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关中印经济比较研究的论文，在近几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说日益增多，这些文章主要有：树静的《中印基尼系数比较及影响》，《财经界》（中旬刊）2007年第8期；石良平的《龙象命题：中印两种增长模式之比较》，《中国统计》，2007年第1期；赵建军的《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李磊、赵旭、张嵎喆、王君的《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经济纵横》，2007年第6期；赵建军的《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及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因分析》，《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华民的《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于海莲、杜振华的《中印经济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中印经济发展的优势比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5年第7期；田小伟、张潇化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李文华的《中印利用FDI的比较及经济效应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年第15期；权衡的《中印经济增长模式之比较》，《党政干部文摘》，2006年第11期；郑利的《中印经济优势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年第1期；狄承锋的《中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道路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唐朱昌、杨特的《试论政府在经济转型和改革中的作用——中、俄、印三国之比较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马致远、赵娇的《中国与印度外贸比较研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吴晨瑜的《中国与印度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研究》，《科学技术与工程》，2006年第16期；唐以今的《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现代财经》2005年第5期；李天华、李良明的《中国与印度“赶超战略”之比较》，《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江勇、王磊的《中国印度经济发展比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任世红的《20世纪末期中印经济发展绩效及成因之比较》，《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等。
国外有关中印经济比较方面的论文也不少，如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Collins的Accounting for Growth：Comparing，China and India；Steve Hamm的WHAT’S GOOD FOR INDIA；Trying to sell the West on India as a stable，democratic counterweight to China Yasheng Huang，Tarun Khanna的Can India Overtake China等。
在这些论著和论文中，既有对于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综合性比较，也有中印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方面的比较。既有对于中印经济的起点比较，也有对于中印经济的发展绩效比较。
对于比较的起点，一般而言，都是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两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当然也有把50年代开始作为比较起点，或以中国的70年代末和印度的90年代初分别作为各自起点的）根据这一起点，很多学者指出，两国在经济改革之初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赵建军在《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一文中就指出，两国的经济改革背景有如下相似之处：1、改革前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印度则是在公私混合经济基础上，建立经济计划组织机构，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2、改革前两国都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3、改革前两国都严格限制私营经济，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其中中国是完全取消了私营经济，印度则是严格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4、改革前两国都坚持自力更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两者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如华民在《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一文中就指出，两国的初始条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初始条件是：有数量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并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样的初始条件使当时中国的经济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劳动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第二、内需因为过剩劳动和农村居民数量庞大而严重不足；第三，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的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印度的初始条件则是：有比中国更好的企业制度和比中国更好的金融体系，但是劳动力的素质不高，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并且因为过早地推行西方式民主而导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
对于两国经济改革后的发展模式，一般认为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差异。相似的地方主要体现在：（1）都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就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就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中国就完全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印度则自1991年经济改革开始就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2）都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对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就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印度则自改革开始就取消了对私营经济的很多限制，鼓励私营经济参与很多原来由国营垄断的行业。（3）都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在1978年后完全改变了以往对外资的态度，彻底地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印度也从1991年开始积极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对于两者的差异，一般学者都认为，两国明显的不同在于主要驱动产业的不同，中国是由制造业带动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印度则是以软件业为龙头、服务业驱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有很多学者更详细的分析两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如权衡的《“世界加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中印经济增长模式比较》一文中就详细的阐述了中印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六大差异：
第一，印度式经济增长中政府直接推动的因素比较少，更多的是“自然而然”的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长中则有显著的“政府推动”的特点；
