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中印经济改革以来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战略比较
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既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内容，又对经济结构的转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印在经济转型开始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6.1.1两国都由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重视自身的比较优势，但印度的对外开放度明显不如中国。
改革以前，中印两国都受到了“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都采取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总的来说属于赶超型战略，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进口一定的机器设备，发展自身的工业，最终替代进口工业品，这是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过的对外经济战略，但这一战略真正取得成功的是战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很少有通过这一战略取得成功的。
在实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也就是实行经济转型之时，中印两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上，就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印度在1991年拉奥政府开启经济转型之后，也明确提出要“努力把印度从一个管制约束的内向型的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需要的外向型经济。”
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总的来说属于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的关键是确定自身的比较优势产品，以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在这方面，中印可以说都确定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明显具有劳动力廉价且丰富这一优势，所以确定了通过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加工贸易，最终使中国制造遍布整个世界。而印度由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比中国晚了10多年，尽管也有大量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但一方面中国已经占领了基本消费品制造业这一市场，另一方面也由于前文所讲的诸如劳工法、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素质等原因使印度在基本消费品制造业上无法和中国竞争，所以印度只好寻找另外的比较优势。由于印度有较发达的高等教育以及印度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一优势，再加上从80年代拉吉夫·甘地政府开始就重视发展信息产业，所以印度确立了软件业这一比较优势，最终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出口大国。尽管中印两国各自确定的比较优势不同，但总体而言都符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印两国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当然，尽管两国都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明显高于印度。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在规模上都明显高于印度，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明显高于印度。另外，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若干经济特区，确定了大量沿海开放城市，而印度直到新世纪才建立经济特区。
6.1.2两国都强调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但中国明显偏向对外开放，而印度更注重对国内民族产业的保护。
中印对外开放本身都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且都一再强调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在确立对外开放的时候就提出，“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印度政府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也是因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实现自力更生、减少对外援的过度依赖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民族企业的关系上，两国则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总的来说，中国更注重对外开放，强调通过国际市场竞争的途径来促进民族企业的发展，而印度则更偏重于民族企业自身的发展，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适当地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
中国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尽快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较少采用非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在关税上调整幅度非常之大，在1985年以前，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为为52.9%，1985年下调为38%，后来又分别在1992、1993、1996、1997年连续调整，1997年调整后下降到17%，在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更是几乎每年都调整税率，现在中国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另外，中国也较少采用反倾销手段来保护国内产业。而对于外商对华投资，则采取了超国民待遇，其平均税率只有15%左右，远低于国内企业的33%，并且还有很多税收减免的政策。相对于中国，印度则在对外开放的同时采用了大量的措施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如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大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国内优势产业的发展。在关税等问题上，印度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却大量使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例外规定，减缓对外开放的速度。而且，印度还一再使用反倾销等手段，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此外，印度对于外资企业也只是给予国民待遇，并予以适当地限制，直到新世纪开始设立经济特区后，才对特区内企业实行了若干优惠措施。
6.1.3中国更强调对外开放的层次性，在经济特区等试点地区的对外开放比印度取得了更大的效果。
