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进行了一场力度空前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导致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时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故而，对于中印两国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模式以及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点，当龚松柏将中印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比较确立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今天，当这一博士论文正式出版的时候，我更觉得当初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他不仅选择了一个极具价值的选题，而且选择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研究视角。
与一般研究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不同，作者没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印两国的具体经济制度或具体经济部门的比较上，而是将其重点放在两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的三个基本过程上，这样的研究视角抓住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重要的特点，同时也把传统的静态分析变成了动态分析，对于持久地观测两国经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本书中，龚松柏基于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提出中印两国这一发展时期都属于经济起飞阶段，而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在经济上都经历了三个基本的过程，这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变。然后综合运用经济转型理论、二元经济转化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学等多种理论工具，对中印两国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比较。
除此而外，龚松柏这一著作的创新还表现在，首先，这一著作第一次以转型的视角研究了印度的经济改革问题。以往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般限制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从来没有学者将印度列入经济转型的范畴。但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误以为苏东剧变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只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事实上在二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或半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80年代之后都普遍向市场经济转型，印度以往就是典型的半计划经济国家，故而，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不应该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所以本著的研究从某种意义弥补了以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缺失。
其次，这一著作始终着眼于动态的分析。与以往比较国别经济习惯于截取断面的静态分析不同，本著的研究始终着眼于变化过程，从未将比较限制在某一个阶段上。如在经济转型的比较中，是在考察了中国的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过程与印度对私营部门逐步放开和公营企业逐步市场化过程之后再进行比较，而不是就某个阶段的政策进行比较。又如，在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研究中，作者不仅考察了以往两国在产业结构升级道路的差异，而且还专门辟出章节，分析比较了两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最新趋势，特别是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新农村建设与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方式对于热衷中印经济比较的人具有持久的指导价值。
最后，由于本书的研究着眼于三个过程，又始终进行动态的分析，因而也就得出许多与静态分析完全不同的新观点。例如，通过对转型过程的研究，作者得出，中国比印度更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公有制企业改革上更成功；而通过对产业结构转化升级过程的比较，作者得出，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更符合以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而印度则更具自身的特色。但印度这种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事实上偏离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这种偏离只会阻碍印度的进一步发展；印度要想真正完成工业化，最终还是只能回到一般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上来。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作者也提出了中印外贸结构各有千秋，并不能因为中国主要为加工贸易、印度主要为一般商品贸易就简单认为印度优于中国等观点。
总的而言，作者在这一研究中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也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结论。但毋庸讳言，本书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其中最主要是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两国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虽然书中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深度明显不够。当然，这与著作的主体成文于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有重要的关系。但是，作为前沿性的研究，应该时刻关注最新的时势变化，这样才能使这种研究更具价值。当然，可喜的是，作者已经准备弥补这一缺憾，已经着手研究“后危机时代的中印关系”这一课题，我衷心的希望，这一新的课题研究能早日顺利完成。
姜凌
2011年3月5日于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