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即从建构和谐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视角研究文本；另一种是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即从学术研究的版本学视角研究文本。与此相适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也有这么两种研究方法，即有些学者主张学术性，认为文本和哲学史“才是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1】；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突出政治性（即意识形态性），因为“突出学术性诉求、强调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形式主义化’，疏离现实生活和规避政治路线，至少是‘格局太小了’”【2】。历史考证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并不是冲突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部分。基于本书的主旨，这一部分将主要按照历史考证的方法来介绍《笔记》的写作背景、国外的主要版本和传播，以及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第一章 《笔记》写作背景
自从《笔记》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以来，学术界对《笔记》的写作背景就存在着诸多争议。许多学者（包括作为马克思学生和战友的弗兰茨·梅林）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已经心力交瘁，尤其是在燕妮去世以后，马克思就没有能力继续从事理论研究。这即是说，在一些学者眼里，《笔记》只能是马克思在不能进行学术研究时的“读书行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马克思晚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不想与恩格斯见面，因为他认为恩格斯“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3】，但身体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晚年失去了理论研究的能力。相反，《笔记》的发现，恰恰反证了马克思晚年能够继续从事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就像马克思没能整理和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样，马克思也未能完成《笔记》的整理和出版。为了准确表征马克思摘录和评注《笔记》的思想内核，在这里，有必要深入探讨马克思《笔记》的整个写作背景。
一 《笔记》写作的时代背景
《笔记》写作时间是19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代，毫无疑问还是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如何概括这个时代呢？本书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发展史，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都证明《笔记》时期的时代精神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所谓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概括，为我们总结《笔记》时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一种视角，即从社会哲学的理论角度概括那个时代，而不是从编年史的角度诠释时代背景。从社会哲学的视角理解时代背景，就是从社会存在状态的视角理解时代精神。《笔记》时代的社会存在状态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更趋动荡。从广义上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准备时期、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其中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之相对应，《笔记》所处的时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向垄断时期转变的阶段。马克思对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了一个社会哲学般的总结，即“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从“1873年：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破产，紧接着是奥地利的银行倒闭，随后是德国的银行倒闭；德国的重工业刚刚由于战争的努力和铁路、轮船的建造经历了资力雄厚的扩张，就遭遇到价格上涨，利润下跌，不得不收缩。1874年铸铁的生产量减少21%，价格下跌37%；失业使得一些工人重返农村。巴龙·冯·奥本海姆在1875年10月写道，56年来还没有一次拖延这样久的危机”【8】。这是因为，垄断在这个时期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反映，而《笔记》所处的19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正是以1873年危机为开端延至1895年的资本主义大衰退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开始显得扑朔迷离。所谓扑朔迷离，就是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革命，另一种观念是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革命发生，比如巴黎公社起义；而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观念似乎也在被证实。比如资本逻辑催生着资本主义制度顽强的自救能力，“德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之后，立刻进入了保护主义和1869年开始的组建卡特尔的阶段（1879—1885年建立了76个卡特尔）……南非发现黄金，法国开凿通过巴拿马的运河工程，美国开始敷设新的铁路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了新经济发展的可能”【9】，等等。总之，资本主义制度在《笔记》摘录和写作的这个时期剧烈动荡，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是《笔记》所处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复杂。自资本主义产生那一天起，不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多么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一直处在不可调和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歇。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后，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从经济转向了社会整个领域（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比如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德国三月革命、1848年欧洲民族独立运动，等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这些都是《笔记》之前的时代存在状况。《笔记》时期的形势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更趋复杂。首先，巴黎公社革命刚刚失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了72天（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活动。“凡尔赛军队占领巴黎后，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巴黎尸横遍地，大街小巷浸没在血海里。先后有3万多人被杀害，5万多人被捕。梯也尔政府还设立了26个军事法庭，被监禁、流放达1万多人。受害者共达10万余人。”【10】其次，无产阶级代表们的观念时有冲突。比如，“哥达合并大会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虽然在组织上合并了，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消除，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放弃拉萨尔主义。党的理论水平暂时降低了。欧根·杜林便乘机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全面进攻，声称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而变革’”【11】。
