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
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Growth and Development：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⑤
⑤[美]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著洪银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Gustav Ranis）和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费景汉（John C.H.Fei）。二人合作在1964年出版《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的这一经典著作，系统阐述了他们此前中对刘易斯模型的扩展，特别是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拉尼斯—费模型（Ranis-Fei model）。《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英文本出版于1997年，其新特点是，采用动态演进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农业社会通过二元结构实现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轨，强调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与行为构成的特殊性，并强烈关注平等，消除贫困和人类发展等问题。
二、本书精要
1954年，刘易斯（A.W.Lewis）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不发达经济是由两个不同性质的经济部门所组成的，即传统部门（traditional sector）和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低于其生活费用甚至等于零的劳动力，现代部门的扩张是以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为其特征的，因此，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高生产率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普遍采用、低工资水平的维持、人口增长率的降低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本书作者则在1961年的论文中明确引入了农业产量剩余的概念，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二元经济理论更加准确和合理，形成所谓“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通过修正后的二元经济模型，进一步从演化的角度阐述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演化的过程。在经济的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之间，存在生产和组织方面的初始差异。相对于固定不变的土地来说，农村人口过于丰富，从而传统部门不存在出清的劳动力市场。这就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二元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技术变化和非农资本积累是其重要内容。发展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劳动力持续再配置消除劳动力过剩。这需要两个部门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才能实现平衡增长，直到挤出农业中全部隐性失业者，商业化完成之时，即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在欠发达国家转型增长的努力中，该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结束。
三、论著内容
本书是在继续推演和发展刘易斯模型之后进行理论创新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缺陷：（1）针对刘易斯模型农业生产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定，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劳动力剩余作了新的界定，提出了“隐性失业”的概念，将其界定为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但是小于固定制度工资的那一部分劳动力。也就是说，隐性失业不仅包括边际生产力为零而且包括边际生产力小于固定工资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然后，进一步定义了劳动力转移的停止点就是工资等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这时的农业劳动者的工资由竞争性的市场决定。（2）针对刘易斯模型中只要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就可能出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新古典学派存在收入和闲暇之间替代的观点的矛盾，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还仅限于维持生存，还不可能为享受闲暇而放弃就业机会。（3）针对刘易斯模型将经济发展界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进入工业部门，并将资本积累看作是工业扩张的唯一源泉，技术进步包含在资本积累中的观点，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农业部门对于经济发展不仅仅提供剩余劳动力，还提供农产品供工业部门消费。（4）与刘易斯模型中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不同，拉尼斯—费景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零边际劳动生产力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第二阶段是隐性失业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第三阶段指的是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价格。
本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是增长与发展概论。作者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努力加入所谓的“成熟工业化国家”，增长理论实现复兴，增长被区分为跨时代式增长和转型式增长，把发展视为在两大时代，即农业时代和工业增长时代之间的转型。现代增长时代标志着200多年前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势不可当，在19世纪从英国扩散到欧洲大陆，然后传入到那些所谓的“后发展国家”。“通过政治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富国而言，它们急于‘做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它们从开明的自利观点出发，日益觉察到第三世界国家为发展而努力的重要性。随着一些穷国突然变成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并赢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美称，南北关系开始成为国际政治及经济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全世界从冷战中摆脱出来并避免了核屠杀的时候，这种努力，以及最终对2/3的人类来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最终会取得成功，将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事件。”因而，增长与发展问题极为重要。