第二、印度式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企业家精神的充满活力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私营企业成长为主导的增长，而中国经济长时期以来主要依靠国有经济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缺乏活力和竞争力；
第三、印度式增长是一种内资经济和内需拉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式经济增长是以投资驱动和外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容易造成投资过热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第四、印度式增长是一种以产出效率较高的集约式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质量比较高，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高投入和低效率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方式急需转变；
第五，印度式增长是一种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环境和证券市场、法制环境等支持的增长，特别是比较发达的金融体制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中国的金融环境效率则极为低下；
第六、印度式增长是一种以IT行业（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增长为引导并产生较大的世界影响，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增长，相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急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然这样的一种分析明显有抬高印度贬低中国之嫌，有一定的学者对这样一种分析持有明显的相反的意见，例如华民在《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就认为：是由于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较差的劳动力素质以及较好的精英教育再加上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语言遗产使印度无法采取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及大力吸引外资的道路，而只好采取大力发展软件业的道路。并且华民教授认为，不能因为印度主要从事软件业就认为印度在国际生产分工的产业链中就高于中国，也不能因为印度“软实力”上的相对优势就认为印度的经济潜力就一定强于中国。实际上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中国和印度都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中国处于国际制造业的底端，印度处于国际软件业的底端。另外，中国的制造业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溢出效应，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相反，印度的软件业由于产业链相当短，并且其产业的溢出效应也比较小，因此，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由此导致了“软件新贵”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而陈继东和陈家泽的《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之比较》则主要从制度创新的层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认为中印两国在发展模式上有如下差异：第一、土地制度的不同决定的农村生产关系差异。
印度虽然废除了柴明达尔制，但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以租佃形式附着在土地上，中国则由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制度创新，使我国农业逐渐产生出了大量的“产出剩余”，进而使数量庞大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得以游离出土地的依附，这是中国在全球独创的“乡镇企业”这一“低成本工业化”得以发轫、发展并在中国大获成功的原因。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的路径创新差异。印度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延续的时间长于中国，在改革之初由于国际债务和财政赤字已经达到极限，所以首要考虑的是解决债务和稳定经济局面的问题，故而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中国由于建立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从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离土不离乡”的转化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第三、基于不同体制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差异。中国从改革之初就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和出口导向战略也非常清楚，在体制改革层面出现了很多创新。事实上并没有受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印度在体制创新的力度上则远不如中国。其在工业上的“国有、国营情节”似乎远远超出比他更正宗的、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十年历练出来的中国。尽管90年代初拉奥政府开始了较大力度的工业领域的改革，但是，以价格形成机制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力度远远不及中国。这些创新力度的差异，正是中印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国之所以走在印度前面关键在两个字：创新。
对于两国经济发展中各自优势的比较也是比较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一般学者都认为，两者各有优势。如郑利的《中印经济优势分析》一文中就详细的分析了两国经济的优势。他认为，和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优势主要表现在：（1）中国经济决策的效率相对更高，在宏观上的竞争力明显比印度要强，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保障；（2）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更高，融入世界的程度更大，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3）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好于印度，更有利于长远发展。而和中国相比，印度也有自身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1）印度的法律法规比中国更加完备。（2）印度的私营企业竞争力更强，资本与金融市场更加成熟，使印度经济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3）印度的科技竞争力更强大，人才优势比较明显。
近几年来，由于对印度经济研究的重视，对于两国经济中某一方面的比较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比较多的有对于两国利用外资、外贸、农业、工业等等的比较。如唐以今的《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一文中就对中印两国利用外资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比较，认为，两国在利用外资有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FDI的流入量远远多于印度。2003年印度FDI的流入量只有中国的8%，截止到2003年，印度所吸引到的FDI存量也只有中国的6%。第二、FDI流入的产业结构不同。在中国FDI更多的流向硬件制造部门，而在印度，FDI更多流向软件部门，流向离岸服务业。至于两国利用外资量及结构差距较大的原因，文中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两国的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上好于印度。其二、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侧重点不同，中国积极推行开放型战略，对FDI提供比本国企业更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FDI的特殊待遇更加明显。而印度长期奉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对出口导向型FDI提供特殊的鼓励措施。其三、中国的海外华人网比印度的海外印人网更广泛。中国海外华人众多，而且很多与国内企业有家族关系，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投资于中国大陆，而印度的海外侨胞远远少于中国，而且多数为职业性集团，也很少与国内有家族关系网，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投资于印度，这也是印度FDI流量少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