第三，社会主义道路亟待探索。自从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后，大约每隔10年，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地爆发一次，1847年到184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演变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之相适应，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即开始了独立的政治运动，比如1831年和1834年爆发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到1848年爆发了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爆发了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众多的斗争和起义都是源于对工资待遇的不满，斗争的手段也多是以破坏机器和捣毁工厂为主。这就是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这时的无产阶级都明显不够成熟。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证明：“无产阶级必须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12】这里所说的正确道路，还不是指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指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在1848年欧洲多国展开的民族独立运动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了深刻的反思和系统的总结，写下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影响深远的文章，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手段是暴力革命、人民群众是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力量、工人和农民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这些论述的理论前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就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的。1871年3月18日，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巴黎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建立，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比如巴黎公社的探讨就是多方面的，它废除了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统治形式，建立了立法和行政统一的机关——公社（委员会）。尽管如此，巴黎公社也只存在了72天。这就不能不令关心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有识之士进行深入的反思，即社会主义究竟该如何建构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为此写下了著名的反思文章《法兰西内战》，提出巴黎公社革命的目的是“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13】。
二 《笔记》写作的学术史背景
如果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相关哲学理论，那么共产主义理论则是建立在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之上。但是，具体的共产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而人类的生存又特别重视“日常生活经验”，所以，马克思也不能例外，即不能不关注社会运行的历史事实。《笔记》的撰写就是马克思重视社会史、重视思想史的最好证明。在《笔记》中，马克思试图找到思想家“合理”的社会道路阐释，发现思想家建构“理想社会状态”的理论困难。追溯社会史，不难发现，马克思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对黑格尔理想社会状态的扬弃，但黑格尔理想的社会状态则是对以往社会观的扬弃，即黑格尔是通过《历史哲学》一书完成的。本书把这种追求“理想社会状态”的学术史分为如下四个方面（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的考察）。
第一，以国家伦理为主题的社会权力思想研究。在古希腊时期，自苏格拉底开始，社会哲学家就持续关注国家问题，以至于出现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国家社会哲学。苏格拉底对社会运行问题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法制的尊重，即尊重“国家”赋予法制的权力。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史来看，苏格拉底虽然为维护法制的尊严，死在了在现在看来是十分错误的判决之上，但他的死对社会运行理论的演变起着重大影响。最直接的是对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对制造苏格拉底死亡的社会民主制度给予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与之对抗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社会哲学论，是在反思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前辈学说基础上提出的，强调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性，而国家共同体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权力的制衡机制，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史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伦理为前提的权力社会史”，其有两大重要特征。一个特征是，善是最核心的国家伦理。尽管善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善”的理念的确构成了权力社会史时期的社会运行“本体”，即不可逾越的终极价值。为此，亚里士多德从现实的社会状况给予了阐释：“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14】另一个特征是，各种社会政治体制对于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公正和平等的原则理解不同。不管何种体制，都是在标榜自己体制权力运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衡量一种社会政治体制是否可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正和平等。这即是说，社会政治体制之所以不断变换，是源于人们对公正和平等内涵的不同理解。“例如平民制就建立在这种平等观念之上，即在某一方面平等的人要求在所有方面的无条件平等——一切公民都是同等的自由人，他们就认为在无条件的意义上也是人人平等；而寡头制则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之上，即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自己也与人不平等——在财富方面他们与人不平等，便觉得在无条件的意义上与人不平等。于是乎，平民主义者认为自己与人平等，遂要求在一切方面同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寡头主义者既已与人不平等，便企求多占多得，因为多占多得即是一种不平等。”【15】
第二，以宗教神学为主题的社会宗教思想研究。西方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即基督教神学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宗教神学不但成了判断人们道德和行为的坐标，而且成了社会运行的导航仪，整个社会充斥着基督教的关系和伦理。对于这段历史，哲学家评价不一，有的学者实行彻底否定，认为这个时期是人类最黑暗的年代；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而导致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自己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虽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6】，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鸦片（即宗教）”只是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如果说宗教只能是起到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那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与“社会主义道路”相违背。从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看，宗教神学也并非一无是处，相反，也有其产生的现实合理性。比如在基督教神学社会思想史中，奥古斯丁是一个重要代表，其思想核心就是：尘世的世界充满了自私，上帝的世界充满了爱。那么，奥古斯丁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这是因为奥古斯丁看到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仅要饱受现实的苦难，还要遭受精神的折磨，所以，他用自己的理论告诉人们，在上帝的世界里，“有真正的和平，没有人会遭受冲突之苦，不论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来自旁人的……神都是个永福之地，地位低的人不会嫉妒任何地位高的人，就像天使们不会嫉妒大天使一样，因为没有人觊觎他不能得到的位置”【17】。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基督教神学家的代表奥古斯丁等人，都应该视为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时代精神和学术视野去要求那个时代的奥古斯丁，相反，奥古斯丁的思想恰恰迎合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复旦大学的于海先生是这样叙述的：“基督教起于下层社会，不承认任何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坚持慈善、布施和救贫的要求，这对于深受种族、阶级和奴隶制奴役的劳苦大众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基督教不只是一种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更成为令社会各方都不能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18】
