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上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的，中国可以在以后的时期更多地改善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更好地完善金融体系，印度也可以努力改变其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更多地投资基础设施。而且，这一切事实上也正在发生变化。不过，从两国的国情以及两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中国劣势的改变比印度更为容易。因为印度基础设施的改变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印度政府动员财力的能力较弱的特点使其很难在短期内筹措到如此巨大的资金。而印度人力资本受制于其基础教育的落后，这种落后实际上与印度民间、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这一观念不能改变，印度低种姓人群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提高。而这种种姓观念的改变实际上需要的是印度教本身的改革，但在受传统印度教影响极深的印度民间，这种改革实际上非常困难。印度政府实际上从独立开始就在努力，但至今收效甚微。而这一问题如果不改变，印度工业化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整个印度实现现代化将是一个遥远的梦。而中国的劣势从根本上讲都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曾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但是中国政府的高效率以及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确立的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精神足以改变这一切。事实上，中国对于私营经济的政策一直处于不断的放松之中，对于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也日益增强，这一切的努力最终将不断增强中国私营企业的竞争力，事实上，中国私营经济的整体实力也早已超过印度，印度在私营经济上的优势也只是一种相对优势，只是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强于中国，而其国际竞争力优势实际上也在日益缩小。另外，中国政府近年来在金融体系上的改革力度也非常之大，以往银行信贷对于私营企业的歧视也在逐步消除，再加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司法体制的健全必将逐步实现，司法最终将能真正维护公正良好的市场秩序。所以，从当前两国发展的情势来看，中国劣势的改变可能性远远高于印度，故而，如果不发生影响特别大的意外事件，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潜力应该高于印度。
8.4中印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印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继东亚“四小龙”之后再次成功起飞、实现高速增长的两个大国，通过对这两个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进行全面的比较，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为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通过这一比较，也为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在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中，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是至关重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计划性较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市场化转型。但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衰退之后才重新进入经济增长的轨道，而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衰退现象，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印两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都维持了政治局面的稳定。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的同时都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结果都造成了国家较长时期政治局面的动荡，政治局面的不稳定必然大大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同时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也是必须的，但是改革的同时必须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
其次，经济转型关键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建立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将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很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和独联体诸国在经济市场化转型中，都把重点放在私有化，有的国家甚至把经济转型等同于私有化，这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其实也正是这些国家初期出现社会动荡、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印两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也采取了一定私有化措施，但并没有把私有化当作经济转型的关键，更没有把经济转型等同于私有化。两国都把经济转型的重心放在建立一个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上，中国从开始的增量改革，创造原有体制之外的经济主体到后来一步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着眼点始终是在建立一个这样的市场秩序上。印度从拉奥政府的全面经济改革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对私营经济管制的放松上，明显是为了建立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秩序。两国对于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但两国改革的主要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私有化，而是把重点放在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上。这实际上正是中印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实，私有化绝非拯救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灵丹妙药，也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选择，更不是唯一选择，如何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才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在这方面，中国比印度做的更为成功，这实际上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明显优于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国家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依靠国家长期持续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使其在某一领域获得国际竞争力，并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想在短期内迅速全面赶超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但并不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任何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实际上，如果采取战略性的产业政策，持续地支持一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完全可能在整体经济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获得竞争优势，而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极有可能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中印两国经济的起飞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起飞之初整个经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拥有大量具备一定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基本消费品制造业，最终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并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而印度则充分利用自身高等教育发达，具有大量优质的精英人才，且官方语言为英语的特点，大力发展软件业，最终使印度在整个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成为了世界软件技术大国。其实，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具备某一领域的潜在比较优势，如果政府能够长期持续的支持，这些潜在的比较优势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这种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基础设施和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全面起飞的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之初，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短期内都可以从外部引进，产品的市场短期内也可以依靠外需解决，但是基础设施和劳动者的素质绝对不可能依靠外部解决，而这两个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基础设施的改善，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全面起飞。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改善，一直注重国民的基础教育，所以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同时又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推力，故而，中国经济最终能够全面起飞。而印度政府由于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又由于文化的原因使普通国民的素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升，整个经济的发展明显缺乏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和来自底层的推力，虽然利用战略性产业政策使部分产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其经济地位的国际竞争力，但并没有由此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曼·辛格政府重新重视基本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如果长期不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有所建树，印度想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工厂”就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中国软件业则在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后几年的时间内就在产量上赶超了印度，在国际竞争力上超越印度也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所以，基础设施和普通劳动者素质是任何国家经济全面起飞的基础，忽略了这两个方面的国家经济发展最终会受到极大的制约。
最后，对外开放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贸和外资可以弥补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初期很多方面的不足，但也不能形成对外贸和外资的过度依赖。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初期可能面临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缺口，这些缺口会对发展中国家初期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制约，而对外开放对于弥补这些缺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原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印两国可以说再次提供成功的范例。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将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制约，中国的制造业也将因国内市场的严重不足而使发展规模受到极大限制，同样，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印度软件业更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不过，对外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弥补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等诸多缺口的同时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这种依赖一旦过度，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就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印两国的金融系统实际上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仍然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这就不能不让中印两国本身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刻的反思。其实，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国内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也就是说，对外开放的同时也绝不能造成对外贸和外资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