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话语里，国家往往与权力的负面，也即其压制性相关，而市场与自由和解放相关。事实上，作为权力的不同组织形式，市场与国家相互构建，它们彼此并不隔膜和相互排斥。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市场关系重构与强化自己；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孤立存在，它是政府和政治的产物(Beeson and Robison，2000：20)。虽然这不符合市场乌托邦主义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迷思，但是，这却是制度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与确立的历史事实。在世界经济史领域，有关这一点，波兰尼（1944）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早有定论。具体到中国语境，汪晖(2006)曾写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共同地证明了市场扩张与国家之间的悖论关系：一方面，没有国家的政策调节、法律体系和政治保障，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几乎难以想象；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对国家的依赖同时也是权力与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从这一视野出发，我们看到了国家体制与市场创制之间的一种奇特关系：市场扩张过程与“反市场”力量（国家干预）的相互依赖和互动。在这个意义上，用市场/国家的二元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市场扩张过程。汪晖是在详细研究了扬州一个企业的改制过程以后得出以上结论的。如果市场/国家的二元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市场扩张的一般过程的话，这一二元论在传播领域的演绎就更显得力不从心。
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Curran，2002)。这两个力量有其对抗的可能，也有其相互叠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国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降低工资、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媒体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这样一来，媒体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与媒体的“市场逻辑”形成结构上的合力，同时压制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力。同样，政治控制和集团化经营这样的经济组织模式也可以在权力的集中方面相得益彰（Zhao，2000；Lee，He，Huang，2006）。传播研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市场的相互构建情况以及最终形成的传播体系在什么情形下，如何赋予或者限制不同社会力量的传播权力，并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产生何种影响。
同时，理解不同社会历史主体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对解放性或压迫性权力的不同体验十分重要。在中国的语境里，20世纪上半叶为民族独立和铲除社会极端不平所进行的社会革命被称为“解放”。1949年是“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分界线。虽然革命是血腥的，而且在“革命”名义下往往出现暴力与压迫，但是，我们不必否定“革命”在人民心中所引发的解放性体验以及改革作为“二次革命”所带来的新的自由与解放。同样，我们不能忽视，正是一些“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限制”，使改革时代新的自由与解放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限制与压制可能随着市场逻辑的扩展和社会冲突的加剧而强化(Madsen，2000)。例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个人和财产安全而不断强化的公共安全和私人保安系统，正是这样一些日益强化的压制性机制。最为关键的是，自由和压制体验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味着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当然，市场与国家压制的形式与强度有别(Schudson，2000)，而对一种压制力量的批评也并不自然意味着对另一种压制力量的容忍。批评市场改革不一定为政治极权“招魂”；指出市场逻辑的局限性不一定认同政治控制和国家主义。
阿明(Samir Amin，1993：95)曾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不平衡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这种革命不是由某一阶级进行的，而是由那些历史进程中的边缘群体推进的。结果，在由此产生的后资本主义政权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经济集权统治这三种趋势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一方面，“民间对边缘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无法接受的生活状况的自发性反抗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源泉”；另一方面，这些新社会运动又无法满足将国家现代化和大众民主化结合在一起的双重革命的历史要求。作为20世纪处于全球资本主义边缘的主要反帝反资革命的一大结果，中国革命和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体现了阿明所描绘的所有趋势和张力。蔑视1949年之前或其后存在于中国下层民众之中的激进主义以及改革年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弱势群体”对于社会主义的怀恋情绪，否定和漠视国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并把其在中国的实践仅仅从“暴君/政”的欺骗和“暴民”的盲从层面来诅咒，固然适合某些右翼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胃口和在中国演绎英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幻想，但这种论调包含着危险的反历史和反人文主义的冲动。
正如伊戈尔顿(Eagleton，1991：15)所言，“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不只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幻想。不管它有多少不协调的成分，这种意识形态必须有使认识主体获得一个足够真实的、可认知的、以至于他们不会简单地将其摒弃的社会现实图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对一部分批判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部分历史真实性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以及对自由与解放的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体验。尽管当下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中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恋情绪不以为然，甚至把它当做“极权主义情结”来嘲讽、奚落，进而妖魔化，从而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社会话语霸权的争斗中占上风，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努力并不能淹没和压制改革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和对基本社会保障的渴望。正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过程中被相对褫夺，他们才意识到，被抛弃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争取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具有新的意义。那种要么盲从市场乌托邦主义、要么就是为“极权”招魂的二元逻辑其实是在自由多元名义下通过污名化对立观点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
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政权合法性使共产党在推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无法彻底放弃其反资和反帝的立国根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奇特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执政党的权力，包括其用强制性国家力量推进和建立市场关系的权力，实实在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幽灵”，具体体现在来自批判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对官商结合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如我在本书第三部分的最后几章会进一步论及，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矛盾不但强化了重新认识中国这一革命后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且增强了这一意识形态遗产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从而使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称有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含义(赵月枝，2006a；2008a)。
波兰尼（1944）曾指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波兰尼把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秩序的扩展和人类为避免这一秩序的扩展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做的努力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称为“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在发表于2007年《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期的本章最初版本中，我曾把波兰尼的分析框架用于当下的中国现实。政治学者王绍光在一篇题为《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的论文中也明确指出，“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对我们认识中国过去几十年经历的转型十分具有启发意义”（2008：130）。他认为，“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他（2008：132）写道：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一味追求GDP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难以忍受。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王绍光（2008：132）进一步注意到，这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邓小平诸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311，转引自王绍光，2008：132)的警告，开始从实质上关注社会公平，“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这就是，“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看做基本人权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其目的是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王绍光，2008：132）。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面临着不同学术立场与取向的选择。在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继续自由主义宏大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演绎，一边抨击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闻传播，一边在“中产阶级”中寻求民主化传播主体和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另一种可能是，超越简单化和脸谱化的理论范畴来研究解放与压制体验的社会分布与相关媒体呈现、关注和解释民众复杂的社会利益和意义诉求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链接和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好像不但落伍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且也把应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让位于同时代的作家、记者和人文学者群体了。例如，虽然1990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场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却很少有新闻传播学者研究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而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1994/1996)，凌志军、马立诚的《交锋》(1998)、《呼喊》(1999)等书却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展示了中国意识形态论争和改革政治的复杂历史图景。到了新世纪，虽然各种保护性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但是很少有新闻传播学者研究传播与这些运动的关系，即使有所关注，也往往局限于把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框架，并采用“媒体事件”或“网络事件”这样的媒体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分析角度。另一方面，虽然有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建设工程，鲜有学者独立地站在如何重新激活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论立场上从事传播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