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楼从上往下看
读人群如蚁
黑压压四面爬来
黑压压八方爬来
集合与分散都漫不经心
城市因此而美丽
而生动
但梁平更多的是写城市人的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如他的《陌生》：
很久以来我们互不相识
脸上有一种笑随时开放
肩头与肩头很亲近
彼此听得见呼吸
甚至闻到各自的体气
眼睛却在打量对方
你是谁
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询问
在我们之间
即使固定一种形式
即使手握得更紧
因此，从一种更为确切的意义上讲，梁平的这类作品其实应该叫生命体验诗。它显示了诗人对于日常诗歌的娴熟，也不乏某些哲理思考。但同时被认为少了某些属于诗的东西。
梁平的诗歌语言大多处于世俗与幽深之间。一些带有旅行色彩的诗则清丽可读而又颇有中国诗歌的神韵。如他的《断句九寨沟？秋》：
季节的调色板打翻以后
画家匆匆逃走
没来得及交代构思
没有看一眼画稿
把画布遗落在水底
忘了捡起
秋只在池边站了片刻
便五颜六色了
梁平的诗歌创作还处在发展状态之中。近期的长诗《重庆书》显示了诗人新的超越。
李元胜（1963―），四川省武胜县人，198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1981年开始写诗，大学毕业后一直活跃在中国诗坛，其诗歌作品多次发表于《诗刊》、《星星》等数十种刊物。代表诗集有《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1989年获重庆建国40周年文学奖）、《玻璃箱子》（1990）、《迟疑》（1991）、《光与影》（1992）、《树叶上的街道》（1997）、《纸质的时间》（1998）、《重庆生活》（1999年获星星跨世纪诗歌奖）、《身体里泄露出来的光》（2000）、《神秘的编织》（2002）。此外，在1994年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城市玩笑》，获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出版随笔集《都市脸谱》。
李元胜的诗歌始终保持着恬静、优雅、神秘的抒情气息，表现出一种智性写作的特质，诗歌中不经意的技术处理融合了抒情、象征、隐喻、戏谑和反讽品质。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两个对象，一个是被用来借喻的、没有生命的自然，一个是诗人的内心生活，诗人在包容一切的自然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正如这首短小的诗作《我曾经问过自己》所体现的哲理之思：
我曾经问过自己
一个人需要经历多久
需要多少次
看着白天被抽走色彩
直到变成一丝泡沫
在黑暗边缘周围颤动
我一直试图明白
这一天被掏空的意义
等待的意义，苍老的意义
当我只能
无所事事地独自面对落日
更多的往事
是否会使我感到更充实
就像秋天的向日葵
因为密匝的葵花子而饱满
李元胜主张一种高度放松的诗歌写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对周遭生活的真实判断，这种判断经历了对细节的精心挑选，避免了诗歌中的凌空蹈虚，对日常经验的重视使他的诗走向一种更为成熟的写作。诗集《重庆生活》体现了诗人由阅读刺激的写作向日常生活写作的转变。诗人善于在身边、在城市、在现代生活的所有角落发现新的诗意，关注生存本身的种种处境，从日常生活中抽出诗歌的细节，并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们写出来。比如这首情绪悠闲而意蕴深刻的《走得太快的人》：
走得太快的人
有时会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脸庞会模糊
速度给它掺进了
幻觉和未来的颜色
同样，走得太慢的人
有时会掉到自己身后
他不过是自己的阴影
有裂缝的过去
甚至，是自己一直
试图偷偷扔掉的垃圾
坐在树下的人
也不一定刚好是他自己
有时他坐在自己的左边
有时坐在自己的右边
幸好总的来说
他都坐在自己的附近
日常经验的积累为李元胜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类似的作品还包括《风景：阳光下的长亭》、《降落》、《谈话》、《清晨扫地的人》等等。然而，他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优雅、从容，却是难以模仿的。