第二篇，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作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描述了农业社会，强调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之间联系的优点、缺点与重要性，以及当人地矛盾和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相冲突时，影响渐进式转型的条件，进而提出了一个发展模型。该模型适用于劳动力普遍过剩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于那些国家来说，结束那种不平衡的状况就代表着发展成功的里程碑。这一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模型主要集中分析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关于二元经济演进的过程，本书认为：“在二元经济中，三个‘当事人家庭’类型——城市工人W、城市企业家（K的所有者）和农户L——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城市工人和企业家的现代性在于其活动是‘职能专业化的’。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工业部门的收入公平分为工资R和利润π。然后，工人W追求消费福利最大化，企业家积累资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对这种简单明了的描述非常熟悉。相比之下，他们对于分散的农户的活动就不那么熟悉了。‘家庭’和‘农场’融合成一种具有生产和消费、投资等多种决策职能的父系家庭农场。如果开始时由于Z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而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农户就很难通过市场取得Q（即消费品和现代农业投入）和S（工业财产产权），非农业部门所能得到的劳动力也非常有限。从演化的角度看，农户传统行为模式的逐渐调整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关系甚大。对此过程进行严谨而明确的分析是困难的，但必须为此而努力。”关于“刘易斯拐点”的意义，本书指出，“在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发展中，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功能性收入分配开始遵照通常的商业化或新古典原则。随着转折点的到来，经济中占优势的农村部门的传统主义随转折点的到来而终结。此外，农业部门实际工资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平生初次获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称的稀缺性价值，原因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决定了它的劳务价格。”
第三篇：主要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作者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功能衍生出了一套一般的增长方程，重点考虑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讨论了该体系对分析工业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用处和该体系在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案例”以及分析这些国家成功转型因素中的重要应用。关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模型，本书指出：“黄金法则揭示了过度储蓄的无效性，高储蓄率往往导致低的利润率，因此，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新古典模型成为战后增长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这些理论建立在不切实际，即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上。”
对于发展的前景，本书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会形成长期稳定的倾向。“现代增长时代的开始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而到来，二百年来发展都是以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深化为特征，然而，这个过程的一个惊人方面是资本实际回报率的长期稳定，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于利润率有长期稳定倾向的世界。”
第四篇，在介绍转型式增长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开放经济”特征的基础上，介绍了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
作者把基尼系数的分解分析和增长方程式进一步应用结合在一起，把增长的技术问题与欠发达国家为避免增长和公平之间冲突的条件联系起来，进而讨论了绝对贫困发展过程中的人力开发问题。对于劳动力再配置过程在二元经济中发展成功或失败中的基本特征，作者通过比较历史上的日本（1880—1930）和独立后的印度（1950—1980）相关阶段的发展经历，分析成功或失败的两种可能模型。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和这两个时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导致截然不同结果的两种发展过程中类似的阶段。分析表明，日本通过调整二元经济中充分的劳动力再配置需求，同时避免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升，从而达到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最低努力标准。虽然独立后的印度也代表了一种二元经济，追求和日本相同的发展目标。然而，印度在其平衡增长过程中并未实现关键性最低努力标准。以劳动力再配置比率作为分析成功与否的指标，印度可能，至少到近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未实现商业化，呈现停滞或失败的案例。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在整体和某一工业水平上的比较是十分清楚的。日本在188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这一段时期持续的资本浅化式增长经历，表明日本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使其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由创新导致的持续的正的劳动力吸纳比率和最初的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化。另一方面，印度在整体工业和某一工业水平上从发展的开始就依赖于劳动节约型创新，在劳动力过剩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了递增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并且忽视了充裕的非技术劳动力的使用。总的来说，这两个案例是在封闭的二元经济中平衡增长成功与失败的两个极端情况。技术变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别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关键。
第五篇，在把自然资源丰富（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和人力资源丰富（如东亚）经济对比的基础上，讨论了国家经验和政策。
在转型式增长过程中，拉美东南亚和东亚的表现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它们的起始条件以及在政策选择上的不同，才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转型发展历程。本书认为：“目前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中，随着国际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将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考虑到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存在众多可选择的发展策略——包括利用机构援助、进口替代、出口激励、有利的贸易地位等——任何关于开放经济增长的讨论都会立即牵涉政策内涵的规范性方面。由于欠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同一性——而且比较优势也在随时间变化，这样政策在国际上的差异就可能显得更加复杂。然而，虽然对增长理论的开放经济方面的研究存在重大困难，但是，新增的国际生产函数也仅仅是根据已有的基本方法所作的一种修改。”
对于开放经济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益，本书这样论述：“一个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实行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潜在利益在我们的模型中是显而易见的。从最广泛的层次上看，成功的平衡增长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或因农业生产率提高，从而释放出劳动力到工业部门来；二是由于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扩大，为释放出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败都将使工业化不可成功。然而，外国资本和资本品的使用，保障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不受约束，这样不仅能实现平衡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能比封闭经济的增长速度要快。特别是，当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工业部门资本存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限制条件时，这一效果更加明显。在这样的研究框架里，在开放的二元经济中，要素被允许国际流动，便产生了一个附加的生产函数，它使上述经济类型的国家更有效地获得资本品，尤其是那些通过国内生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的资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