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工
抗战的到来，促成了重庆话剧的迅猛发展，无论是话剧的舞台演出，还是话剧的剧本创作，都出现了从业余转向专业的大改观。1937年9月15日，怒吼剧社在重庆成立，在50多个成员中，既有来自重庆本地各行各业的青年话剧爱好者，又有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话剧界专业人士。从10月1日到3日，怒吼剧社在当时重庆最大的影剧院国泰大戏院连续公演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取得极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话剧第一次在重庆进行大规模的公演，同时也是话剧第一次在重庆以公演的形式来进行抗战宣传，因而被公认为：“重庆有真正的演剧，那是以怒吼剧社为历史纪元”。10月27日，第一个外地赴重庆进行抗战宣传的专业剧团上海影人剧团，在国泰大戏院也同样以《保卫卢沟桥》开始了在重庆的公演，使话剧在重庆开始受到重庆市民的普遍关注。
署名“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于1937年7月30日在上海出版，短短两个月之后，在重庆就进行了从怒吼剧社到上海影人剧团的连续公演，以进行全民抗战的精神动员。《保卫卢沟桥》传达了所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声：“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过，从话剧剧本创作的角度来看，三幕话剧的《保卫卢沟桥》，其实是由三个连续性的独幕剧构成的：《暴风雨的前夕》、《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这样，《保卫卢沟桥》实际上成为有关“七·七”事变全过程的“报告”话剧。较之随后个人创作的同类题材的多幕剧，如《卢沟桥》（田汉）、《血洒卢沟桥》（张季纯）、《卢沟桥之战》（陈白尘）等，《保卫卢沟桥》在抗战之初之所以更为轰动，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在于该剧进行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话剧报道，而这正是进行全民总动员抗战宣传所需要的。
随着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迁到重庆，众多戏剧演出团体也来到重庆，战时首都的重庆也就成为抗战戏剧运动的全国中心，而重庆的话剧发展也就成为全国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坚。193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开幕，标志着重庆这一全国中心地位的确立。这不仅要展示戏剧工作者共赴国难的团结爱国精神，在抗战戏剧运动中树立中华民族戏剧体系的发展新方向，而且更需要戏剧工作者承担起抗日宣传的现实任务，在进行全民总动员的同时提高戏剧艺术的创作水平。为了达到全民总动员的宣传目的，戏剧节演出委员会组织了“五分票价公演”，扩大了重庆话剧的社会传播规模，使之为广大观众乐于接受，进而推进重庆话剧的全面发展。
第一届中华民国戏剧节的压轴戏就是四幕话剧《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从10月29日到11月1日连续上演了7场，场场爆满，反响热烈。《全民总动员》的演出成功，不仅在于该剧参演人员达200余人，人才荟萃，拥有第一流的导演与演员阵容，显现出戏剧工作者的空前团结，而且更在于该剧在剧本创作上的较为成熟。虽然《全民总动员》是在抗战初期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一剧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但是，由于改编者的精心修改，“结果只是引用了原著中一部分人的故事，由曹、宋两先生另行构写了另一个更适宜舞台演出的故事。所以与其说《全民总动员》是‘改编’的，无宁说是‘创作’的更为切实”。
这就表明话剧剧本创作对于话剧舞台演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话剧的艺术水准必须在话剧剧本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全民总动员》较之其前身的《总动员》，除了通过破获代号为“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这一故事进行精心重构，以使全民动员肃清内奸外特、奋勇参军杀敌的主题更为鲜明突出之外，更在于从集体创作转向个人创作的过程中，在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是否注重艺术上的个人创新，将直接影响到话剧的社会传播影响的持续扩大。应该说，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只有将重庆话剧置于抗战戏剧运动之中，才有可能促进话剧创作的不断发展。
从1939年起，由于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之中，一年一度的中华民国戏剧节，无法举行大规模的演出活动，不过，仍然坚持进行演出，这对于重庆话剧的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到第三届戏剧节举行的前夕，据1940年9月5日《新蜀报》报道，仅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审定公布的可供演出的话剧剧本就有80多种，由此可见话剧剧本创作之一斑。这就表明话剧在战时首都重庆的抗战戏剧运动中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抗战戏剧舞台上盛开的艺术之花。重庆在每年的10月到来年的5月常有大雾，这样一来，使日机无法在能见度低的雾季进行骚扰，也方便了扩大抗战戏剧演出的社会传播规模。所以，从1941年第四届戏剧节开始，形成一年一度的“雾季公演”，因其公演时间长、演出水平高、社会反响大，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仅仅第一次“雾季公演”，在“短短的五个月中，竟演出了将近四十出戏，创造了从未有过的成绩”，其中话剧占了绝大多数。
