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W.舒尔茨
报酬递增的源泉
Origins of Increasing Returns⑦
⑦[美]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著姚志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一、作者简介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他和阿瑟·刘易斯分享了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舒尔茨较早注意到了人力资本问题，提出了完整的人力资本概念，指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的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舒尔茨尤其关注的是农业，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系统分析了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著作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生产和福利》《教育的经济价值》《改造传统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农业》《人力投资》《报酬递增的源泉》等。
二、本书精要
《报酬递增的源泉》一书是一本论文集，出版于1993年，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论文共19篇，分属五篇。在这本论文集里，舒尔茨教授提出对特殊形式资本的投资构成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的大部分，并考察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等问题。作者指出，尽管报酬递减（包括要素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减）是均衡研究中的一般规律，而报酬递增则意味着某种失衡的存在。寻找报酬递增的源泉也就是要通过造成某种失衡来打破旧的有效而落后的均衡，以实现经济向新的进步的均衡发展。作者重新发掘了有关规模报酬递增的普遍性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积极寻找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各种源泉，指出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深层因素有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的传播，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的持续开展、家庭不但作为消费单位而且作为生产单位等。作者断言，由于许多发展中经济几乎处于各种非均衡之中，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都存在极大的差距，这种典型的非均衡经济必定是一个充满规模报酬递增机会的经济，通过重新组织使各种要素加速流动以寻找自己最大的边际价值，使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就会成为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
三、论著内容
第一部分是探寻递增报酬。
这一部分包括四篇论文，作者着重强调了亚当·斯密的著名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他指出斯密指出了人力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但没有给出理解市场扩张及其起源，以及由扩张带来附加收入的条件和分析。第一篇论文先从阿伦·扬的“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入手，指出“通过配置资源来达到报酬递增并从中获利，似乎是一种超过正常经济学能力的追求”。同时，报酬递增活动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公理性核心分析中不存在，因为无论哪种报酬递增都意味着某种失衡的存在，而这种失衡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存在从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获利的机会，发现这一机会并采取行动从中获利的人就是企业家。
第二篇论文指出尽管目前的统计资料数量巨大，但经济学的实证基础仍然薄弱。而且，为了发现拓展和提高理论有用程度的可能办法，必须加强历史基础，因此，作者强调用历史事件（作者称之为“天然经济实验”）来证明和拓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史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
第三篇论文指出，经济增长伴随着失衡，个体在寻求恢复均衡的过程中获得了报酬，而教育可以提高人们成功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教育和经验能够影响人们感知、正确解释，以及采取合理行动提高配置自己资源的效率。作者定义重新配置其资源以寻求均衡的人为企业家，认为教育可以增进企业家才能。比如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中就存在资源配置的失衡，投资于人力资本可以使人们重新配置资源，顺利过渡到现代农业的均衡。
第四篇论文中，作者用均衡的方法分析人类时间的价格，指出人类时间的价格由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同时指出应特别考虑农业生产率的经济史、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人类时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从而将社会观念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后果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包括：1776年以前的重商主义时期；随之而来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从中央计划经济到指令经济等形式的新重商主义时期以及刚刚发展起来的、在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和独裁专政等制度化秩序过程中所形成的新自由时期。
第二部分是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的分析。
这一部分收录了三篇论文，对报酬递增过程的鉴别和分析等基本问题加以论述。第一篇论文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阐明了两个观点：（1）用于生产农产品的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例在下降；（2）在用于生产农产品的投入中，土地所占比例没有上升。前一个观点有关农业与经济其他部分的某种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这使该经济不断摆脱先前的高食物消耗状态；后一个观点则将农业内部土地投入的变动与其他投入变动联系起来。综合这两个观点，可以得出全部农业土地作为投入所提供的增加值相对于社会全部投入所带来的价值必定是下降的。
在讨论自然资源与收入增长的联系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两种现象：（1）穷国的自然资源在所有被用来产生收入的资源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富国；（2）当一国发生经济增长时，自然资源在所有用来产生收入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在对这两种现象作解释时，作者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新的更好的资源的引入，这些资源成为自然资源的有效替代品，而把这些新的资源归于技术进步是一种无知，因为生产函数只能从用于生产的资源特性中被推导出来。从作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些新的资源主要是指人的知识和能力。在讨论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作者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由于土地的存量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资源必然上升这种观点，并利用历史数据证明土地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第三部分介绍通过有组织的研究增加资源。
