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龙
任何一个民族，在旧年向新年交替之际，都要选一个日子举行纪念活动，这个日子一般被称作年节或者新年。中国的年节古称元旦，今称春节，山西人习惯称过年、过大年等。
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对年节时间的选择上也各不相同（如缅甸泼水节；泰国宋干节；柬埔寨、尼泊尔公历4月中旬的光明节；伊朗的春节为公历3月下旬的诺鲁兹；菲律宾把纪念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就义日公历12月30日作为年节；日本以前也有元旦、春节，与中国相似，近年改元旦；埃塞俄比亚在雨季结束即将收获的9月上旬过年节；欧洲许多国家以公历元旦为新年，但活动气氛远不及圣诞节……）。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集体，不同民族风俗文化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年节与年俗的历史渊源
从总体上讲，节日的起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明确、固定的日期；二是在这个日期中有相沿成习的风俗活动。怎么理解这两条呢？
在天文历法还没有形成的远古时代，人们没有共同遵守的时间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形成人们共同的节日，正所谓“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随着天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历法，人们按照这个历法共同安排生产劳动与生活，这就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的历法，现在仍然通用阴历和阳历，简单讲，阴历依据月亮的圆缺周期计算月份长短，以此为基础形成使用了几千年的历法，即我们通常说的阴历、旧历、农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包括长江流域的大范围内，流传着夏历、殷历、周历三种历法，三种历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即一年开始的月份不同。周历的正月以冬至所在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即阴历的正月为岁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以建亥之月，即以夏历十月为岁首，但在广大民间认为夏历比较适合农事季节，所以秦代并不把十月称为正月，也不改夏历正月为四月。汉武帝改用太初历，实际上仍是夏历。此后大约两千年间，除了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改用殷历，唐武后和唐肃宗时一度改用周历之外，一般都沿用夏历。
节日并非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愿望，没有相通的信仰与追求，没有约定俗成的禁忌与规矩，仍然不可能形成节日。假设某个节日只有明确的时间，却没有人们共同参与，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活动，那么，这个节日也就不成为节日了。
商周时代，上述两个条件开始具备。在黄河流域，谷物一年一熟，最迟到了东周时期，“年”的概念还只是表示谷物成熟。大约在西周时期，“年”字的含义就引申为表示时间的用语了。最初的过年，只是先民们庆贺五谷丰收和祭祀谷神的活动。虽然在当时，人们“过年”的活动并没有固定的具体日期，一般选在秋后或冬季农闲时间举行。但从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已具备了节日文化所必需的风俗雏形，这种风俗主要是春社与秋祭（秋报）的集体活动。但是，人们还没有形成年节的观念，人们把祭祀土神的春社，看作是预测新一年收成的重要活动，对未来充满着期盼，而把秋祭当作酬谢神灵并借机饮酒娱乐的时刻。
这些内容在历史典籍中记载得非常清楚。周代制度规定25家为一里，里必有社，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祭祀，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祭祀礼仪。据《周礼》记载，元日举春社，卜来岁之稼。秋祭日，祭牛羊，不治事，酒食燕乐，手舞足蹈。社，最初是土地之神，延伸为祭祀土神之所，如社宫、神庙。社又是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称乡社，“二十五家为社”，延伸为志趣信仰相合者结成的团体，称为社团。社还具有时间的含义，祭祀土神的那天，亦可称为社日或干脆简称为社。我们常说“社火”这个词，其中“社”的含义前面说得很清楚了，“火”这个字古代与“伙”通用，古代兵制“十人为伙”，唐代征用工匠时曾改为“五人为一伙”，古人最初把春社迎神祭祀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称为“社伙”，宋代出现了“社火”这个词。范成大在其诗注中解释道：“民间鼓乐谓之社火”。后来，人们习惯把年节包括元宵节各种露天表演的歌舞杂戏、花灯旺火等都统称为社火，流传至今。
