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散文
第一节 建国后17年的重庆散文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建国十七年的重庆文学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起共奏凯歌，也一同经历风风雨雨。这个时期的重庆文学，与当时的整个新中国文学一样，抒发热烈的情感与表达昂扬的精神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诗歌和散文等成为最适宜采用也用得极其广泛的体裁。由于散文取材广阔，篇幅一般短小，表现方法灵活自由、不拘一格，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能够迅速反映多种多样的题材的极为合适的样式”，甚至被称为是“文艺上的轻骑兵”。它能够迅速反映现实，也能直接配合斗争需要。这是它能发挥的一大功能，但也是这一特点使它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建国之初的散文创作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表现在通讯、特写等现在被归为新闻类的文体上。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编写的全国第一部《散文特写选》，主要的作品都是以通讯、特写为主。到1959年编写《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时，散文卷仍然用《散文特写》这个书名。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通讯、特写之类的名词用得少了，散文的主力军换成了报告文学。方纪的《三峡之秋》等作品描绘为三峡事业献身的工程师们的工作镜头，引起较大反响。无论是通讯特写还是报告文学，作为当时散文创作的主要体裁，显示出了与新闻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表现了反映现实的直观和快捷。
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也被称为小品文。这些散文作品抒情与叙事相结合，而又侧重表达作者内心感受，只是它比之通讯、特写等反映大题材的样式而言，较难引起社会反响，更多的是在表达作家的心绪和感受。有描绘大好河山、故土景物的写景抒情类作品，也有讴歌新人新事的写人记事类作品。而散文中着重议论的一个重要部类――杂文，在整个散文发展中，是最为缓慢和受挫最多的。曾经短暂出现过的一些揭露和批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杂文，很快被打为反党“毒草”而被铲除，使得这一散文样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得到充分的空间予以发展。
建国以后的重庆散文，大多发表于《重庆日报》这一重庆主要报刊的文学副刊上，烙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点。讴歌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之情，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美好憧憬、表现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的思想等散文层出不穷，成为当代重庆散文的主流。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赞颂工人、农民、战士和各种新的时代人物崭新的精神面貌、表达对祖国建设与新时代的热爱等情感，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题和基调。诸如苏岚的《藏胞热爱毛主席和解放军》（1952年12月25日）、王文彬的《朝中人民友谊万岁》（1952年12月29日）、余开斌的《争红旗》（1953年5月6日）、里扬的《要永远向前看！》（1953年5月13日）以及施大鹏的《在共产主义的曙光照耀下前进》、肖曼若的《学习苏联文艺、吸取革命力量》等等文章，都涌动着沸腾的情感，承载着政治的色彩。
比之直抒胸臆表达热烈情感的诗歌来说，较平实地表现人民生活，记录身边人的故事，表达真情实感的散文仍占很大一部分。如刘孟戎的《张小文和王大妈》、赵耕田的《我和她》、刘绍坤的《爸的礼物》、刘明光的《村校教师杨亮》、张天授的《师徒之间》等。很多散文作品显示出了以情动人、真实贴近、文风朴实的特质。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建设上，全国已是一派激昂热潮。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相比，文艺界的现状，则显得异常小心谨慎。历经建国初三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也即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至“胡风冤案”，尤其是后两次批判，在重庆文艺界同样引起很大反响。我们从《重庆日报》上面可以看到当时一些文章激烈的言辞。
