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我们在为这些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传播依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理解仍不到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知。而本文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相关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 基本特征 价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回想当年，面对改革所遭受的阻力，邓小平曾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即对改革中的许多新举措，不去讨论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为我们摆脱无谓的理论纠缠，快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了极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咀嚼邓公的论述，倍感其“不争”的睿智。因为即使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等问题上，理论工作者们仍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从词源上来说，“社会主义”一词是从古拉丁文“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有“交际的”、“社交的”等含义。1832年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国的《地球报》上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用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其后该概念在西欧广泛流行。使用者主要用来表达为了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思想。19世纪中期，当时的许多改良主义者，把搞点社会化措施，解决些社会问题、社会弊端的主张和行为都叫做社会主义。它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才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19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其它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1）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及在历史的运用，直至今日，人们仍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外，北欧诸国也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甚至美国，由于某些社会举措，最近也被人称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面临的二难在于：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科书的解释，将其它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探索排除在外，那么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似乎就主要要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证明，有点孤悬一线的味道。而一旦从本始意义来理解，则将对我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也许就要重新加以论证。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一些论述和报告中发现矛盾：论者坚持对社会主义经典的解释，而在宣扬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或优越性时，有时又把西方的一些改革举措和改革思潮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如一本很有影响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写道：“受世界局势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女权社会主义运动都获得发展；各种新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现，流派纷呈，它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揭露与尖锐批判的同时，也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种种设想。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力量波及全球，遍布世界五大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实践也更加丰富多彩。”[1]
二、计划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这是跟上述问题不可分的另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二难，根子出在对其基本特征的把握上。计划经济就是其中颇费思量的问题之一。
随便找本老一点的辞典或教科书，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是：（1）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2）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3）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在国家统一的计划指导下按比例地发展。（4）……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5）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计划经济曾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计划经济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它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中建立的。早期的莫尔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将他们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私有制。到了十八世纪，市场经济的弊端开始被人认识。法国的摩莱里在其被称作“共产主义法典”的《自然法典》中，规定了未来的社会应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统一安排生产、分配劳动和劳动产品，初步涉及到了经济的计划性问题。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则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他说：“竞争导致到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还要冒找不到顾客的危险。”[3]初步看到了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同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巴贝夫还认为：“竞争只会使占有大量资本的人越来越富，由于不断斗争的结果，就导致操纵在财力雄厚者手中的垄断和廉价商品的消失。”[4]怎样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和垄断呢？巴贝夫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无政府状态将被计划经济所代替，那时，“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5] “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社会将规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多少公民来工作，多少青年应专门致力于某项生产事业，按照现在的需要并根据可能的人口增长，将来的需要是很容易预先算出来的，一切都会安排和分配得妥妥帖帖。”[6].
在巴贝夫的直接影响下，十九世纪法国两大科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都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批判。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把市场经济中的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在后来所写的一些著作中，他把这种无政府状态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经济自由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有统一地组织生产和实行合理的计划，才能消除经济自由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圣西门还进一步设计了如何实施计划经济，他把计划的职责列在最高行政权之内，由科学院负责编制计划，然后送实业家委员会审查，最后交银行家执行。比圣西门稍后的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作了更尖锐、更深刻的批判。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抵触，每个人都处在同集体 不断战斗的状态之中。医生希望人人生病，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掉半座城市，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在傅立叶看来，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的分散性，这种分散的生产必然会导致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并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危机。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时，傅立叶就指出这种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7]并把它形象地叫做“多血症的危机”，或叫做“由物资过多的压力所造成的危机”。[8]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露资本主义商业的罪恶。他列举的商业罪恶多达三十六种，其中有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证券投机、哄抬物价、买空卖空、掺杂使假等。恩格斯对傅立叶针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所作的这些批判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马克思之前，“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9]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对计划经济的向往。在《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他们不仅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和周期性，而且进一步用矛盾分析法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决定企业命运的资本家为了多获剩余价值，总是力求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生产管理，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盲目进行生产，而管不了自己的商品最终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能否销售出去。这样发展下去，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就会日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要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过剩只是一种相对过剩，它的形成是因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对缩小。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和资源的浪费。在危机爆发时，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巨增，生活水平下降，而为了维持商品价格，许多过剩商品不得不被销毁。正是市场经济的缺陷，使得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对它持批判态度，而将未来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它的对立面——计划经济上。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设想，一旦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10]其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制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11]恩格斯也说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12]列宁也说：“资本主义将必不可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13]
从上可见，计划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为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把计划经济想象为简单的加减乘除，大胆地为未来社会设计了一个个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为了避免陷入空想，没有具体地描述未来社会应当怎样运作，只是一般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后，把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消除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它们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比例关系，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地发展。
在上述充满理想色彩的计划经济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它对必要性的论证远超过可行性。在可行性这个问题上，制定计划者如何真实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的需要，制定出的计划在各种外界条件的干扰下和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的执行者那里能否得到如期贯彻，则是两个悬而未决的认识论问题。
根据马、恩、列的构想，一战后建立的苏联，二战后建立的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中国、朝鲜等，都曾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产业部门地理位置的布局，各产业部门比例的确定，到投资趋向、资源配置、价格制定、工资调整，政府的计、经委等部门一概管了起来。从我国曾多次取缔自由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看来，我们的决策人确实在努力“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14]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最初从一片废墟上重建国家的时候，那种整齐划一的步调，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周新城认为：“苏联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15]就我国来说，在1949——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农业平均每年递增14.1%，工业平均每年递增34.8%。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9%，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即使统计上有些水分，这样的发展速度也是罕见的。正因如此，决策者们更加坚信“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16]把一大二公作为追求目标。
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