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化茧成蝶:李宁向左 俞敏洪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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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边缘人物的北大生活:爱怨背后的成长(2)

读完了《西方美学史》,他尝到了阅读的快乐,于是北大的图书馆成为他的乐园,充裕的时间加上精神上的饥渴,俞敏洪在休学期间读了600多本名著,以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十之六七。《论语》、《曾国藩家书》、《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600多本名著成为俞敏洪最大的收获。

俞敏洪说:“我看了10遍《三国演义》,是非成败转头空,人活着不可能全对,也不可能总是成功,是与非、成与败、都应该经历,这样的人生才精彩。一定要潇洒大方,该咆哮时就像大海一样咆哮,该爆发时要像火山一样爆发,该沉默时要像珠穆朗玛一样沉默。”

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这些书中的“营养”正是俞敏洪所需要的。现在的俞敏洪依然保留着阅读的习惯,他说:“优秀的书籍就像难得的朋友,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在你需要的时候,它们总是及时地来到你的身边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都随身带上一本书,不是一定要读书,也不一定是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紧迫感,只是觉得走到任何地方,如果手里没有一本书,总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心里空空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晚上睡觉前要是不拿本书在手中,就觉得世界末日快要来了,其实拿了也不一定读,但心里踏实,在枕头边放着一本书,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每次出差,我都像搬运工似的在行李箱里放上一摞书,结果经常发现带的很多书连翻都没有翻开过,所以告诫自己下次不要带那么多书。但下次出差仍然还是带很多书,沉甸甸地背出去,再原封不动地背回家。即使一字不读,也好像这些书在旅途中填补了心灵某个角落的空白。”

毕业留教,体验别样的孤独滋味

毕业是个沉重的话题,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一直是俞敏洪思考的问题。他一没后台,二没背景,要想在这高手如云的北京落地生根,谈何容易?

这时正值北京大学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的时机,学校里很需要英语老师,俞敏洪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在北大待了五年,俞敏洪十分眷恋大学校园的宽松氛围。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在未名湖边抱着字典漫步的恬静生活,如果能留下来任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俞敏洪被北大聘用了,成为青年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一个礼拜授课8节,月薪60元,还分给他一间小房子,他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当时,北大分给俞敏洪的是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楼房的下水管道刚好从他房间经过,24小时不间断哗哗地响。不用说,这样的环境是不怎么样的,幸好教师这份职业是俞敏洪的精神支柱,于是俞敏洪每天读着《百年孤独》、《三国演义》,默默无闻地在“水帘洞”里待了4个年头。

直到4年后,学校才将他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分给他一间面积为10平方米的教师宿舍。那一刻,“重见天日”的俞敏洪感激得热泪盈眶,下定决心要把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

俞敏洪至今忘不了北大的教学生活,他回忆说:“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在1985年,当时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喜欢我了,因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认,自己喜欢学生,喜欢教书。直到现在,俞敏洪仍然最喜欢别人叫他“俞老师”,最爱做的事是“演讲”。“我这辈子什么都可以离开,就是不可以离开讲台。”他热衷于将自己所感悟的人生经历、做人的道理、成功的奥秘都传递给课堂里的同学们。望着那无数双燃烧着求知欲望的眼睛的时候,他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平淡而充实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可是这平静的生活不久之后被打破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社会上一时掀起学英语的热潮,人人都梦想着出国镀金。1982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托福考试,当时考到500多分,就已经算是高分了。于是一大批自费留学生通过托福考试,迈进美国大学校门。

中国人从此挤上了一条狂热的出国之路,这其中也包括俞敏洪的一些好朋友。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大学毕业之后,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出国留学。

这时的俞敏洪才知道,当自己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仅有的几个好朋友早已出国深造了。

出国,对于接受了4年西方语言文化教育的俞敏洪同样具有诱惑力,看到朋友们相断出国,他也萌生了出国的念头。

在1988年,俞敏洪开始刻苦攻读TOEFL和GRE,最终以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但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做准备时,出现了一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1989年,美国方面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开始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俞敏洪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即将付诸东流。

对于此事,俞敏洪回忆说:“1988年开始联系,遇上了1989年。1989年以后,1990、1991年刚好是美国录取中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的两年,所以我拿到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录取通知单,但是没有奖学金当时我一穷二白,美国最低学费也得两万块钱,当时相当于人民币12万,而我当时在北大的工资是100多块钱,怎么可能呢?”从理论上讲,在美国读书的4年学费,是俞敏洪222年的工资。

挣扎了3年,俞敏洪出国留学的梦想最终因为缺钱而破灭。

可以说,这是俞敏洪生命中一次最为现重的打击,但是,羸弱的俞敏洪并未就此趴下,而是选择在绝望的废墟中站起,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腐朽的土壤中可以生长鲜活的植物。失败让人遗憾,但它磨炼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时,我们才能成熟、收获。那些失败和挫折,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收藏。”