于是，文艺界以及广大知识分子逐步变得格外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政治气压紧贴在文艺创作的上空，使文艺界逐步显得沉默暗淡，一派紧张气氛。虽然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方针得以出台，但是历史的发展没有这样简单地进行下去。这一文化方针的实施并未能持续多久就遭到了干扰。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施实际上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使这一方针带来的繁荣景象毁于一旦。于是，有的作家选择沉默，喑哑了嗓子；有的则受到迫害，彻底失去话语权。纵观留下来的刊载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尤其1957年以后，议论性散文较为活跃，对思想的探讨、争论，甚至言辞激烈的批评，占了较大篇幅。此时的散文作品，承载的政治色彩已远远超过文学。历经历史风云之后再去品鉴，亦然留存下来的意义并不太大了。
1957年的重庆散文有一本散文集子闪现亮光，这就是重庆作家王余所著的散文集《初访黄沙河》，1957年4月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宝成铁路建设工程的散文集。
这一时期重庆散文的一个突出代表作家是林彦。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以及杂文、评论，并以鲜明的风格和丰厚的作品成为重庆散文的重要作家。林彦（1927―），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文学创作，曾担任过西南大行政区的文艺综合刊物《西南文艺》（1951年创刊，1956年更名为《红岩》文学杂志）的编辑。著有《挺进报纪事》、《窗口》、《六月的雨》、《路与脚印》、《何必怅望那夕阳》、《冬天，春天》、《历史没有空白》等。
林彦的散文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写人记事为主，歌颂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的生产生活与代表人物的故事，文风朴实。如1949年7月5日发表在《新民报》的散文《山谷里》，歌颂山谷里的可贵友情；1950年10月16日发表在《新民报》上的散文《童淑惠》，记录的是成长中的新一代；而1954年5月号《西南文艺》刊载的《牵引》，讲的是矿上司机孙汉清的事迹；1954年《群众文艺》上发表的《倔强》讲的是徐定发的故事；1956年3月号《西南文艺》上发的《光明大道》讲的是颜成端的事迹；《三年和三个月》，记述的是纱厂女工杨嘉华……林彦的这类作品主要创作时间集中在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后来部分作品结集为《冬天，春天》出版。二是以散文诗集《六月的雨》为代表的抒情类文艺散文，文笔洗练畅达，善于在优美细腻的写景抒情中表达人生感悟，如《乌江月》、《张家界》、《黄河边上》、《海上的日出》、《戈壁滩上》等篇章，文笔饱蘸深情，以诗的笔调写散文，于景致的细腻描绘中挖掘人生哲理，传达内心激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三是以《历史没有空白》、《四十年代后期的重庆杂文》等等为代表的史论性杂文、评论作品。林彦不仅仅是一位散文创作者，因为曾经在解放之后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处长，对当时的整个重庆文艺工作有着宏观的了解，使他后来致力于对40年代重庆散文、杂文的状况研究、整理和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写下很多史论、评论文章，也成为了解重庆散文尤其是杂文的一扇窗口。
总的来说，建国之后，两股文艺工作者的洪流汇集一起，分别是原先留居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与来自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积极发展文艺，例如筹备和召开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创刊和编辑出版《大众文艺》（1950年5月创刊）、《群众文艺》（1953年7月创刊）、《西南文艺》（1951年10月在《大众文艺》终刊后创刊）、《红岩》（1956年7月在《西南文艺》终刊后创刊）以及《新华文艺》（1951年7月创刊）、《说古唱今》等刊物，极大地繁荣了当时的文艺创作。据195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曾克在第一届会员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自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后（也就是1953年以来三年时间），我区作者共发表作品约：散文6107600字；诗歌1647首……见《红岩》创刊号，1956年7月。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大家的创作情绪也更加高涨起来，除了40多位专业作家之外，还有工作和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工人、群众，都成为业余写作者，积极投身写作繁荣创作。而建国后17年的散文创作，在激情昂扬当中，虽然也有着当时的时代烙印，比如题材面较为狭窄，以“大我”代替“小我”抒情等，但是这样的散文创作的繁荣局面还是在随后到来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消解，走向另一段历史时期。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散文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文化遭受灾难性的打击，重庆同样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且成为武斗严重的地区之一。文学上，“文革”期间重庆唯一公开发行的报刊――《重庆日报》，同样成为我们今天隔着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回望历史的一道窗口。