春节风俗起源于古代祭祀，这是春节风俗的一个重要起因。春节风俗产生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文化娱乐的需要，生产劳动者需要适时休养生息，需要调剂生活，需要发挥个人的审美创造力。所以，充满智慧的劳动者以酬神娱神为由，不失时机地从中获得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享受。汉代后确定在农历正月举行春社活动，并形成了岁末岁首“节民劳、和民气”、“烹羊炮羔”、欢娱燕饮的民间风俗。同时，在劳动者的参与和推动下，春节风俗越来越趋于娱乐化，酬神娱神的成分越来越淡。
在远古民间传说中，“年”又是一种危害人类的怪物。过年，则是驱除怪物的集体行动，由除怪活动而产生的诸如挂桃符、燃柏枝等习俗流传久远，并发展演变成了贴春联、点旺火、燃爆竹、闹社火等风俗活动。随着过年习俗的发展，许多禁忌和讲究也揉入其中，形成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接福纳祥、驱邪避恶为目的的风俗系列。
民间的春节风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事象，在饮食（吃喝）、服饰（穿戴打扮）、避凶趋吉（门神对联、旺火爆竹等）、敬神祭祖（送灶神、迎喜神、拜神祭祖等）、娱乐（社火花灯、秧歌戏曲等）以及家族礼仪、社会交往礼仪（拜年、压岁钱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又有着各自的起源和传承、发展。
年节在农耕社会中得以稳固发展与传承，尤其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民间普遍认为“百节年为首”。所以，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简要地讲，中华民族春节风俗的许多重要元素，产生或形成于商周时期；汉代把春节（春社）纳入国家规定节日，并与上元节（正月）联系在一起，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涵；唐宋两朝春节活动登峰造极，春节风俗从乡村发展至城市并日趋成熟；明清至今，春节风俗相对稳定，大致经历了持续、变异、衰落与复苏的阶段。
异彩纷呈的山西传统年俗
山西农村普遍流传着“受了一年，就盼过年”的谣谚。不论你是否飘零他乡，也不论你是士学工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山西人的传统习俗。
每逢春节来临之际，千家万户早早都忙得不亦乐乎。流行在晋中祁县的“腊月忙”民谣具有一定代表性：
腊月二十三，打发灶王上了天；
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上字；
二十五，揩抹打扫寻笤帚；
二十六，提上篮篮割下肉；
二十七，关住门门洗了脚；
二十八，家家户户胡拾掇；
二十九，提上坛坛打下酒；
三十日，角儿（饺子）捏下三笸箩。
（各地都流行类似的年节歌谣，如河北卢龙县民国年流行民谣：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对联，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蒙香斗，三十日耗油儿。）
山西人管腊月二十三是“过小年”。因为从这天起，灶王爷上天了。平时，这位灶君监督百姓一举一动，谁抛洒米面了，谁乱动刀剪杆杖了，谁讲怪话发牢骚了，每年都要上天打小报告，老百姓对它又敬又畏。过了腊月二十三，这个讨厌鬼不在家了，人们心里踏实了许多，便认为是“诸神上天，百无禁忌”了。于是，此时娶媳聘女不再像往常那样严格地选日子时辰，形成了山西民间俗称为“赶乱婚”的风俗。人们打扫厅堂、置办年货、宴饮娱乐等等，都可以随心所欲，民间又俗称为“赶乱年”、“闯乱岁”。
贴春联、贴窗花是年节中最生动活泼、最有文化气息的风俗。贴春联，山西俗称“贴对子”；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身份，都有不同的文字内容；很长时期中，无论城乡，无论贫富，每逢年节人们都要请先生书写春联，对于民众来讲，这是一件十分认真而虔诚的事，是民众普遍重视的文化活动，体现着他们内心的祈福与追求（许多农户还为牲畜棚、鸡圈狗窝贴对联，均寓有“保平安、求兴旺”之意）。
山西民间窗花，地域特色鲜明，内容形态极为丰富，只要是老百姓熟悉而感兴趣的事物，几乎都是窗花创作的依据；至今流行于吕梁山区的中阳民俗剪纸、流行于晋北广灵与灵丘的染色剪纸、流行于晋南和晋中广大区域的民间剪纸，都是发端于年节、蕴含丰富信息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山西民间还流行在门楣上张挂彩色门笺的风习，通常是四张彩纸上书写“天官赐福”、“迎喜接福”、“喜迎新春”、“风调雨顺”之类的词句。它与春联一起，形成了民间直接以文字形式彰显节日喜庆的风俗事物，具有色彩强烈、词句朴实、寓意明显的特点。
除夕守岁是年节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表现了两千多年来农耕社会中普遍而执著的民众信仰与祈福心理，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民间一直盛行在除夕进行驱逐疫病厉鬼的活动，戴着面具、手执长矛，边跳边舞；汉代时这种活动成为宫廷的重要仪式，并代代相传下来，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傩舞”。简单地说，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吃“年夜饭”、放爆竹驱鬼邪、祭酒敬神敬祖、熬着度过这个“一夜连两岁，五更分二年”的时刻。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无边的遐想和期望，怀着对“各路神仙”隐约不安的尊崇心理，举止言谈都不由自主地罩上一层神秘而肃穆的色彩。如今，人们在除夕之夜仍然全家围坐一起，吃年夜饭、看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在交子时分点燃爆竹烟花，内心里仍然会默默地祝福新的一年吉祥太平、万事如意。