在经济转型时，中国实行了大量的双轨制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也一样。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时，一方面是由于对国际竞争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持整个中国经济的平稳，并没有采取全面开放的政策，而是采取了部分地区先行的有差别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首先是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实行和其他地区不同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并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到特区投资。这些特殊政策包括：国家对特区各类企业的自用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对于国外进口的商品，实行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特区自产的商品在区内销售，也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等等。然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先后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在这些沿海开放城市实行和经济特区类似的某些优惠政策。1988年又兴办了海南经济特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又开放了边境地区、由重庆到上海的沿长江地区、沿欧亚大陆桥地区以及大部分的内地省会城市。这些地区在开放时间上有先后，政策上也有区别，总的来说，经济特区优惠政策最多，沿海开放城市次之，其他开放地区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开放具有层次性。这样一来，最终使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局面。这些经济开放地区特别是早期设立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仅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据统计，最早确立的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工业产值只有55亿元，到1990年就达到495亿元，5年增长了8倍多，平均每年增长50%左右。14个沿海城市在“七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已投产的“三资”企业2000多家。沿海的12个省、区、市1990年的外贸出口额近400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3。这些地区的高速发展为全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90年代后整个中国全面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是中国能够在经济转型期取得如此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印度尽管是最早认识到特殊的经济开放地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出口的作用的亚洲国家之一，并于1965年就设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坎德拉（Kandia）出口加工区。后来又先后设立了桑特克鲁兹（Santacruz）电子出口加工区、法尔他（Falta）出口加工区、马德拉斯（Madras）出口加工区、科钦（Cochin）出口加工区、诺依达（Noida）出口加工区和维萨喀克哈帕纳姆（Visakhapatnam）出口加工区等，在这些地区也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应该说这些地区对于减少印度的商品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缓和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以及促进印度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整个印度经济的内向型，所以并没有对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起到太大的作用。在1991年拉奥政府全面的经济改革并实行融入全球化的战略的时候，印度却并没有如中国一样设立新的特殊的经济开放区，也没有将原来的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经济特区，所以整个印度的开放并不像中国一样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直到2000年，受到中国经济特区的启发，才正式决定设立经济特区。印度首先是将坎德拉、桑特克鲁兹、科钦等出口加工区改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建立了很多新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经济特区也实行了一些类似中国早期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如对于特区内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比例可达到100%，投资总额不封顶；第一个五年内免除企业出口产品利润的全部所得税，第二个五年免除50%；免除中央政府的销售税；用专门窗口办理中央和各邦的各类许可证；国外产品进入特区也免征关税等等。实行这些优惠政策以后，印度的经济特区也有过类似中国经济特区早期的表现，如2002-2003年度印度经济特区出口额超过1000亿卢比约合22.75亿美元；2003-2004年度，以美元来计算的特区经济增长率达到46%，经济特区出口总额达30.38亿美元，2004-2005年度，印度经济特区出口达40亿美元，占印度总出口的5%。另外，经济特区内外资引进额度倍增。2004-2005年度，印度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达到了50亿卢比（约1.16亿美元），另据印度商工部估计2005——2008年，经济特区将吸引2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与跨国公司纷纷落户印度的这些经济特区。但是印度的经济特区和中国深圳等经济特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首先是印度经济特区本身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特区早期的发展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其次是印度的经济特区虽然多，现在已达200多个，但面积太小，一般都只有几平方公里，而中国当时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特区就达300多平方公里。过于零散的经济特区不可能有太大的经济实力来带动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再次，印度并没有如中国一样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边、沿江、沿路经济开放区——内地开放城市那样的层次结构，所以想像中国那样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形势很难。另外，印度国内苛刻的劳工法对于外资企业在印度经济特区的投资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为根据印度劳工法，需雇佣超过100名员工的公司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后才能雇佣员工；如果公司雇佣员工的时间过3个月，就必须与他们签订合同，即提供永久雇佣待遇。雇工在100人以上的公司如解雇工人，也需得到所在邦政府的批准，而由于印度工会实力强大，实际上邦政府也不敢随意批准解雇工人。劳工法对于经济特区一样对待。这使得外商对印度经济特区的投资比较谨慎。此外，印度国内对于经济特区的反对声音也比较大，如前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就反对因兴建经济特区而导致的大量耕地被政府低价收购，2007年3月印度还出现了因反对建经济特区而发生的流血冲突。所以，印度经济特区现在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很难取得像中国经济特区当年那样的奇迹。
6.2中印对外贸易比较
6.2.1中印外贸体制改革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对外贸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
（1）下放外贸权。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首先改革了原来那种只能由12家国家级外贸公司经营外贸的统制外贸政策，向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下放了大量的外贸经营自主权。包括让地方政府拥有外贸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权、对设立外贸企业的审批权等等。同时规定，除了少数大宗的、有关国计民生和战略意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出口商品必须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总公司经营外，其余商品可由地方各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后来又先后授予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生产企业的自营外贸权。另外，为了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还实行了一些特定的有利于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如对用于加工贸易活动的进口品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同时除少数敏感品外，取消加工贸易进口的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