从抗战前期刚刚进人抗战后期的第一年，也就是1942年9月，国民党宣传部出台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对包括话剧运动在内的抗战文艺运动进行意识形态限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又以“戏剧节未便与国庆节合并举行”为由，宣布取消每年10月10日举行的戏剧节（其后又规定每年2月15日为戏剧节）。尽管如此，这对于“雾季公演”来说，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同年10月17日，就以《法西斯细菌》（夏衍）一剧的上演，拉开了第二次“雾季公演”的序幕。所以，到1943年2月15日，陪都重庆的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新闻处提供的《抗战以来的话剧运动》一文，其中就肯定了话剧“一直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是服务于革命的艺术”，并且“差不多每一个剧本都是指向着这一目标的”，“显然已有极大的成就与贡献”。具体而言，就是对于战时生活从“正面的反映英勇抗战”扩展到整个战时生活由“后方工业的建设”到“沦陷区人民生活及其艰苦斗争”。这就表明，话剧从抗战之初进行关于战争生活的全程“报告”，已经转向对于战时生活的全面“反映”。
首先，在陪都重庆，仅就上演的多幕剧而言，至少就有120多部，其中三分之二在抗战后期上演；其次，在大后方，创作的戏剧剧本超过1200种，其中大多数是话剧剧本，而重庆出版的单行本就超过100种以上，其中基本上为多幕剧，且不包括在报刊上发表者。由此可见，可以说陪都重庆的话剧，无论从话剧舞台演出来看，还是从话剧剧本创作来看，尤其是从多幕剧的演出与创作来看，都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从而不仅奠定了陪都重庆话剧在抗战戏剧运动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在抗战时期发展的一个方向性标志。
陪都重庆话剧运动所进行的精神动员，固然与话剧舞台演出直接相联，但更与话剧剧本创作紧密相关。话剧剧本的创作质量毕竟是话剧运动艺术水平能否提高的关键，所以，必须进行高质量的话剧剧本创作来保证高质量的话剧舞台演出，只有当一流的剧本与一流的演出结合起来，话剧才有可能进行高效的精神动员。正因为如此，在话剧基础较为贫弱的重庆，话剧之花的繁盛，主要是通过外来作者的努力创作来得到浇灌培育的。
这些外来作者，尤其是曹禺、夏衍、郭沫若、陈铨、茅盾等人，一旦他们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在显现出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群体的不同评价，扩大了话剧的抗战宣传影响。这是因为话剧的精神动员，必须通过从剧本到舞台的二度创作来最终完成，所以对于话剧的剧本评价往往是从话剧观众对于舞台评价开始的。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话剧观众的批评，已经从共鸣式的被动响应开始转向评判性的主动选择。
在众多的话剧观众之中，可分为普通观众与专业人士。较之专业人士，普通观众占据了观众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精神动员的主要对象，因而普通观众的社会评价成为话剧的精神动员的群众接受基础。对于陪都重庆的话剧运动来说，失去这样的群众接受基础，会直接导致话剧运动在陪都重庆的消亡。抗战胜利之后重庆的话剧创作与演出的不断萎缩，即可予以证实。不过，当政府要员出现在剧场中，其接受的个人往往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权力形式来影响对于话剧创作与演出的社会评价，在有关《蜕变》（曹禺）的社会评价中，这一点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1940年的陪都重庆，《蜕变》在第三届戏剧节上首次公演，引起了具有轰动性的社会反响，促成了《蜕变》在全国范围内的演出：从大后方演到抗日根据地，从抗战区演到上海孤岛。每一次《蜕变》的演出，都激发起抗战意志的高扬。1941年10月10日，上海孤岛（即公共租界）上演《蜕变》，每天日夜两场，连续35天客满（后来公共租界工部局迫于日本军方压力而禁演），每次演出都是在“中国，中国，你应该是强的”所唤起的同仇敌忾中，达到群情激奋的高潮。
《蜕变》之所以能够引发来自全国各地与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原因在于：《蜕变》展现了曹禺所把握到的“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新气象”这样一个时代主题，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正义之战，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文化复兴。所以，巴金在为《蜕变》所写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疲劳，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1942年12月21日，在陪都重庆新扩建的有1000座的抗建堂中，由中国万岁剧团再次上演《蜕变》，到1943年1月演出共达28场，再次引发了强烈而又广泛的社会反响，再次报刊对《蜕变》一片盛赞之声，中国万岁剧团也因演出《蜕变》，“抗战建国增加莫大效果”而获得戏剧指导委员会的嘉奖。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于1943年1月决定对《蜕变》“颁发荣誉奖状及奖金1000元”，并且“分别函请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通令各剧团、学校奖励演出”。于是，到4月21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要员观看了《蜕变》，随后也予以称赞，并提出修改的希望。
《蜕变》一剧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都能够取得演出的成功，其引发的社会反响一再证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举国一致的共识。这样，《蜕变》通过揭露伤兵医院的因循苟且来展示蜕旧变新的现实过程，大力赞美男女主人公，也就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树立了人格榜样。更为重要的是，进人抗战后期以来，陪都重庆话剧中类似《蜕变》所塑造的人格榜样，开始普遍出现，从而表明战时条件下民族文化复兴的可能在逐渐成为曹禺所说的现实：“抗战非但把人们的外形蜕变了，还变换了他们的内质”。
必须看到，关于《蜕变》的社会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因而得到来自社会各界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认可，尽管《蜕变》在艺术上还存在着不足。对于《蜕变》的社会评价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主要是与抗战前期，尤其是与从抗战前期转向抗战后期的民族文化复兴直接相关。
