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论道中国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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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论坛:中国科技:战略导向与体制改革(1)

论坛时间与地点:2010年12月19日 北京金帝雅宾馆

论坛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

论坛特邀嘉宾

丁辉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王小兰 时代集团公司总裁

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

翟立新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侯万军 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

胥和平 科技部调研室主任

王奋宇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周大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综合处副处长

何传启 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赵志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杨仁全 北京市科委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

张翼 成都市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经济所室主任

何树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五局副主任

李晓西: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金帝雅论坛现在已经是第五次了。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科技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子题目:一是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究竟怎样改,请大家发表意见;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与对策;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政策。这些题目供大家参考。来的人对科技领域都非常熟悉,现在请大家自由发言。

丁辉:市科研院是一个拥有30多个所,5000多人的大型科研机构,规模上在全国地方院中名列前茅,今年的年收入有40亿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谈一下科技体制改革和碰到的问题。

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主体单位的定位问题。我相信事业单位改革肯定是非常剧烈的,因此我呼吁科研事业单位不要纳入到现在意义上的事业机构,应定位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机构或组织。绝大部分科研单位都必须将研究开发水平体现在应用价值上,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传统的事业单位定位了。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至少要实现“某种程度的去行政化”。可以试一试,一个单位的院长是任命的,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全部取消级别,甚至院长也取消级别,实行聘任。现在研究所的所长有行政级别,在实施股权激励参股入股等方面被束缚。

在科研经费方面,现在对于科研经费使用结构上的比例要求不尽合理,我希望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能够使科研机构拥有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权,同时关注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就像我们院对收入的整体规划就是1/3政府投入,1/3竞争项目收入,1/3技术转移、技术服务收入。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在北京的中央科技资源很多,但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有中介机构或者经纪公司去转化他们的成果,地方科研机构也应做他们技术转移的桥梁和踏板。此外,想要将科技成果转化,有时应直接与成果拥有的专家合作,中关村股权激励的政策就是好方法。

诸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的事情,应当走向低端。所谓低端不是技术低端,实际上是末端,是被社会和市场使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一定说得那么遥远,我认为就在眼前。

另外,我认为目前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从政策等方面对企业加大支持。

王小兰: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中关村的企业,1984年成立,中关村1984年成立的企业到现在还剩下23家,我们是其中之一。另外,我也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和中关村协会的联席会议主席,对中关村的情况比较了解。协会已出了三本蓝皮书,承担了各种理论课题至少四五十个,这方面有一些基本素材积累。时间关系,只谈观点,不作分析了。

第一个题叫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取向。

第一,我认为改革30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破了点题,但取向不统一,或者认识不统一。所谓破了点题就是释放了生产力,这一点初步做到了。但是下一步改革的取向往哪走,我认为是不统一的。一个方向是按照丁院长说的,让大院大所的生产力继续释放,继续发展,这是一个方向。但是从国家大的体制来讲是否让这些人当亿万富翁就算改革成功了吗?肯定不是,讨论国家科技体制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的体系,这个还没有破题。什么样的企业能当主体?什么叫主体等等。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话题,科技是干什么的,科技要不要为经济服务?不是说谁是主体,谁就重要。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改革取向不一致。问题在于缺少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就是应该研究我们的基础研究应该是如何组织?我们的应用研究应当如何组织?没有顶层设计,各路大军吵来吵去,没有结论。基础研究怎么办我不知道,而应用研究我认为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的体系,这是必然的趋势或者方向。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共识的话,经济和科技永远是两张皮。

30年前中关村的企业干的事是把大院大所束之高阁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30年后我们还干这个活,而且连这种活都不见得容易干了,人家不但束之高阁了,还不给你了,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没有转化的动力。

现在的产学研问题,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多,想就这个问题简单谈一谈。第一,产学研三者之间签约往往是形式,联合申报项目也是形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我认为没有建立人才流动的制度通道。现在技术可以流动了,资金可以流动了,但人还难以流动。我们知道技术、资金、人是创新的三个要素,作为企业来讲,有些成果是要连泥带土转移的。这种连泥带土的转移,我们没有一种制度通道去解决人能去也能回的问题。人的流动制度通道不解决,很多大学教授到我们这里干了三年回不到学校,没有学校待遇了,到我们这里来干嘛?就为了挣这一点钱吗?没有必要。所以总的来讲,现在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一个是评价机制问题,一个是制度通道的问题。制度通道不解决,光有资金流、项目的流动,没有人的流动,产学研的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当然还有中介机构的完善问题。

