权利，因为中国电视仍然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名义运作。电视观众甚至克服了被动性，起诉电视在播放他们喜爱的电视剧时超量播放广告。如果说电视在中国曾经是“现代化的代表”（Lull and Sun，1988），那么，一些群体并不满意将近30年来国家组织的现代化带给他们的后果。当中国电视继续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寻求合适的制度和文化形式时，新的矛盾和冲突还会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