在专业人士中，既有话剧评论者，又有话剧评审者。一般说来，话剧评论者比较关注话剧的艺术水准，而话剧评审者比较注重话剧的政治倾向，因而专业人士对于话剧创作与演出的群体评价，往往是居于话剧的艺术水准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如果基于艺术标准来进行话剧评论，往往是看重个人见解而形成众说纷纭的评价热潮；如果立足政治标准来进行话剧评审，通常是凭借权力话语而导致针锋相对的评价对峙。从陪都重庆话剧运动的发展来看，在专业人士进行的群体评价之中，大多是基于艺术标准的，出现了话剧评论中一波又一波的评价热潮，尽管也出现了立足政治标准的评价对峙。
1942年3月5日，《野玫瑰》（陈铨）在抗建堂上演，共演出16场，观众10200人；4月3日，《屈原》（郭沫若）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共演出22场，观众32000人。两剧的演出均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了毁誉参半的激烈论争。有人认为《野玫瑰》是鼓吹“汉奸也大有可为”的“糖衣毒药”，企图篡改观众读者的抗战意识；也有人认为《屈原》“与历史相差太远”，“牵强”、“滑稽”、“草率”、“粗暴”，“所表现的完全是‘恨’。”
4月下旬，《野玫瑰》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定的学术三等奖，陪都重庆戏剧界200人联名致函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向教育部提出抗议要求撤消颁奖。5月16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联合举行招待戏剧界同人的茶会，戏剧界同人再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撤销奖励、禁止上演。教育部长陈立夫称学术审议会奖励《野玫瑰》乃投票结果，给予三等奖并非认为“最佳者”，不过是“聊示提倡而已”。6月28日，《解放日报》以“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一剧”为导语，报道了上述内容，并称“《野玫瑰》现在后方仍到处上演”。
如果不是仅仅停留在政治性质的表象揭示上，而是从艺术构成的文本角度来看，或许就会发现：《野玫瑰》与《屈原》之间，并非主题的对立，也非人物的对立，而是主题理解上的对立，并且将这种主题理解的对立直接附着到人物身上去，最终导致群体评价的政治对立。然而，如果从艺术的评论出发，进行《野玫瑰》与《屈原》的文本还原，《野玫瑰》中的“野玫瑰”置身于浪漫化的现实，并且是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民族斗士，要表达出作者这样的思想“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而《屈原》中的“屈原”献身于现实化的历史，并且是为人民解放而呐喊的战士诗人，要表达出作者这样的意愿“中国由楚人来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要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
这就说明，坚持以艺术标准来进行话剧创作与演出的个人评论，由此而形成群体评价的热潮，对于陪都重庆话剧的正常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所幸的，在抗战后期的陪都重庆，已经涌现出了这样的群体评论。
在第二次“雾季公演”中上演的《法西斯细菌》（夏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契机，揭示“法西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现实命题，通过充分显示科学家俞实夫从信奉“科学救国”，到认清必须消灭“法西斯细菌”才能拯救祖国的个人自觉，表明了爱国热情必须与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时代主题。然而，《法西斯细菌》被认为是出于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来进行的“前线主义”公式化写作，而夏衍则提出真正的批评不应该以扣帽子的方式进行，不要让批评成为束缚创作的“符咒”。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话剧创作的艺术真实性的争论。
事实上，关于话剧创作的艺术真实性问题，不仅是关于夏衍的话剧创作评论的话题，而且更成为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直至抗战胜利以后，重庆话剧发展中始终面临着的一个评论焦点问题。从抗战前期《蜕变》（曹禺）之中男主人公梁专员形象是否具有艺术真实性的质疑，实际上就成为有关艺术真实性这一问题的发端，在抗战后期《野玫瑰》（陈铨）与《屈原》之争，其实质也是一个艺术真实性问题。在抗战胜利前后，有关《芳草天涯》（夏衍）与《清明前后》（茅盾）的讨论，更是直接触及到艺术真实性这个话剧创作的核心问题。
抗战胜利之前完成的《芳草天涯》（夏衍），较为真实地描写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庭矛盾和爱情纠纷、最后主人公以投身抗战走出个人情感泥潭这一人生历程。因此，《芳草天涯》所遭到的“政治倾向不鲜明”、“爱情过分夸大”等等指责，实际上已经游离于艺术真实性讨论的宗旨之外。而抗战胜利之际写成的《清明前后》（茅盾），主要描写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在事业的艰辛与生活的压抑之中，对工业发展与民主建国的热切期盼。所以，《清明前后》是否“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作品”，实际上也就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真实性的激烈论争。一波又一波的论争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专业人士的积极关注，在《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关于《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的《两个话剧的座谈》。由此可见，陪都重庆话剧运动在进行精神动员的同时已经能够达到相当的社会广度与现实深度，这在抗战时期的确是堪称全国表率。日；张道藩：《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的意义》，《扫荡报》193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