技术转移体系是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体系建设相关联的姊妹话题,实际上也没有破题。技术转移的体系,我认为不是没有那么多人干技术转移,最主要的问题是技术转移的动力机制。

第三个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与政策,我认为有一个误区,就是战略和新兴是两回事。战略的肯定是新兴的,新兴的不一定是战略的。说得简单一点,战略的可以用举国体制,用两弹一星体制做,但是“新兴”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规律。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是有一系列培育试错的过程,有技术的试错、有市场的试错、有商业模式的试错。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最成功的产业是我们的互联网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把战略和新兴结合了,由央企做“主干”,由民企做“网站”,先后死了一大批,最后成就了搜狐、新浪、百度等等,这些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成果。我认为这是成功的典型。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战略和新兴混为一谈,出招的时候也混为一谈,用专家机制来评价新兴产业,我认为极其错误。专家怎么能预知新兴产业是怎样发展呢?好在还有美国的纳斯达克。

冯飞:刚看美国十次提到中国,提中国的什么呢?一高铁,二新能源,三新能源汽车,还有中国的电信创新,这些令世界瞩目,值得思考。

高铁目前在建已经通车、时速为250公里以上的铁路为7500公里,两条特高压,这个市场只有它独占,而且这个市场吸引力是巨大的。中国有句话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觉得在这两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它是怎样把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这种独占的市场和创新的结合,发挥了战略买家的作用。我们做了很多支持,有一些基础,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发挥的把超大规模市场战略买家的优势和国外的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促使它转让技术。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争论,包括外方的一些争论。战略买家是“一家买”,买高铁的技术、机车产品等一系列产品,而且买四家全球最大的高铁的机车车辆的供应公司,然后提条件技术转让。因为当时的高铁可能全球就中国用,包括特高压,买家也一家,要求对方转让技术,所以在很多变压器等项目上全球领先。通讯设备制造这个行业值得骄傲的是中兴和华为,新能源汽车当中全球瞩目的是比亚迪。这些瞩目性的技术也不是说单靠政府的体制内的支持来发展起来的,我们就要反思中国的科技体制在哪出问题?在产业化方面怎么走,我认为需要好好总结这样一些成功的案例,分析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现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我总结战略新兴产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创新驱动型,换句话说,是技术的不成熟。刚才说是试错的过程,这很重要。第二,供给创造需求;第三,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第四,需要产业组织形式创新。产业组织究竟是什么政策,现在有些部门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依托既有企业发展,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思维。依托既有企业,战略新兴产业能否成为产业?我认为战略性和新兴产业是个交集。一方面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从产业的角度讲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二取决于新兴企业能否成长起来,不是既有企业;第三个特点,面临大量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如果分析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没有一个产业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体制性障碍。比如三网融合的问题,新能源的接入问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生物医药的药评审批和医保目录的问题,支线飞机和干线飞机的空域管理问题等等,所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中我们强调三个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这三个创新一定要结合起来考虑,要有系统性的创新的思路才能使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起来。沿用过去老一套办法,我认为战略新兴产业没有出路。包括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科技管理这样一些体制,基本上适应的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现在来看,有些进展,但总体上还不行。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创新导向性的,也就是说要跳出原有的发展方式才行。我认为是这样一种思路,还不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小打小闹。否则的话,在全球竞争当中,中国有可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历史类似教训非常多,当年搞集成电路的时候时间也不晚,但最后落后了。

在发展当中,刚才有同志谈到面向个人的科研成果的收购,这个政策我认为是非常重要,这是美国80年代的时候搞的政策,就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形成科技成果私有化,这是美国80年代当时叫“拜顿法案”,日本搞RTO,类似于美国80年代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战略买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当中。那么,在竞争性行业当中怎样组织供给、把需求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需要考虑创新联盟的问题。创新联盟是全球最成功的,是美国在80年代搞的集成电路的创新联盟,夺回了霸主地位。创新联盟现在关注的是它的组织形式,美国80年代的创新联盟是以公司形式组成,解决的问题不是竞争性产品,是产业共性技术。当时要解决的就是集成电路的装备,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装备、技术的研发。所以,联盟就非常重要,强调开放。

翟立新: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最近社会上的讨论很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几位谈得都非常好,很有启发。我从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层面。刚才有专家谈的具体的创新主体或者事业单位,主要是微观层面的管理。这个层面也有不少问题,包括事业单位行政化的问题、科研经费自主权的问题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按照科学规律、科研单位的特点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