第三，以个人主体性为主题的社会现代性思想研究。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标志，或称基本原则，就是个人主体性，即现代性。在这个时期，主体自由成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而且是一个无需其他辅助条件的根性基础。换言之，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的哲学原则，就是指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这个时期的人们实现了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梦想。然而，如果从哲学的批判本性认识现代性自由观，得出的就不仅仅是现代性自由观的贡献，还包含现代性自由观的困境所在。众所周知，人的意识是活跃、变化的，这就容易导致自由标准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个体之间的交往无法“自由”进行。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性自由观的原则下，用黑格尔的话概括就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19】这就意味着，如果把个人主体性贯彻到社会当中，就会使社会成为个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以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瓦解。【20】黑格尔把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性自由称为“普遍的自由”，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21】，这种状况表明，“与作为现实的普遍意志的政府相对立的，只是非现实的纯粹意志、[内心]意图。因此有嫌疑就代替了有罪过；或者说，有嫌疑，就有犯了罪的意义和效果，而且为对付这种深藏于单纯内心意图中的现实而采取的外在行动，就是干脆地把这种存在着的自我或个人消除掉，这种自我除了它的存在本身而外，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供消除的”【22】，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自由原则使得社会共同体成了虚设。
第四，以绝对精神为主题的黑格尔社会思辨思想研究。如果说，以国家伦理为主题的社会权力思想研究被以宗教神学为主题的社会宗教思想研究所取代，根源于思想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尽管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没有摆脱“本体论”的思维），那么，以个人主体性为主题的社会现代性思想研究取代以宗教神学为主题的社会宗教思想，则是根源于思想家对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即人的本质是自由。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以个人主体性为主题的社会现代性思想研究，无法寻找到实现自由的可行性方法，即黑格尔认识到了现代性存在的问题。对此，黑格尔提出克服现代性问题的方法是，要确立“绝对精神”，因为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在他看来，精神也是从自身存在的低级阶段开始，经过漫长而艰巨的辩证历史发展，才能逐步地达到它自身的完全实现。具体来看，精神的这种历史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主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阶段和绝对精神阶段。在主观精神阶段，精神还只是自在的、潜在的精神；相对于主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阶段突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束缚，实现了普遍精神本性的客观化；在绝对精神阶段，精神实现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辩证统一，此时的精神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认识到了自己的实在，实现了无限的、完全具体的绝对自由，即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形式。精神经过主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阶段、绝对精神阶段以后，能够使精神本身得到确认，即实现了一个自由的绝对精神世界。然而，在后人眼里，以绝对精神为主题的黑格尔社会思辨思想尽管能够自圆其说，但本质上是天国思维的结果，其社会思辨思想，并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即从精神本体的否定性运动出发消除主客二元的对立，是露骨的神秘主义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逻辑颠倒，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23】。
三 《笔记》写作的学术背景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尽管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的视角之上，但也不乏学者从学术性的角度研究马克思，比如他们致力于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长期以来，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不谈马克思理论的学术性，唯恐把马克思理论“降格”为学术后会玷污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学术的视角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不但不会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相反，能够促进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关于这一认知，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阐释清晰，即“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4】。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是一致的，学术性是意识形态性的保障。因此，追溯《笔记》写作的学术背景，不仅对于还原马克思真实的《笔记》主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蕴，也有利于马克思理论的传播和认同。本书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学术划分方式，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领域。
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学术界，有两个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学者。然而，究竟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哪些基本的内容？对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两个学者的观点完全一样。比如，众多学者主张保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但他们的论证一经面世，很快就会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因此，准确界定《笔记》之前马克思研究哲学的状况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但这又是必须的工作，否则，就无法把握《笔记》的思维逻辑和思想前提。纵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笔者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但从所发表的文章、书信、参加的活动等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四大特征。第一，马克思哲学不承认权威思想和观念的存在。马克思哲学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辩证法。关于辩证法，马克思的理解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据此，“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25】，包括不承认权威思想和观念的存在。第二，马克思哲学坚持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在哲学史上，每一位社会哲学家的观点都有所不同，但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家们的思想却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黑格尔对此的解释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解释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这种观念的根源依然是辩证法，其对于哲学具有“前提性”意义。这里的前提性就是指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与时俱进，即用抽象的理论展现出当下的时代。第三，马克思哲学主张哲学理论来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进行改革就成为了现实，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围绕马克思哲学究竟该如何表征展开的辩论。对此，有的学者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取代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的学者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等。但不论怎样表征，实践始终都是不可回避的主题。