柏铭久（1945―），男，辽宁海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协理事，四川散文诗学会理事。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炮一师作训参谋，1974年任万县地区二轻公司人秘科长；1985年任万县地区新华书店办公室主任。曾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青年文学》、《中国作家》、《星星》、《诗神》、《诗潮》、《诗歌月报》、《中国诗人》以及台湾《笠》、美国《明报》等报刊发表诗、散文诗以及评论等上千首（篇）。已出版诗集八种：《峡谷的风》（1988）、《沉思的风景》（1990）、《世纪的回声》（1992）、《情感的边缘》（1992）、《黛水之光》（1994）、《神女峰背后》（1996）、《叙述中的抵达》（2000）、《时光之轮》（2004）。柏铭久曾获第二、三、四届《中国星星新诗大奖赛》，“万家诗会”，“全国现代诗大奖赛”，《诗歌月刊》“中国七一之星新诗大奖赛”，《诗神》1995“全国诗神杯诗歌大奖”，《诗刊》“全国新田园诗”赛，中央广播电台神州之光“中华新旧诗词”，“大红鹰”全国文学大赛，《天津日报》等大赛奖。
柏铭久青年时代开始阅读了《诗经》、李白、杜甫、李商隐、普希金、艾略特、叶芝、默温、斯蒂文斯、埃利蒂斯等人的诗歌。并在与柯蓝、耿林莽、郭风、韩作荣、鄢家发、林染等当代作家诗人的交往中眼界大开。柏铭久的诗歌有很多取材于三峡景物、土地、人民和深厚的三峡文化。他曾多次与朋友一道或孤身独行于三峡峡谷中，曾到过巫山大昌，横渡大宁河，登龙首山，夜聚河滩饮酒。陪诗人林染到巫峡，宿青石神女峰下，披被看聚仙峰在云雾中像怪兽升起升落；听大雨，在神女峰上轰隆隆巨响。他还曾徒步瞿塘，到大溪，进巫峡，经青石，翻过翠屏峰抵达大山腹地的石碑村，并只身爬上神女峰背后，到了登龙村、望霞村，生活数日。长年在峡谷中的穿行，对这片土地诚挚而近乎痴情的热爱，使他写出了“峡谷的风”“神女峰背后”“黛水之光”“再向巫峡”等一系列三峡诗作。
柏铭久的三峡诗歌并未只停留于描写三峡的景物，而是力图在叙述中抵达三峡的本质。诚如诗人自己所言：让生命血液与三峡的历史与现实流汇在一起；让梦与三峡人的梦梦在一起。他写的诗就是没有三峡的词语，而笔下的一草一木也能让人体味出峡谷的滋味。柏铭久可谓一个三峡的行吟者，这位北方大汉在三峡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就像波佩所评论的那样：“柏铭久把自然当成故乡，并在返乡的路途中变成一块磐石，他的激情和浪漫气质是三峡方式的，他的言说方式也黏带了三峡谷地潮湿的氤氲。与北方正宗的中国（中心）庙堂文化有区别，柏铭久所处的诗歌地理背景以及领悟到的三峡大文化，恰恰是具有民间的、泛神论的、浪漫的边缘文化，这与他处于城市边缘依然怀有的故乡情结不谋而合。”
廖亦武（1958―），四川盐亭人，20世纪80年代曾在涪陵定居和创作，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1983年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中国：儿子们的年代》，引起诗坛关注。廖亦武的创作在1985年前基本上处于亢奋的浪漫激情阶段。《大盆地》、《人民》等为这一阶段代表作。其中，《大盆地》一诗以新奇密集的意象，深沉而错综的情感表达了新一代巴蜀后裔渴望超越盆地的开拓精神，其思想指向是相当积极的。
啊，大盆地！你红颜色的泥土滋养了我们，你群山环抱的空间是我们共鸣音很强的胸膛。
岁月诞生自你的腹部，奥秘和希望诞生自你的腹部。
你是世界上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平原上布满橘树、血橙，红甘蔗等血液丰富的植物。
你翻过的泥块像火苗蔓延开去，洋溢着一千种炽热而复杂的感情。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产生神话的时代”，昔日以红颜色滋养了巴人的大盆地，再也无法容纳新一代膨胀的情愫。于是：
我们体内交流着太阳的热力和大地的血。
我们放着筏子，像咆哮的水兽在激流中滑行，任金矿和浪头在脊梁上闪耀。
我们回应着空谷之音，喊叫洞穿地层，让始祖鸟的化石和沦落的远古内海悄悄开放。
我们第一次在梦中变成大禹时代的熊，把山脉推向海洋……
然后叩打海上月亮，回荡起银光闪闪的声音……
空阔的想象力和洒脱的长句式颇有惠特曼的雄风。豪壮中透出悲凉，仍可见内心搏斗的痕迹。大约从1985年发表《归宿》起，廖亦武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被称做骚动着生的痛楚和死的悲壮的“生命状态诗”巴铁：《他的执拗他的热情――理解廖亦武》，《中国》1986年第11期。包括《大循环》《巨匠》《情侣》《乐土》等一批探索性作品，使其成为现代史诗创作倾向的重要代表。作者本人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说法，甚至对“现代史诗性”表示过“质疑”契机在于，廖亦武在诗中所寻的乃是“生命之根”，是作者个体内在生命意识涌动与对民族历史命运思考的交会。这种能使个体民族获得再生的生命之根在作者看来不是羸弱的现实文化，而是存在于原始蛮荒（《巨匠》）、野性（《情侣》）和某种超自然的状态（《大循环》）之中。旨在表现精神不断追寻的三部曲《归宿》与其说是“归宿”，不如说是这一探索的真正开始和自觉。世俗的命运岩石般压来，诗中主人公却义无反顾走向炼狱和地心：
