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王明、吴玉章、张浩等2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在谴责德、意法西斯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还揭露了军事法西斯的日本正在远东进行战争，企图夺取中国。因此，国际“七大”决定组织广泛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强大的人民阵线，为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而斗争。据吴玉章回忆：“在共产国际‘七大’会上，王明、康生、周恩来、李光和我都发了言，各国代表时起欢呼，国际的友爱团结，使人无限感动，无限兴奋”。89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按照中共代表团同志的意见，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代表团的同志对初稿进行了讨论修改后才正式定稿，并交国际“七大”审查批准，于1935年8月1日公开发表。《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较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自然会存在不足之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八一宣言》，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更为完善。
《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都是中共中央的两个重要文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发挥相同的作用，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以此去否定彼或以彼去否定此。既不能轻描淡写地对待《八一宣言》，重笔浓墨地对待瓦窑堡会议决议；也不能重《八一宣言》，轻瓦窑堡会议决议。恰如其分地肯定《八一宣言》，并非肯定王明个人，而是肯定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肯定政策所起的作用。正如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我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都是正确的。”90更何况《八一宣言》虽由王明起草，但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王明个人而言，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个特殊人物，犯过严重错误，其是非问题，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结论。因此，不能因王明的个人因素而否决了《八一宣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
1936年夏秋，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战争危险进一步加剧。东西两大战争策源地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加紧勾结，更增加了这种危机感。在此种情况下，为避免东西两头受敌，争取在中国迅速形成一个强大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以牵制日本之力以使其无力进犯苏联，就成为共产国际世界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共产国际感到继续推行“反蒋抗日”的方针只会加剧中国国内局势的混乱，有碍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因此，共产国际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明确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成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作战。在此影响下，中共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激烈化。而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和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也造成了蒋日矛盾的激化，促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蒋介石就曾明确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91这些情况表明，到1936年8月至9月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从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士和军队来看，“逼蒋抗日”比“反蒋抗日”更有利，故而中共中央决定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
1936年5月，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此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改为“逼蒋”口号。通电的主要内容是：“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亡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92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致信于国民党中央，要求组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并由两党互派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这封信的主要部分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在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的同时，肯定了国民党内有新的变化，“贵党中有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93而变化的正式标志是1936年9月1日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的中央军全部或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94 “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和“逼蒋抗日”方针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二次合作
1936年10月，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所作出的努力，亲赴西安向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布置“剿共”计划，要求他们尽快向陕甘红军发起进攻。
张学良和杨虎城顶住了蒋介石的威逼，没有执行“剿共”命令。主要原因在于张、杨对中共有关联合抗日政策有所了解，他们对《八一宣言》的主张很是赞同。而中共也通过多种渠道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如周恩来等人曾应张学良之邀，双方就联合抗日等问题商谈，并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同时，中共还派出杨虎城熟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等到西北军工作，推动杨虎城联共抗日。其次，东北军、西北军过去与工农红军交战过，东北军、西北军损失惨重，对张、杨的震动较大。再加上张学良曾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指令，丢失东北，这一旧愁已铭记在心；若再不抗日打红军，又会添一笔灭不去的新愁，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剿共。且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将士在大敌当前情况下，也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东北军还喊出打回老家去消灭侵略者的口号。张学良、杨虎城对抗日与剿共的问题的立场与看法，反映出他们在思想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蒋介石不愿看到也看不到张、杨在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仍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张、杨深为自己的前途堪忧。
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施展了“逼”。张、杨愤于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妥协，在多次慷慨陈词、委婉劝说的“苦谏”失效之后，毅然发动“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华清池的后山，捉拿了蒋介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生后，国内外各种势力对蒋介石的处置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日本侵略者企图乘群龙无首混乱之际，实现快速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两国为维护自己在华既得利益，希蒋介石从囚笼中活着出来；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妄图借讨伐张杨时，将蒋介石置于死地取而代之，而亲英美派则希其迅速返回南京。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处理方针及发展前途等进行了客观地、科学地分析。“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95西安事变的结果也会出现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处理不好，会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这是全国人民反对的；另一个可能是合理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中国人民要求的。为实现中国四万万同胞抗日心愿，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18日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指出：应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调去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还明确指出，如能实行上述各项，那么，“国家民族从此得救”，而蒋介石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96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还于12月19日做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从抗日民族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于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给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和代表团工作人员罗瑞卿等到达西安，向张、杨阐明中共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做了大量有关工作。南京方面的宋子文、宋美龄同期到达西安，也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捉蒋的用意不是加害蒋介石，而是逼蒋抗日。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97既然三个方面都有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因此针对和解的条件进行了协商研讨，达成了以下的共识或者说和解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 “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98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返回南京，他在离开西安时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99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逼蒋抗日的方针初步实现，同时也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中国之时局向抗日方向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00
（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迅速发展。为了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蒋介石政府准备在1937年2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101同时，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全局考量，以期正式形成国共合作抗日，还向国民党提出，如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则向国民党作如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02中国共产党的四项保证，看起来是向国民党让步，但这种让步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无原则的是有原则的，让步是为了进步。因为最核心的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并未让与国民党。四项保证的落脚点，在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此乃四项保证具有积极的、原则的、进步的意义所在。这个文件发表后，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及国民党的不少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