作为当时的主要文艺渠道，《重庆日报》“山花烂漫”这一副刊专栏主要发表散文和诗歌。作品主要内容受着当时各种风潮影响。在那个时代的散文作品，一方面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依然体现着散文自身的文学品质。这在当时的确已算难能可贵。概括起来讲，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的散文创作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散文作者大多来自生产第一线，如长航船员、煤矿工人、仪表厂、川维厂、重钢等企业工人。他们把来自第一线的生产景象鲜活地反映在文字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重庆文坛的重要作家。如当时的供电公司工人曾宪国、长航工人卢寿绵，以及杨永年、女工陆政英等。
第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散文在题材内容上多以反映生产状况，歌颂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为主，热情高昂，情绪飞扬。如重钢职工朱朝全的《报春的锣鼓》，反映工业学大庆的炼钢景象；于歌的《热浪滚滚》，反映汽车厂铸钢车间为超产百分之二十日夜奋战、争分夺秒大干快上、“宁掉几斤肉、誓夺千斤钢”的场景；明毅的《巴河苗》讲述的是下乡知青在农村锻炼与贫下中农水乳交融进行开山治水大工程的故事；杨永年的《不尽春潮滚滚来》描绘的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图景……与此同时，反映生产战线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和事迹的散文也比较多，体现散文在记人叙事上的优势特色。如卢寿绵的《在红色的航线上》，记述的是一位先进船员老江的故事；女工陆政英的《煤城春花》赞美煤城矿灯姑娘、装车女将等“半边天”的风采；曙光仪表厂工人玉山的《晨曦歌声》，讲述了一位平凡而可敬的老吴师傅的故事。除了此类题材，表达对故乡的赞美、热爱之情的散文也是一个主要内容，如廷贵描述大巴山的散文《山》以及《故乡行》等，就是表达对故土的真挚情感。总之，此类散文带有着当时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保持了散文应有的文学品质，不过前面所列举的文章多见于1972年、1973年以后的《重庆日报》“山花灿烂”副刊，尤其以1975年的居多，可视为是一种文学回归在散文上的体现。
第三，在写作风格与手法上，以直抒胸臆或借物抒情、以物喻志者居多。如曾宪国的《灯光》把架线工等供电人员所架起的“明灯”比喻他们的红心闪亮在每一个黑暗的地方；王浩然的《赞春燕》以“只只春燕引春光，无数春燕竞飞翔”比喻工厂前往北京汇报的代表像春燕一样报春；以及周登文的《航标灯》、明毅的《路》等等，都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以物托志，借物抒情。而陆？的《我们的心守卫在天安门》、曾宪国的《永远高唱东方红》等散文，直抒胸臆，表达人民热烈的感情。此类创作手法和风格曾经主宰中国文坛尤其散文创作上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可谓深远，重庆散文亦显示出同样特征。
第四，评论杂谈类文章。此类文章更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思想锋芒。部分表达思想言论的杂文，则因其时代原因已成为政治图解工具，带有的文学色彩不多，故也无太大意义留存剖析。而对影视文艺作品的评论也带有鲜明的思想批判色彩，如对电影《春苗》、《卖花姑娘》以及现代京剧作品如《磐石湾》等的评论；此类在其他章节 应会有所侧重，此处不多赘言。
总之，建国17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散文创作，有成绩同时也有遗憾，烙下了较深的时代痕迹，有着其局限性，例如许多作品存在内容上的虚饰、思维模式上的单一、以及形式上的雷同化等问题。但是，它也体现出了散文应有的文学品质，在贴近性、记录身边人和事、表达真情实感等方面，体现出了其他文体难以实现的优势，留下一些至今看来依然精彩的散文作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初的散文创作。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内的散文作品并未像很多文化史上记载的那样，以一句简单的“文坛荒芜”而全部囊括。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重庆的散文创作依然有着它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记录身边劳动者的写人记事的散文作品，塑造了无数站在时代前列、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的形象，书写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时代之间真情交融、激情飞扬的状态，这种真情实感的抒写最大限度地在当时的环境下发挥了散文的特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