啊！沉落下去，我领略了石油、煤、金子与远古生物的欲望领略了内部世界的每一个形象，窥破了魔鬼的心我的眼泪如高热的液体分解了岩石，我和岩石一起松散成土壤我是新鲜的土壤横在古老的土壤之间于是：
我终于感觉到真正永恒的声音！
那长期以来迷惑我、捉弄我的声音从沉默的峭壁里，从人的皮肤里从带磁场的灵感里都潜流着这个声音！
这是一个没有形体的女人，然而我能从声音里感受形象感受消魂荡魄的快感。她能满足我，激励我启迪我唯一的创造是流浪漫无边际的流浪……
作者显然有明确的思想艺术追求：企望以个体生命体验再现民族乃至人类命运之迷，追求人格上的崇高感以及痴迷于某种“迷宗”的诗的境界。这一切构成了廖亦武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不竭的浪漫激情源于某种自许的使命感，狂放不羁的想象，高密度的新奇意象以及奔泻自如的长句则是其外部显现。他的某些追求有时空错位之感，语言选择亦有非诗的一面。但廖亦武的现代史诗创作仍给诗坛以新的刺激。他的执著追求所显示出的个性特征在整个第三代诗歌中都是较为突出的。
李亚伟（1963―），重庆酉阳人。1982年毕业于原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并开始诗歌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等创立“莽汉”诗歌流派，曾产生较大影响，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李亚伟的诗歌创作具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明显表现出对此前朦胧诗幽雅含蓄诗风的逆反。代表作有他的《硬汉》：“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在白天骄傲地做人后/便走进电影院/让银幕反过来看我们/在生活中是什么角色什么角色/我们仅仅是生活的雇佣兵/是爱情的贫农”。李亚伟的另一首代表作是他的《中文系》：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在这里，被视为高雅的大学生活在这种戏谑的口吻中显示出其荒诞可笑的一面：
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
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些明显具有解构意义的诗作很快便成为了新的“经典”之作，以至李亚伟在2006年因其诗集《豪猪的诗篇》获华语传媒盛典2005年年度诗人奖。
除了反传统和狂放以外，李亚伟的诗歌创作被认为与特定的地缘文化有关。“他直接使用了他的母语川东话（即重庆方言）。这些原生态的民间语言同时融合并刷新了传统诗词中死而不僵的那些常规语言。这是李亚伟和莽汉诗歌对汉语诗歌所作的重要贡献，也是《豪猪的诗篇》中那些优秀的诗作与目前大量泛滥的口水诗完全不同的地方。”（翟永明语）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李亚伟的诗歌创作对于重庆文学的特殊贡献。
唐诗（1967―），本名唐德荣，重庆荣昌人。出版有诗集《走向那棵树》（1996）、《花朵还未走到秋天》（2002）。唐诗早期的诗歌创作即显示出一种对乡村生活的依恋情结，诗中不断交替出现乡村生活中的各种意象，特别是对于乡村人物命运的关注。如他的《李老爹》：“老伴和他睡过最后一晚上走了/从此他把老伴做的汗帕包在头上/走路干活睡觉都包着//有一天他不能不洗那汗帕/用水搓洗着悠长的思念晾在老伴牵起的绳上/太阳把他对老伴的思念照得喷香发烫//可是起风了落雨了/他没有来得及取下汗帕汗帕被风吹凉了被雨打湿了/那汗帕的温情再也没有圈在他头上/我看见他病了时常拄着拐杖/走向山边那座坟茔”。但从他的第一部诗集《走向那棵树》中的作品看，唐诗早期诗作中的乡村意识还不够自觉，对题材也缺乏进一步的提炼。唐诗在早期诗作中还只是把自己比做一棵树，在他的第二部诗作《花朵还未走到秋天》中则更为明确地把自己称做是“村庄的儿子”。“村庄的儿子常常在/深奥的命运之外/结出星星蓬勃的果实//村庄用炊烟颤抖的手掌/轻轻抚摩胸怀广大的儿子/在村庄花明柳岸的爱抚中/村庄的儿子/闯过重重叠叠的十万大山”。作品不仅内涵更为丰厚深邃，在艺术上也有了更为成熟的表现。
此外，重庆的中青年诗人杨矿、吴向阳、赵兴中、欧阳彬、刘清泉等，均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诗人。