这部分包括五篇论文，分别涉及内生农业技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农业经济政策以及企业家才能等内容。在研究与内生农业技术的价值一文中，作者认为不应该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应该找出技术进步的源泉，并把它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源泉是研究，而研究需要专业科学家，也需要企业家才能。同时也可以考虑技能的改进，并把它与实用知识一起作为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农业研究是一种长期投资，从长远来看，农业研究应该继续加强。
当涉及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时，作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研究的收益是巨大的，但是研究也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应该研究些什么，由谁来决定研究资金的分配，这些问题属于研究的政治学。作者指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组织过度，赞助者的影响会对研究产生扭曲，造成传统的基础性研究的萎缩，受到社会舆论对研究资源的配置产生误导等，同样，前苏联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及美国政府那样对于基础研究的垄断性统治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支柱力量。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专业科学家与选民协商的有效途径，获得公众对科学研究的直接资金支持，并以尽可能低的可衡量性为标准。作者还指出，理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质疑社会制度，但不能因为太得意于自己的自由质疑权，而没有足够的警醒来维护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能。经济学家应该高度重视对于经济理论及社会制度的学术省察，同时也应该明白，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扭曲不要因为迎合研究资金赞助者的要求而自动消失。
此外，作者把研究机构分为与学校无关的研究机构和与学校有关的研究机构两类，认为与学校无关的研究机构可能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太关注政策，而丧失了客观性及达到较高的技术和科研标准的能力；一种是太远离基本政策问题，而集中于一般的统计性工作，对于主要政策选择的论证与分析不涉及。而与学校有关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三个困难：教学占了上风；大学中的专业研究团体变得与世隔绝；与经济实证研究相比，所谓正统的理论问题过于受到关注。同时作者还分析了政府资金在何处直接注入农业经济学研究等问题开拓。
作者认为，企业家才能与创业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经济行为，由于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出企业家才能。长期经济的增长需要经济研究的推动，而研究的本质是对于未知领域或部分未知领域的探索，这个过程需要资金、组织和优秀的科学家。研究中的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稀缺的能力，难以确认，只是在非营利部门中得到报酬，渐渐被误用，并受到研究机构过度组织化的不利影响。要确定企业家的经济价值就必须考虑企业家才能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研究型企业家是优秀的专职科学家，他们明了科学知识发展的状态、前沿理论以及科学可以提供的假设条件，研究型企业家对创造性工作至关重要。
第四部分介绍现代农业的起源。
这一部分包括四篇论文。在分析美国经验是否能适应其他国家时，作者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什么样的私人逐利行为需要政府行为的补充；大部分改造穷国农业的项目不能成功的原因；一个有效途径的根本组成要素。
作者概括了传统农业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民分配自己的农业生产要素时是有效率的；二是当进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投资时，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并利用所有的收益机会来对农业要素进行投资，即农民长期以来对于农业要素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很低，以至于没有动力再储蓄和投资。作者认为引导传统农业中的农民投资于他们长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援助计划一般不会被接受，因为回报率太低了。农业经济现代化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改善农业投入品的品质，二是制定合理的投入品价格，以使农民值得去买这些产品并加以有效地利用。成功的传统农业改造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需要有较高回报率的农业投入品；农民必须能得到这些投入品；农民得到投入品后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
农产品价值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农业要采取的措施。但在多大的程度上由政府造成是不确定的，这需要特殊的价值、福利目标和政府支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足以评价任何政治—经济制度的成本和福利水平。通过论述社会思潮和制度演变的相互关系，展示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沉浮和这些制度不稳定的原因。在分析社会思潮与政治经济的作用时，作者提出三个假设：社会思潮涵盖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主流社会思潮形成社会（国家）的制度演变顺序；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功能缺陷会反过来使社会思潮转型。从历史的角度看，体现在社会思潮中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现存制度的合理化和条理化；另一种是反对体现于社会思潮中的现存制度，它将足以强大到引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农业经济学要研究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同时，农业经济学家的工作在被有效利用时它们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解决确定农业产品和要素的真实经济价值的难题。总之，作者认为农业经济研究不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应该关注于农民的行为。
在世界农业现代化中智力资源的有效分配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怎样有效配置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问题。针对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配置人力资源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国际贸易和技术人才的流动两个办法，根据影子价格确定研究人员的工资，建立有效率的国际人才市场。作者提出的农业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农民在政府管理者无法涉足的领域行使资源配置的职能；农业研究不能由顶层来指挥和管理，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建立有活力的适应市场的经济组织。
在分析经济条件改变所导致的家庭处理失衡问题的能力时，作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没有逐渐消失。第二，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研究：人均寿命增长的效应；商品、耐用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的大幅变动；收入组成部分的长期或短期的变化；家庭企业家才能对于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第三，家庭代际分配禀赋对于个人禀赋和报酬分配的影响很小，对其影响大的是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组成部分的变化，收入永久的或暂时的构成，从工资、薪水和企业家才能中得到的报酬多于资产回报的那部分增长。作者认为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更，这些变更中的大部分行为是最优化行为，经济增长所造就的环境让家庭的企业功能显得非常重要。
第五部分介绍政府、经济学和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