很长时期中，大年初一第一件重大的活动就是凌晨点旺火、接神。民间俗信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等诸神上天，初一五更要回来和人们共度年节，因此民间讲究初一五更时分要接神。后来人们越接越早，清末民初许多人家一过子夜就开始接神，俗以为晚了接回来的就是懒汉神，对一年中的农事活动不利。接神时，男性家长率几个子孙端上事先摆好的供盘香表，等到院中点燃旺火，众男子磕头叩首接神。旧时接神，场面肃穆庄严，妇女儿童不得言语嘻闹。这项活动如今在城乡中很淡薄了。
春节这一天，山西同黄河流域许多地方一样，家家习惯吃饺子。吃饺子习俗早在汉代就已有之（三国时便有角子、扁食之称谓），山西民间对春节吃饺子又有许多附会。煮饺子时要放鞭炮，烧柴要用芝麻秸，意味着新的一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饺子要多煮些，吃得剩下，意为年年有余。饺子煮破了不能说“破”，要说“挣”或“赚”了，有的农户故意煮破几个，主妇向家人连连报说“挣了、挣了”以为吉利。盛饺子每人一碗之外还要多盛一碗，意在希望家中添丁。捞饺子时，不能全部捞出，要留几个看锅饺子，意喻取之不尽。全家人围坐一起吃饺子，有人吃出包有莲子的饺子，表示连年有余；吃出包有红枣的饺子，表示早交好运；吃出包有硬币的饺子，表示财运兴旺等（各地又有油糕、年糕、花馍等年节食俗）。
天亮后祭祀神位和祖宗。家长带领全家依次给各神位点蜡、敬香、摆供、敬酒，三跪九拜。设在院中的天地神谓之全神，神龛上书“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供品最丰富。晋西北地区，习惯摆五盘炒菜、五盘凉菜、五盘干鲜水果、五盘油炸小吃、五盘特制花馍，取五福来临之意。晋南习俗，供神讲究全猪全鸡。全猪用猪头、四蹄、一尾代替，乃古代三牲祭之变异（猪牛羊、猪鸡羊）；鸡则取其谐音吉利。祭祖宗的隆重程度与祀神一样，家长率全家男子向祠堂或家中的祖宗牌位祭祀。祭祖毕，当场按辈分大小，晚辈依次向长辈拜年。
拜年是春节活动中重要的家族礼仪与社交礼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拜年可分为家拜、近拜、远拜和团拜等形式。家拜是一家人中小辈给长辈磕头，如今多数地方是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近拜是给本村未出五服的长辈拜年，进院要先拜神祖，然后给长辈磕头。远拜是本村亲朋好友间的互拜，只拜人，不拜祖。五服之内须面拜，亲友则可让子弟代贺。旧俗晚上去者，谓之拜夜年；初十之后去者，谓之拜灯节。清末至民国时期，同辈相见拜年要拱手作揖以示礼貌；晚辈拜年时要先到祖先神前叩头请安，然后再向长辈磕头。晚辈给长辈拜年后，长辈要给晚辈未婚子女“压岁钱”。
民间拜年风俗对社会礼仪的演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城市中形成了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内的团拜风习，年节假期一过，人们上班时相互贺节拜年、道喜祝福；有些行业春节不能休假，领导及亲友也会组织现场慰问、共庆佳节，是谓团拜。
正月初一作为一年的第一天，禁忌颇多。山西农村讲究早上不动风箱，不动笤帚，不倒垃圾，初五以内不能往院里泼水，妇女不动针剪，男子不干农活，孩子不能哭喊，说话都说吉利话，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忌打碎碗碟。这些禁忌毫不影响农事活动和人们的生活，反而为农民尤其是妇女提供修身养息的时机。老百姓创造这些禁忌时，十分注重实用性，并不让禁忌束缚手脚，妨碍正常的生活。比如，万一失手打碎碗碟，不要说话，悄悄将碎片捡起来扔到井里或窖里，意为破财不外流。比如，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马上朝地面唾口唾沫，或跺跺脚，也会消除禁忌。如今的人们更加聪明，无论年节或平时，遇到失手打碎碗盘的，都会不失时机地说几声“岁岁（碎碎）平安”。人们对付触犯禁忌的行为自有一套“破解”的方法，一来求得心理平衡，二来趁机增添喜气。
山西农村中，讲究春节鸡鸭不出窝，喂好饲料，关好圈门。晋北地区春节这天忌挑水，而晋南一些地方却讲究初一或初二要从外面挑一担水回家，象征着招财进宝，如今许多地方的这种忌讳和讲究都不太严格了。过年遇到乞讨者，要给完整的馍或麻花。这些都表示安安稳稳地把年过好。
山西历史上长期交通闭塞，文化交流十分迟缓，因而形成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现象；甚至相隔几里地的人们，方言语音都不一样。往往在同一个节日中，各地会出现不同的风俗习惯。
比如，初二日，山西大多数地区开始走亲戚。晋北和晋中妇女多在初二回娘家，民谚有“正月初二路上看，尽是小生和小旦”，这正同如今正月初二上午满街巷偕夫牵儿回娘家的城乡景观相映成趣。晋南许多地方在初三回娘家。大同一带则有正月初一接待女婿的习俗。晋南的新绛，初二是娘家人去看望出嫁的闺女的日子，去时抬着食箩，担上食盒。山西万荣农村视初二为鬼节，今万荣县人初二仍不出门拜节而在家祭祀。晋中祁县也有出嫁女子初二祭去世父母之习，故不能在这天回娘家拜年。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也有称之“送穷节”的。晋北地区，民间用彩纸剪成人形，让小孩去街上相互交换。把自己的纸人送给别人，称为“送走穷媳妇”，把别人的换回来叫“得到有福人”。朔州一带则剪彩纸作女子形，于五更送之街头丢弃，曰：“送穷媳妇出门”。寿阳县也有剪纸作五穷妇丢弃门外之习，谓之“送穷”。