第四节 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冉庄（1938―），土家族，重庆酉阳人，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曾在重庆市市中区曲艺团、重庆市市中区文化局、重庆市市中区文联等部门工作，现已退休。冉庄自1956年在《四川文艺》第三期上发表处女诗作《贺喜队》起，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星星》、《当代》、《十月》、《民族文学》、《红岩》以及台湾《葡萄园》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共计200余万言，出版诗集《唱高调的黑母鸡》（1981）、《山河恋》（1989）、《泼水梦》（1992）、《沿着三峡走》（1993）、《山海心曲》（1994）、《与云为伴》（1996）、《冉庄诗选》（1997）、《旅美诗抄》（2002）、《冉庄短诗选》等共九种，另出版有散文及评论集《洱海月》（1993）、《冉庄诗文论谈》（1993）、《冉庄散文集》（1996）等，是当代重庆有全国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其作品《冉庄诗选》曾在1999年获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颁发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冉庄的诗歌创作较多取材于巴蜀地区山水风物，被认为是继孔孚后另一位重要的当代“山水诗人”杨四平：《冉庄诗歌谈篇》，1996年2月16日《文艺报》。其中，大量抒写三峡的诗作显示了冉庄诗歌的创作特色。如《沿着三峡走》写诗人“沿着三峡走”所得到的美好印象：
沿着三峡走，
两岸景色秀：
秋风染红叶，
金橘满枝头，
站在船头望，
颂歌飞出口。
啊！美丽的峡江，
日夜在我心上流。
沿着三峡走，
如在画中游：
白帝笑颜开，
神女挥彩袖，
长虹从天降，
江天铺星斗。
啊！雄伟的峡江，
日夜在我心上流。
该诗语言精致流畅，取景富有代表性，是当代抒写三峡景色的优秀作品，曾被谱为歌曲传唱。其他如《神女夕照》、《白帝城远眺》、《兵书宝剑峡》、《繁星与标灯》、《古峡栈道》等，都在对三峡的历史和现实观照中抒发了当代诗人对于自然山水的新鲜感受，是巴渝文化历史积淀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冉庄的山水诗较少自然本身的呈露而具有浓郁的“人化”色彩，如他的写西南边疆风光的《屯洪渡口》就直接取材于人文环境而不是自然风光：
秋风轻轻，/轻轻地把竹丛抚弄；/薄雾轻轻，/轻轻裹住江的笑容；
/竹筏轻轻，/轻轻在瑞丽江上滑动。
一船笑声清脆，/一船花儿鲜红，/岸边卜哨手巾挥舞，/船上胞波花伞晃动，/唯有艄公竹篙轻点，/轻轻摇醒江的美梦。
这自然也是一幅优美的山水风情画，但已不是中国传统山水诗那种主体融入对象后的“以物观物”的审美姿态，而表现出一种极为明显的“以我观物”的审美心态，因而更像是一种“咏物诗”。这也从一方面显示了当代山水诗从审美姿态到语言艺术探索的痕迹。
多年的艺术实践，使冉庄的诗歌创作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冉庄诗歌创作语言风格的突出特点是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简练和民歌的质朴，同时以现代汉语的语言方式写出，形成一种独特的“古典白话”语言风格。如他的《山里人家》：
石墙石柱石瓦片，
绿竹绿柳绿篱笆，
窗含千秋林海，
门笼朝烟暮霞。
屋前鸣蝉，
屋后唱蛙，
两条追山猎狗，
伴着山里人家。
白天掀开朵朵云，
山岩地边种庄稼；
夜里门前一壶茶，
常同星星聊神话。
应该说，这样的诗作在艺术上还是成功的。“民歌+古典”的方式尽管不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唯一道路，但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冉庄是在不期然的艺术追求中逐渐接近这一目标的。
冉庄的诗歌创作既有其一贯的风格特征，又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趋势是作品的艺术视野越来越开阔，语言风格也更趋朴素自然，折射出诗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悟也在发生不小的变化。如写于近期的《旅美诗抄》中的一些作品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了新的体认，诗人的宇宙观艺术观也显示了新的飞跃。冉庄在该诗集的“后记”中称“9？11”事件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的诗歌创作至此也戛然而止。这为我们认识冉庄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作为当代重庆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冉庄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值得关注的。他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则早已融化为诗中的血肉。