为什么不能回避实践？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清晰的解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6】据此，本书认为，马克思哲学理论既来源于实践，也检验于实践。第四，马克思哲学最本质的特征是批判性和革命性。从哲学的本性看，哲学就是对前提的批判。也就是说，通过对前提的反思，找到更为“科学”的前提。而马克思哲学不承认权威思想和观念的存在，只以能够准确地表征时代精神为己任的后果，就是对传统的革命。坚持批判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哲学最本质的思维和逻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震荡以后，西方社会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甚至一度脱销。为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欢呼，断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仍然旺盛。事实上，西方社会的“马克思热”，热的并不是整个马克思理论，更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它们热的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表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依据，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社会还会出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热呢？很显然，这是源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不同解读，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认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欲望和贪婪，必然会引起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而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不仅是从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相反，也正是用自己的理论预言了全球资本主义化、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一书中，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明确提出：“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看到了资本主义难以置信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性质。”【27】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德赛认为：“马克思并不提倡企业国有化或用中央计划代替市场……马克思并不指望用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他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而不是关税壁垒的朋友。”【28】为此，他们断定：“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29】以上的分析表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问题，这或许也是马克思撰写《笔记》最直接的原因。本书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保障该时代生产方式正常运行的基本手段。与之相适应，就诞生了专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然就应该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即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理论。所谓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指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它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因为，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和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即剩余价值能够反映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即资本家不断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结论。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的发生，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仅仅是理论逻辑的体现，它在本质上根源于现实生活世界。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专门论述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不存在。本书认为，马克思分析得十分深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既然无法调和，又不愿意变革，势必造成经济危机的后果。历史的发展也业已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发现了经济危机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也在一定意义上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即这一理论“逼迫”资本主义展开自我救赎。
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科学研究的成果，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则不被西方学界的主流所接受。对此，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前提的质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唯物史观，即只有承认历史是决定的、客观的、有规律的，才能够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卡尔·波普尔把这一理论前提称之为历史主义，他认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30】另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论的质疑。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许诺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其必然结果，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真实自由。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是要终结的，只不过，“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31】，事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本书注：指资本主义制度）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结’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32】以上的分析表明，直至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依然是社会哲学研究的主题，即没有终结。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写作《笔记》时，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本书认为，《笔记》前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三大特征。第一，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必然要被终结。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在“新教伦理”影响下，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许多人为冲破封建中世纪的自由和民主体制感到振奋。然而，一定时期后，人们却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十分美好。但许多思想家仅看到不尽如人意的事实，却没能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真实原因，比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这一背后原因，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所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存在状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从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明显处于低潮，共产主义制度更是受到嘲笑。甚至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象。很明显，这些判断都是不尊重事实的臆断。就前者而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苏联和东欧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又急于求成。就后者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终极目标，至于如何实现自由的道路，直到今天，两个体制也都处于探索之中。所以，在理解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存在状态时，还是应该从本质上加以理解，即马克思自己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宏大叙事而非微观确证。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宏观的展望来规划未来社会体制。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判断，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积极参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事实，而是说，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体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只能从宏观上加以推理，而做不到微观上的确证。换言之，宏大叙事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微观确证则是社会学理论（或是哲学）研究的方法。如果将两者混淆，马克思不但不能因此获得更多的本不该获得的荣誉，相反，还会因此种理论的非科学性而蒙羞。