塞万提斯说:“当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门会打开。”俞敏洪在苦难过后收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他说:“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我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人生的机会通常是伪装着的,它们穿着可怕的外衣来到你的身边,大多数人会避之不及,但那些具备独特素质的人却能看到其本质并抓住它们。这些素质中最重要的就是承受失败的能力与勇气。

扫地出门,“我被北大踹了一脚”

2005年11月18日,新东方“双喜临门”:一是新东方成立12周年的纪念日;二是新东方搬进了“新家”——新东方大楼,位置就在中关村金融大厦B座。俞敏洪之所以选择这座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站在楼上能够俯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而且,他的办公室在大楼最高层,正对着北大。

了解俞敏洪的人都知道,北大永远是他心底的一个痛。俞敏洪在讲演当中,不止一次提到北大,因为他爱过北大、恨过北大,北大是令他百感交集的一个地方。

1992年,俞敏洪曾收到过几封美国一些大学的录取单,但是因为俞敏洪的成绩并不是很优秀,所以学校都没有提供奖学金。不久之后,就在俞敏洪的出国梦快要完全破灭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所美国的二流大学答应给他提供3/4的奖学金。大部分学费有着落了,但剩余的1/4学费(相当于4万元人民币),靠他区区180元的月薪,出国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付诸实践。

俞敏洪除了英语,别无所长,所以,他想出了举办学习班的办法来筹集学费。那时正逢出国热潮,各种各样的托福班和雅思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生源绝对不成问题,于是,俞敏洪约了其他3个同学在校外培训班代起了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30元,10节课就是300元,俞敏洪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

可就在这时,俞敏洪毫无准备地遭到了北大飞来的“一脚”。

1990年秋季的一个傍晚,俞敏洪正在宿舍里和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学校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一条针对某位英语系老师的处分。俞敏洪没有太在意,他的朋友突然说道:“俞敏洪,广播里好像说的是你啊!”

广播的内容主要是俞敏洪打着学校的名义私自办学授课,影响了学校教学秩序。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教师的处分是不准公开的,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需要给老师留面子,这是北大建校以来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学校老师。俞敏洪一听傻了,想不到自己会被广播点名批评。

这个处分决定一连播了3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贴了一个半月。处罚不可谓不重。

事实上,除了俞敏洪,还有很多北大英语讲师打着北大的旗号参与培训,这种情形在北大相当普遍,校方出于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单独对俞敏洪颁布了禁令。

以前的俞敏洪一直是默默无闻,被隔离在北大的主流之外,这回一下子出名了,却是以这种方式。第二天,俞敏洪硬着头皮走进教室,学生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走在校园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他意识到,北大待不下去了。师道尊严,当一个教师的面子失去的时候,就等于失去了他教学的生命。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向学校递上了辞呈,满怀激愤地离开了北大。

在他离开北大的第二天,北大的宿舍就被学校收了回去。没有地方容身的俞敏洪四处寻找房子,刚开始租的是北大附近六郎庄农民的房子,后来又搬到中科院一个公寓里,两家同住。一直到1993年底,俞敏洪有了点积蓄,在青龙桥买了一处农家院落,这才算有了一处栖身之所。

俞敏洪想过离开北大,但就是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工作没有了,住房没有了,俞敏洪租住在农民的平房里,靠给房东的孩子做家教抵房租。

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极端不利的状况反而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俞敏洪决定投身培训行业,放手一搏,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却没有想到反而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

在一个名人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了俞敏洪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就读北大,就职北大,人生的第一个处分也来自北大。你曾经说在北大头顶上总有一片乌云,但下雨天还会开车在未名湖坐很长时间。北大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回答说:“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我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走过风风雨雨,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北大是俞敏洪的一块伤心地,北大对他的羞辱让他刻骨铭心,但是他选择了感恩,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磨难。他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北大让他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也让他饱受失败的折磨,“但正是这些失败背后隐藏的机会成就了我,高考失败背后隐藏了一个北大,被北大处分背后隐藏了一个新东方。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北大给我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给的”。

在与困难斗争的时间里,俞敏洪由一个自卑胆小的男孩子慢慢变成了一个能够坦然面对困境的男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不正是一个不断在失败中寻找与把握机会的过程吗?没有失败就无所谓成功,没有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人生是不圆满的人生,就像白开水,纯净却没有味道。

面对失败和挫折,最快恢复的人一定超过那些还在苦恼困惑的旋涡里挣扎的人。正如俞敏洪所说:“我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遭遇了很多次失败,但正是这些失败及其背后隐藏的机会最后成就了我。最终,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藏在失败背后的机会也许是最好的机会,这也使我进一步增加了坚强面对失败的勇气。到后来,坦然面对挫折和失败便成了我的一种常态,在失败面前,我会不断激发自己的斗志,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所说的那样:让暴风雨(失败)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