冉冉（1963―），女，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出生在酉阳一个偏僻的乡下，1982年考入某高校，得以走出乌江腹地，看到大山之外阔大的世界，并开始诗歌创作。大学毕业后，曾做过高校图书管理员，现供职于重庆市某文学刊物。199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暗处的梨花》，得到诗坛前辈的好评，认为诗质纯粹，诗风素雅，诗境沉静，情感真挚，在当今浮躁的诗坛实属难得。1997年，《暗处的梨花》获“薛林怀乡诗奖”，在诗坛引起反响。20世纪90年代末，冉冉相继写作并发表了组诗《大界：人物》、《大界：白昼和夜晚》及长诗《冬天》，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冉冉描述自己“是个表面平静，内心却异常激动的人”。这在她前期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其写作姿态可以表述为“沉思的把握”。《梅花开放》、《收谷》等诗篇，恬淡从容，恰如生活、生命本身的徐徐展开，真实而自然。潜心于从事物中发现与其情感世界相通和谐统一的那些精神内容，是冉冉这一时期基本的诗学立场。穿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喧嚣的诗坛的冉冉，一开始便坚执地寻找和显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并逐渐形成典雅而精致的艺术风格。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冉冉的诗风有所变化。冉冉声称有一段时间曾有意规避地域特色，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文化成长中的地域经验的凭借与利用，与对超拔的追求并不矛盾。“大界”（“界”应读作“盖”）题材的选取，长诗《冬天》的写作及获得好评，证明冉冉寻找到弥合其裂隙的言说方式。在《大界：人物》、《大界：白昼和夜晚》中，“叙事性”、“及物性”的言说方式与过往经验的诗性发掘得到高度的融通和统一。《冬天》则更是厚重而显示出某种大家气象的作品，关于寒冷、关于饥饿这些既极具个人性且又具有普泛性的记忆与经验，经由诗人作品得到强化，得到释放。这部长诗的出现，不仅是冉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重要收获。
作为青年女诗人，冉冉的诗歌创作的性别色彩也是引人注目的。冉冉不少的诗与暗夜有关。将《暗处的梨花》作为诗集的书名，不会全然是巧合。“重新活过，我就活在黑夜/在夜里不回忆不懊恼也不厌倦”。这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选择，是生存的智慧。“静夜思”式的自我拯救方式，既是相当个性化的，也是相当女性主义化的。
冉仲景（1966―），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在酉阳这个土家族聚居地的乡间度过自己的少年时光。18岁出门远行，考入原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书。1987年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康定，在那里的师范学校教书，娶妻生子。十年之后回到故乡酉阳仍做教师。“与生俱来的乡村生活经历/使我温柔，羞怯、唯美/蔑视一切高贵”。冉仲景从乡村出发，进入城市的大学校园，但大学并没有教会他亲近城市。康定的雪山、高原和青稞酒给这位土家族汉子镀上一层冷峭的颜色。他在康定生活和写作，高原给他提供了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催生了《康定》、《草原女人》、《走向雪山》、《朝圣者》、《献给阿央嘉玛的十四行诗》等一大批佳作，天地的纯净铸造了纯净透明而坚毅的诗。康定高原固然是他创作的精神和文化源头，另一个源头则来自故乡，故乡经验不仅成为参照，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推力。
