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形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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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共两党即将合作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仅是迈出愿意合作的第一步,那么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迈出了一大步;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对合作的初步决定,那么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正式决定了。从第一步到一大步、从初步决定到正式决定,是事物本质的飞跃,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步骤、斗争的方法、运用的策略有了更深更新的升华。

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一)国民党的改组

党的“三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加紧与孙中山接触沟通,进一步就国共合作事宜与孙中山进行商谈。从总的势态看,国共两党合作快速进行。那时国民党的成份较为复杂:有真正革命者、有冒牌革命者、有投机取巧的政客、有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其政治态度分左、中、右,在一些重大革命事件上表现也各不相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封建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但仅仅三年后,革命成果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的袁世凯窃取,复辟了封建帝制,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深有体会地说:“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62使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失败,党内思想混乱,组织焕散,战斗力不强,孙中山为此深感不安,决心改组国民党,兴利除弊,但收效甚微。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这使孙中山看到了新希望,他在广州庆祝十月革命时讲道:“我们要知道,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订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所以,中国与外人订立通商条约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日。”但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新建立的“俄政府即将旧时俄皇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权利都归还中国”,“所以俄国革命成功就是中国得到生机之一日,俄国革命成功可为中国革命之模范。”63可见,孙中山决定要“以俄为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重振力量,鼓舞士气。

从1922年9月到12月,孙中山着手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孙中山反复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64“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65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五十三人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6日,指定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等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制定改组计划,负责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1923年元旦,正式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指出:“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民国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鼓励全党要“自勉”、“自奋”,“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66特别是在依靠谁进行革命的问题上有了很大转变,过去孙中山单纯依靠军阀力量进行革命,但往往最先背叛革命的也正是这些军阀。如广东军阀陈炯明是孙中山相信、依靠的革命军事力量,然而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率军叛变革命,炮打总统府,陷孙中山于绝境。故宣言强调:“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67这标志着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到依靠广大民众革命思想的飞跃和国民党政策的重大改变,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苏俄的经验,力图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山指出:国民党改组的目的在于不仅要依靠军队,而且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而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的支持,因此国民党改组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和组织群众。他说:“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68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国民党缺乏力量,所以他决定学习苏联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方法,从人民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69

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同时,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准备工作。同一时间,孙中山还正式聘请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的党章。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开始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群众及中间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构;建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大会代表选举等等。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员连续发表了三次演说,重申了他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到1924年初,基本上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为配合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三届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国民革命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改组。决议案规定:(1)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党团员一并加入,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创设;(2)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促其做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行动;(3)党团员在国民党内努力站在中心地位,受我党之指挥,但条件不成熟时,不必强行之;(4)用国民党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5)农民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此次全会对于推动国民党的改组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代表(其中有23名中共党员)、海外侨胞共一百六十五人。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宣言审查、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等委员会的工作。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林伯渠、于方舟等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共产党人约占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总数的24.4%。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它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政治流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等错误的和反动的主张,指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宣言》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它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宣言》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它阐述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外债,确定人民的自由和权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等主张。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革命内容,成为革命的新三民民主。

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意识到“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要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独立,他认为:其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70这比过去的民族主义有更深刻的含义。同盟会成立时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71所以仅限于反对满清的民族压迫,而没有反帝的内容。现在的民族主义,除了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外,还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求得中华民族之独立。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理念,他不只看到国内的民族压迫,更看到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压迫,中国就是受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国家之一。力争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这时,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超出一国民族的境界,扩展为世界民族的高度。

民权主义。《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72少数人为何人?《宣言》中对此也有明确的界定。“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样的规定,使应享民权者及不应享有民权者的界线非常清楚,实际上是保证民众正常地行使主权,既不被少数特权者操纵,也不被另类少数人篡夺。《宣言》还进一步指出:“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73这个论断包含了主张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而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行专政的人民民主思想。这比旧民权主义以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为目标,只有“博爱、自由、平等”的空洞口号,不仅旗帜鲜明,而且内容具体。

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主要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限制土地为少数人操纵。所谓少数人即拥用资金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用土地去剥削耕地的平民,这部分人为地主。多数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而少数人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就显得土地权不均衡,影响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故要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又进一步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耕者是种田地的农民,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非耕者是地主,不应该有土地所有权,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否定。耕者有其田是对平均地权的补充,使民生主义更趋完善。

民生主义为何有“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观察到“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以均地力”,“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孙中山不仅对农民的生存问题非常关切,对中国工人的生活也极为关注。他认为“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74孙中山从民主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出发,对占民众多数的工农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必须满足,才能使“民众发之”,也才能“由民众成之”取得革命的成功,所以重新解释后的民生主义体现了扶助农工政策。这比旧民生主义从未涉及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75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使其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符,从而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