注释：
【1】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8页。
【2】同上书，第692—6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5】同上书，第277页。
【6】同上书，第275页。
【7】同上书，第276页。
【8】〔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
【9】〔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10】车有道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11】同上书，第155页。
【12】同上书，第13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14】〔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7】（转引自）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18】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20】曹典顺：《自由的尘世根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8—119页。
【2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4】同上书，第20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7】〔英〕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8】同上书，第3—4页。
【29】同上书，第4页。
【30】〔英〕卡尔·波普尔：《社会主义贫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1】〔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2】同上书，第1页。
◎第二章 《笔记》国外主要版本和传播
《笔记》在国外的版本和传播较为复杂，但主要的版本和传播都发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尤其是在苏联）。因此，关于《笔记》在国外的主要版本和传播就从两个方面展开，即不但介绍《笔记》在西方的主要版本和传播，也介绍《笔记》在俄罗斯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一 《笔记》在西方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马克思于1874—1882年对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约·布·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这五部著作做了大量摘录和评注。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起初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笔记的原件几经辗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保存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因而《笔记》从写作到正式出版发表经历了较长时间。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和评注的原文版本于1977年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由康普斯出版社出版，是法兰克福—纽约1977年版。
路易斯·亨·摩尔根著作的《古代社会》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对该书摘要和评注的第一个版本是1941年的俄文版，收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IX卷中。摘要的原文版本于1972年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摘要在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第1—98页的篇幅。与第一个版本不同的是，第二个版本的结构作了一些调整，此外，还添加了106条批语（其中有25条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概括，27条是对摩尔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约·布·菲尔所著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于1880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于1881年对此书进行摘录和评注。此书摘要与摩尔根和梅恩两本书的摘要用的是同一个笔记本，写在第128—154页上。马克思在摘录和评注时并用了德文和英文两种文字。马克思对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的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亚非人民》1964年第1期、1965年第1期、1966年第5期，后来用原文发表于《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
《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于1972年，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用原文第一次发表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中。马克思对这部著作所做的摘要写于1881年，写在与马克思稍前所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同一个笔记本的第159—196页上。在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该书作者（家长制理论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观点进行了认真地批判。在叙述梅恩著作的同时，马克思添加大量的评注，这些评注反映了他在读摩尔根的著作后所做出的一些结论。马克思除了叙述梅恩的内容外，还引用了其他作者关于爱尔兰和印度的社会制度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许多场合帮助解释了梅恩对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歪曲和错误解释。
马克思于1882年用德文和英文对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进行摘录和评注。“拉伯克笔记”在大开本的笔记本里占8页。原文首次发表同上。马克思在摘要里所加的评注，涉及的主要是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以及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在摘要中，马克思对作为“民族学进化论学派”重要代表的拉伯克观点进行批判，这反映着马克思在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笔记》的西方版本主要是阿森版。第一个系统整理出版马克思有关人类学笔记的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劳伦斯·克拉德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潜心研究，最先发现马克思的《笔记》原件。1972年，他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为书名出版了马克思晚年关于四个人的人类学笔记，即《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解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之后不久，克拉德又整理出版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克拉德对马克思这些手稿进行编译、加工、整理、注释并撰写长篇绪论，最终将之命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这一笔记共208页（八开本），约合中文40万字。《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于1972年由荷兰阿森市范·戈库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74年再版。不久，《笔记》又被翻译成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这使得其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对这一笔记的极大关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