十年漂泊回到故乡酉阳后，冉仲景理所当然以故乡为抒情对象，写了相当一批优秀作品。“除了良知和心中的话语/亲人们，我带不回更多更美的礼物”（《返回》）。“良知”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心中的话语”则既有过往的经验，也有现实的触发。于是，唢呐、洞箫、芭茅这些故乡所熟稔的事物，都化为诗的意象。《唢呐》、《深入乡村》、《民歌》、《乡村遗嘱》、《声音》、《山里人》、《月色》等作品，从内地乡村温软柔媚的事象中，发掘出冷峭钝重的生活寓言。
冉仲景并没有去刻意追求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风格，但他的全部的抒写，都是非常民族化和地域化的。这在中国当代诗坛，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冉仲景的文化养成、诗歌精神连同他漂泊的行旅一起辗转，从不放弃。“远离家乡，远离那块褐色/而又贫瘠的土地/我的噪音从未改变，我的心中/常常升起泥腥味的旋律”（《民歌》），最能体现诗人的写作姿态。康定和酉阳两个民族聚居地域，在诗人的写作资源中都十分重要，并形成互动的关系。故乡经验推动了诗人的康定写作，康定生活也成为故乡写作的内在驱力。这为冉仲景形成诗歌纯净的风格创造了条件。他的特殊生活经历、民族身份甚至形貌体态，使他得以拒绝各种文化形态的干扰和污染，而保持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立的文化品质。
何小竹（1963―），苗族，重庆彭水人。从事过乐队演奏、政府公务员、广告文案、杂志主编等职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之后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成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1986年《非非》创刊号在“非非风度”栏目发表他的总题为《鬼城》的一组诗歌作品。198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1991年出版诗集《回头的羊》。组诗《黑森林》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开始小说创作，有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及中短篇小说《女巫制造者》、《爱情歌谣》等发表。现居成都专事写作。
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何小竹的诗歌创作较早便带有浓厚的实验色彩。他并没有完全接受“非非主义”的理论宣言。他的创作有别于冉冉，并不“朝向内心写作”，以作品作为情感宣泄的手段，而注重写作本身的价值。他的“非非主义”观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非诗”，即“以毁弃已有的诗歌成见为己任”。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还没有完全进入“反叛者”的角色。文化传统、地域经验这些诗歌传统中活跃的因素，仍对他的创作产生很大的作用。诗歌的传统美学品格，还多有保留，这在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中有较为鲜明的表现。历史文化在时间的冲刷淘洗之后，失却了它古朴原始的风貌，又以“心理残迹”延续着它的存在。“黑色意象”在何小竹的诗中反复出现：“黑森林”、“黑米”、“黑木梳”、“乌鸦”、“黑蚂蚁”等等。那是关于苗族文化的隐喻。“乌江”、“普子河”等这类地理词语也被频繁使用，并非出于无意义的词语把玩。这样，他就仍然还是把诗当诗一样写，有创造，给读者提供着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又与常规审美经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而满足较多读者的审美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何小竹将相当多的精力转移到小说创作上来。这一方面与诗歌（特别是先锋诗歌）的中落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诗人新的探索。他的小说创作又延续着诗歌创作的传统，即将“幻想”元素作为小说文本建构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推力。《潘金莲回忆录》对历史的改写及细节的扩张，足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明。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将现实作为躯壳，而填充以想象性内容，化虚构为真实。这也说明，何小竹本质上仍是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