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研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并进一步延伸到政府改革和法治政府的问题，由此而进入到了宪政研究的政治领域。如钱颖一把建成基于法制的市场和高效廉洁政府看作是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标志。李稻葵指出“经济转型和经济改革的本质是政府的改革”。唐任伍、王宏新从把现代经济分为“革命经济”、“改革经济”和“宪政经济”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的关系，提出了以“宪政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制度选择的观点。
其三是关于所有制和收入分配体制的研究。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制度创新相关的一条主线，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虽然公有制仍然被确定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这一问题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性难题，这个难题在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期必须解决。所以，这一段时期，关于所有制的研究仍然是一热点。如李连仲进一步阐述了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主张。卫兴华则从转型深化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指出要警惕公有制主体流于空谈。但是另有一部分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如张军扩提出把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看作是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决定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事情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另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一段时期，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很多学者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范恒山的观点，他认为，到了现阶段，关于收入分配制度应该从以“破”为主转变为“破”、“立”并重和寓“破”于“立”，从主要进行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其四是关于社会制度创新的研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很多学者纷纷提出中国今后的重点应该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如胡鞍钢提出了第二次转型的观点，主张今后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蔡继明也认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转型从体制改革阶段到了制度创新的阶段。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成型，也出现了大量的综合性全面系统描述中国近几十年来改革历程的著作，这方面应该以吴敬琏200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代表。吴敬琏在这部著作中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58年，从1958年到1978年是行政性分权改革，主要内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这种放权让利实际上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矛盾的，因为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全国经济命令高度统一，做到令行禁止，而行政性分权实际上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最终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的混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也使市场关系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缝隙中成长起来，为中国后来民营经济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1978年到1993年是增量改革阶段，这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放在非国有经济方面，也就是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采取的措施有鼓励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对外开放，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建立试验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实行“双轨制”等等。这种增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吴敬琏认为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后果，这种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通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扩大等等。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于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到了整体推进阶段。这一时期在财税制度、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经济最终全面与世界接轨，同时也使国有企业最终走出了困境，确立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的经济结构。但是，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严重，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急需解决。正因为如此，吴敬琏最终才提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1.2.2关于印度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
关于印度经济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前其实并不多，但在近几年，则逐渐成为热点。现在国际国内对印度的经济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印度经济的综合性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殷永林的《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文富德的《印度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与《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等。当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是1994年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翻译出版的《印度经济》。这部著作既全面地分析了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的发展历程，又分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等部门详细地阐述了印度各部门经济的发展概况。不过这部著作原稿完稿时间是1992年，当时的印度全面的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作者虽然也对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进行了介绍，并且谈了自己对这次全面改革的看法，但是，毕竟改革刚刚启动，不可能看到什么后果，所以对于印度经济转型的研究来说，当时的观点参考价值不是很大。另一相对比较综合研究印度经济的外文著作是印度著名学者，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德雷兹（Jean Dreze）合著的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这一著作除了总结印度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外，还具体的研究了基础教育、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妇女的地位问题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是对于印度经济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中文著作主要有：赵明歧的《印度之路——印度工业化道路探析》，这部著作从印度工业化战略的形成与变迁、印度工业化体制的类型与特征、印度工业化的历程及其绩效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印度的工业化道路。认为印度独立后的工业化道路是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中心，通过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采用混合经济体制的计划手段，来谋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建立较为完善的自主型工业体系，进而实现工业化和解决社会公正，真正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现代化大国。文富德、陈继东编著的《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则主要研究了印度的对外经济关系状况，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探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个诸边协定，如《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其中指出，印度充分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加速了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同时充分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殊待遇，如过渡期、例外条款等，增强了国民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印度经济发展中一直立足于扩大内需，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国际市场，从而熨平了国际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的影响，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经验，但是由于印度的法律对于工人保护过度，在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后，印度公营企业的竞争力劣势也表露无疑，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陈继东主编的另一著作《当代印度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其他专门研究印度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的著作还有黄思骏的《印度土地制度研究》、林良光主编的《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刘小雪著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优势：以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为例》，等等。在外文著作中，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Rohmetra，Neelu著的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ommercia banks in India，Chand，Gyan著的The financial system of India，Rao，T.Divakara著的Tax burden in Indian economy等对印度的金融制度、财税制度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三是关于上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经济研究，这是印度经济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都非常多，主要有：孙培均、张敏秋、于海莲著的《印度：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张淑兰编著的《印度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研究》、杨冬云著的《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分析》等等。这方面的论文更是数不清数。如刘小雪的《印度经济转型、产业政策变迁及对软件产业发展的影响》，马常娥的《印度经济的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迪》；斯蒂芬·雷斯尼克、何立芳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孔令岩的《印度经济崛起动因分析的启示》等等。
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大量研究拉奥政府经济改革方面的著作，著名的有：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合著的《印度经济改革》、Vijay Joshi和L·M·D·Little合著的India’s Economic Reforms 1991——2001、Ruddar Datt著的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A Critque，Krueger，Anne O.著的Economic policy reforms and the Indian economy ，Bhagwati，Jagdish N.，Calomiris，Charles，W.著的Sustaining India‘s growth miracle.等。相关的论文也不少，如、Montek S.Ahluwalia的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 Since 1991，Has Gradualism Worked；Gaurav Datt and Martin Ravallion的Is India’s Economic Growth Leaving the Poor Behind；Tirthankar Roy的Economic History and Modern India：Redefining the Link，Nick Hordern的India reform reduces poverty but growth uneven，Vikram Khann的India needs to spread benefits of its reform；This requires managing flow of peopl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等。
在这些研究中，普遍都把1991年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当做印度经济转型的起点，如孙培均、张敏秋、于海莲著的《印度：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指出，拉奥政府1991年7月初开始的改革措施“大多否定了已推行了几十年之久的半管制型经济体制和方针政策，把印度推向市场导向和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张淑兰编著的《印度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研究》也认为上世纪80年代英·甘地政府的改革是“偷偷摸摸”的改革，而到了90年代，“拉奥政府利用国内经济危机的混乱时机，勇敢地迈出了印度经济改革实质性的、决定性的一步，实行了大张旗鼓的‘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开始了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换。拉奥改革成了印度现代经济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但也有少数学者用更广泛的转型概念，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印度的经济转型。如马常娥的《印度经济的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迪》就提出，印度从独立以来一直在进行经济转型，印度的经济转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独立后至1965年为止，其基本特征是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主发展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至1989年，其基本特征是部分实施GATT的缔约要求，谋求在有条件的对外开放中实施较快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基本特征是逐步取消贸易保护，全面实施对外开放，力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当然，即便是马常娥的这种观点，其实仍然是把1991年开始的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当作一个新时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