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继承了邓小平的经济利益观，将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江泽民认为：“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乎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因素。”[24]胡锦涛同样认可经济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5] 可见，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将国家的经济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安全利益观方面，江泽民和胡锦涛根据新时期的不同环境对之作出了新的判断。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军事安全，邓小平则十分强调主权独立的国家安全利益；江泽民在注重军事安全和主权独立的同时还强调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等其它形式的安全。江泽民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利益极为重视，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与人民的最高利益” [26]。同时，江泽民又倡导综合性的新安全观，认为“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引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 [27]，从而将非传统的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恐怖主义安全等与传统的领土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胡锦涛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与江泽民是一致的，他继承了江泽民的综合安全观，认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28]。可见在安全利益观方面，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注重安全利益的综合性和整体性，这是他们根据新时期的国际环境特点作出的新的国家安全判断。
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在追求国家政治利益时更加重视其合理性。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对国家政治利益的基本看法，不将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主要依据，不追求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些政治利益。江泽民说道：“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29] 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江泽民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较大的发言权，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0] 同时，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认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江泽民根据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一项新的政治主张，是中国追求合理的国家政治利益的表现。胡锦涛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也表现得非常务实。一方面，他对国家的总体实力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人民生活远不富裕”，“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1]；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胡锦涛在对国家实力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做负责任的大国，是合理追求国家政治利益的表现。
江泽民和胡锦涛还非常重视精神层次上的国家文化利益。江泽民在2001年曾经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当今世界的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 [32] 他十分重视文化利益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33] 同时，江泽民还注重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影响和魅力。2002年访美期间，江泽民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演讲时说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次年在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时，江泽民又强调：“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其中‘和’的思想尤为重要”。 [34]江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利益。胡锦涛也非常重视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利益的维护。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同时，胡锦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的具体目标和步骤。这表明了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文化利益的充分重视。
总之，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都与邓小平的一脉相承，他们将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同时注重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不过，他们的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在认识国家利益时表现出更多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比如他们对国家综合安全利益的判断就是这种特性的表现；二是对文化利益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以前的国家领导者没有做到的。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可以说是一种务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务实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根据变化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发展，与时俱进地调整了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二是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更注重其合理性，摒弃了与中国实情不相符的国家利益，比如在追求政治利益时既对自身的政治实力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也适当地追求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三是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更注重它们的整体性和相互协调性，将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所以，笔者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称为“务实主义的综合利益观”。
三、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境遇
经过60年的历史变迁，我国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务实主义、从重视意识形态利益到重视现实的经济发展利益再到注重综合性整体利益的转变过程，而每个时代的利益观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境遇密切相关，并且对特定时段的国家命运和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面临“全球化”已经纵深发展的现实境遇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怎样界定？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观才是这种现实境遇下的最佳利益观？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现象，它既是一种存在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一般认为，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普及而得到发展，在新世纪在广度和深度上又进一步深化。全球化的最突出表现是经济全球化，其具体表现是生产、商品、金融和科技等的全球化。同时，全球化还表现在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上，这就要求国家间更多的协商与合作。这些因素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加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是相互依赖规模最大化的过程”。 [35]
在全球化的现实境遇下，中国的国家利益观需要进行重新界定。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家利益的“外向度”，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关联更密切；二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的范畴，其核心已由传统的国家安全发展为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安全；三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配合与妥协；四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的目标，国家在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36] 在国家利益内涵发生变化的全球化境遇下，中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应该与这些变化相适应。
首先，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应该体现出更多的合作性。“合作”是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倡导的核心词汇，而该学派正是经济全球化的拥趸者。传统国家利益观的代表人物、现实主义[37]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行使权力的行为就是国家追求利益的行为，国家利益由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而国家行使权力的过程是一种“零和”博弈，所以国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难以进行合作。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对利益的国际性关注不足，二是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对国际责任观构建所提出的要求，三是忽视了国际社会对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合法性。[38] 与传统国家利益观相对的是，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倡导的合作型国家利益观要求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而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实现“双赢”，而这种双赢给国家带来的利益要大于不合作给国家带来的利益。
其次，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应该是“硬性”利益和“软性”利益兼顾的综合利益。“硬性”国家利益主要指国家的物质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而“软性”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存在之根本，而经济利益是国家发展之要义，这两者缺一不可。不过，在全球化境遇下，中国应该同时追求适当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软利益”。中国要追求的政治利益并非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利益，而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声誉以及政治影响力。中国还应注重国家的文化利益，促进中国的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这是新时期赋予中国国家利益的新内涵。
再次，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应体现出一定的国际责任性。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作出了全面迎接全球化的姿态，并获得了非常大的经济收益。有人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获益者，也并非不无道理。在收获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如果中国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承担了一定的国际责任，促进了国际利益的发展，这本身可以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如此，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就收获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利益。
最后，中国要利用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来塑造和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各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张丽华认为，“国际组织已成为各国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场所”，“国际组织重塑了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机制和手段”。 [39]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一方面可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科技和管理方法等，另一方面可以增进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同时，一些受到西方大国控制的国际制度也会给中国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带来挑战。但毕竟，全球化境遇下的中国不可能忽视这些国际组织的存在。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在于参加这些组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其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文化软实力来逐渐塑造出新的国际规范，使之符合中国的利益方向。
四、结语
当前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基本上符合全球化的现实境遇和时代发展的潮流。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非常务实。他们根据现实的环境变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既重视物质利益的发展，又注重精神利益的增进；既关注国家利益的“国家性”，将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同时也关注国家利益的“国际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重视国家利益的合作性，在参与国际合作方面空前积极，又注重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方面毫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