这些习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鄙视妇女的宗法观念在民众中的恶劣影响，许多人把家境好坏归罪于娶进门的媳妇身上，于是附会形成了此习，如今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极大地提高，“送穷”习俗已成为民间一种普遍的娱乐形式和禁忌遗存。过去，晋西北地区许多村落，太阳出来要掀起炕席，打扫炕土倒掉，称为“送穷”。晋东南则习惯将烂衣破衫扔到院墙外。当地人传说古代高阳氏之子正月里穿一身破烂衣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来惨死在街头。民间遂扔衣表示祭祀，故称“送穷鬼”。晋南民间传说古时有个人家生下一男孩，穿上新衣就哭闹，不是撕破新衣就是故意在屎尿中打滚，人皆呼其为“穷子”，所以晋南有些地方在这天掏院厕将粪送出门外，称“送穷子”。山西大部分地区，将初一以来积存的垃圾于此日倒掉，亦谓之“送穷”。这些习俗，反映了过去人们对穷苦生活的恐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过了初五，春节期间所有禁忌开始解除。破五以后人们开始干活，过年的气氛日渐稀疏，所谓“五日年下”即是指此。
如今的春节，实质上已和元宵节融为一体了。在山西广大城乡中，老百姓普遍认为过了正月十六才算真正“过了年”。
山西的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声与高潮，元宵节的社火活动，几乎汇聚和展示了各地民间表演艺术以及民间工艺技艺的全部精华。总的说来，春节是民间百姓尤其是庄稼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时值农闲，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借此放下一切农活，休养生息，娱乐身心。春节的种种禁忌，于农事毫发无损，反倒给人们的休闲娱乐提供了机会，这对于来年的辛勤劳作大有裨益。在春节期间，一旦不留神触犯了禁忌，人们也会有许多相应的破解方法，表现了庄稼人的务实精神和聪明智慧。
如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交流，农民进城务工、农家子弟在外读书工作的越来越多，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广大农村。春节不仅成为合家团圆的隆重节日，也成为城乡信息交流的重要时刻。远在异乡的亲朋好友通过日益发达的电讯网络互相拜年祝贺新禧，为传统的新春佳节绘上时代的色彩。
山西年俗与文化遗产保护
山西春节风俗中保留有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经过多年的挖掘与抢救，一批山西年俗中的文化遗产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保护。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西省有94项名列其中。山西省人民政府也相应公布了两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271项。
在山西省94项国家级项目中，与春节风俗相关的至少有近50项。
1.工艺技艺类
平阳木版年画（临汾）、中阳剪纸、广灵染色剪纸、阳城焙面面塑、闻喜花馍、面塑（定襄、新绛）、柳林盘子会等等。
2.社火类（音乐歌舞表演类）
晋南威风锣鼓（临汾）、太原锣鼓、平定武迓鼓、襄汾天塔狮舞、翼城花鼓、稷山走兽高跷、潞城赛社、绛州鼓乐、上党八音会（长子县）、文水瓜子、晋北鼓吹（阳高、忻州）、壶关秧歌、临县伞头秧歌、汾阳地秧歌、寿阳爱社、祁太秧歌、徐沟背铁棍、万荣抬阁、代县峨口挠阁等等。
3.戏剧曲艺类
晋剧（省）、上党梆子（长治）、蒲州梆子（临汾、运城）、北路梆子（忻州）、孝义皮影戏、孝义碗碗腔、孝义木偶戏、上党落子（潞城、黎城）、运城眉户、左权开花调（左权小花戏）、河曲二人台、道情（右玉、临县、洪洞）、大同罗罗腔、大同耍孩儿、临猗锣鼓杂戏、潞安大鼓、朔州秧歌戏、原平凤秧歌、襄武秧歌、朔州赛戏、襄垣鼓书、沁州三弦书等等。
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乃至思想、信仰、风俗、心理各种角度记录或诠释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其中大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具有明显的历史与科学研究价值，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诸多学科珍稀的活化石。
在人类迈入21世纪的今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山西民俗文化的民族特色也受到冲击，许多民歌、舞蹈、戏剧、曲艺的地方特色被发达的文化传播媒介和西方的摇滚劲舞淹没（例如，祁太秧歌在春节文艺活动中才能偶尔看到，襄武秧歌至今已没有一个专业的团体班子），许多传统手工艺被先进的科技手段替代，许多传统饮食和风味小吃习俗被潮涌而来的西方快餐文化冲淡，许多属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被城市改造而拆毁（太原柳巷一段从钟楼街至鼓楼街，许多老字号的古朴风韵永远消失了：清和元、双合成、乐仁堂药店、华泰厚等，它们在此百多年的传奇故事从此画上句号）。在山西民间社火方面，许多传统工艺和民间艺术的传承后继乏人，许多口传心授的绝技面临灭亡，许多秧歌曲调和曲目已经流失，许多民间表演形式濒临失传（比如，“徐沟背铁棍”的制作工艺，传承人青黄不接；命运更糟的还有许多……）。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说到底，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民间社火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它从一个侧面昭示着灿烂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河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类型之一。因此，促进山西民间社火的保护、继承和发展，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客观需要，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建设山西文化强省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人，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都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关切它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表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感情。民间社火以其独具魅力的民族特征、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稳定性，成为联系中华民族情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桥梁和纽带。
每当中国传统的春节来临，世界各地华人都会顿生思乡思亲之情；每个中国人置身于传统文化节日之时，都会洋溢着祈愿吉祥和平、向往美好未来的思绪。在春节、元宵节民间社火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每个中国人都会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与纷争，为新的一年奋发图进构思着无尽的遐想与憧憬。
近十年来，民族民间文化逐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不仅政府部门、社会科学部门，甚至企业单位、茶馆酒楼都在打造文化品牌，非常热闹。其中，山西春节风俗中的民间社火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即地域特色、民俗文化特色、大众艺术特色、喜庆与娱乐特色以及贴近生活的亲和力等等，对省内、外游人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文化震撼力。山西春节风俗尤其是丰富的民间社火，作为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已经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山西年俗与移风易俗
风俗一经形成，便有着相对稳固的传承性。移风易俗就是要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传统的风俗习惯进行审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摒弃封建糟粕与陈规陋习，倡导健康、科学、文明、和谐的民间文化氛围。这是世界各民族风俗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趋势，也是建设山西文化强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移风易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由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如春节习俗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她已经历了千百年的变化发展，从商周时期官方的社祭活动发展演变为汉代的法定假日，唐宋形成繁华热闹的年节，明清以来又与元宵活动融为一体，各个时代都赋予春节以不同的时代特征。
国家或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民间风俗，比如做出规定限制或倡导某某节日（时间或活动内容），对移风易俗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风俗是民间长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定程度上表达着民众生活观念与审美心理。因此，移风易俗首先要符合民意、符合实际，要在取得民众的普遍认同的基础上、发挥民众的积极性，才能循序渐进地改变风俗。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风俗习惯已经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比如，腊月二十三祭灶的麦芽糖、黑豆干草，大年初一清晨的接喜神活动、祭祖习俗，乃至大量的民间手工艺等等，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反映了科学的进步。哪些民间风俗属于文化遗产需要恢复与保护，哪些风俗事象的消亡属于社会进程中正常的自生自灭，需要政府部门及相关文化领导机关进行规划与提供支持，文化工作者提出准确可行的意见，最终由广大民众抉择。
移风易俗的本质是健康、科学、文明、和谐。这是任何民族风俗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趋势。